作者：劉昕 ▪ 夏驥

在各種數字化前沿創新概念的外衣之下，離不開與“人”“地”“錢”“技”等傳統要素的關係處理，任何一對關係處理得不夠恰當，都會影響到規劃概念的實施。

作爲加拿大的兩座典型城市，蒙特利爾和多倫多近年來規劃了兩個全球知名的“數字城市樣板區”——“Sidewalk Toronto”（多倫多未來城）和“Quartier des Spectacles”（蒙特利爾娛樂區）。前者前期規劃聲勢浩大，卻最終胎死腹中；後者獲得巨大成功，推動了整個城市數字相關的產業技術的發展。我們分析了兩座典型城市的規劃落實過程，進而窺探如何打造成功的數字城市樣板區。

多倫多未來城位於多倫多市安大略湖東部湖濱地區。2017年，代表政府方的濱水復興公司（Waterfront Toronto）（下稱“濱水復興”）和谷歌母公司Alphabet旗下的城市創新子公司Sidewalk Labs（下稱“Sidewalk”）宣佈合作開發未來城，作爲智慧城市的“新技術試驗田”，總體規劃面積爲190英畝（約0.7平方公里）。經過幾年的實踐，項目遭到了來自市民和專家的廣泛批評，加上新冠疫情等因素增加了項目在經濟回報上的不確定性，Alphabet於2020年7月宣佈終止。

蒙特利爾娛樂區是坐落在蒙特利爾城市東部的一處藝術文化區，面積約1平方公里。從2002年提出規劃構想，20年間逐漸形成了世界級的文創街區，是蒙特利爾爵士節等主要文化節慶活動的舉辦場所，爲城市提供了將近1萬個文化創意相關就業機會（整個城市約400萬人）。

兩個片區均位於國際大都市的核心區域，規劃面積相仿，都提出了依託數字技術的場景化推動科技創新、創造就業、提升居民生活品質等宏偉願景，然而兩者在落地過程中卻有着截然不同的命運。“數字城市樣板區”作爲智慧城市的試驗田，在各種數字化前沿創新概念的外衣之下，離不開與“人”“地”“錢”“技”等傳統要素的關係處理，任何一對關係處理得不夠恰當，都會影響到規劃概念的實施。

“數字化”&“人”

一方面，不同的數字化主體疊加未必能協調好政府-企業-市民之間的關係。

就多倫多未來城而言，代表政府方的濱水復興成立於2001年，負責多倫多濱水區域的復興，包括公共交通、地產開發、棕地修復、水系提升等事務，具體的項目開發由其他公司機構完成。由於政府方往往缺少私營企業的財力和專業技術，通常更多起到協調與合作的作用。代表市場方的Sidewalk是一家通過科技方案來改造城市爲目標的公司，包括提升城市基礎設施、降低住房成本、提升交通效率、降低能源消耗等事務。

事實上，北美的科技公司對智慧城市這一理念謀劃已久，在紐約和波士頓等城市都開展了一些局部的智慧城市場景應用，如智能傳感交通燈、路障感知APP等，但一直缺乏一個全方位應用數字科創技術的“從零開始”的項目。多倫多濱水區域的中區在濱水復興的主導下，已經更新成爲一個充滿活力和美麗景觀的標誌性項目，然而東區仍然是一片由廢棄的工業場地和破舊的停車場組成的空白區域，這使其成爲一塊理想的“試驗場地”，Sidewalk對它的最初構想爲“全世界第一個基於互聯網建造起來的社區”。

從市民的角度，城市規劃是公衆事務，主要應由政府和市民參與，必須以公共利益爲中心，代表市民的需求。而當城市發展的邏輯主要由一個公司的複雜算法所操控，決策基於公司收集的數據所作出時，市民生活便容易爲私人利益所主導。雖然Sidewalk開展了一整年面向社會的公共諮詢，但整個城市規劃的過程並未在市民層面完全做到透明公開，而與政府之間的協議最終在土地、資金等方面，也有諸多重大分歧。最終，市民反對的呼聲越來越大，併成立了名爲“Blocksidewalk”的抗議大本營。政府-企業-市民三方目標訴求難以協調，最終導致了規劃的流產。

另一方面，數字城市“合夥人”制度也許是凝聚多元力量的有效方式。

蒙特利爾市政府於2003年牽頭成立了“PQDS合夥人”（Partenariat du Quartier des Spectacles），作爲一家非營利機構，由85位來自文化、教育和商業等多元領域的成員構成，兼納了政府與社會的力量。PQDS在項目中既是業主，又是項目管理方，還是場地運營方，負責制定場地中的文化創意公共設施的建設和改造計劃，並對開發過程進行經費管理。這樣多維度、多環節的深度參與，使得PQDS可以將規劃願景更好地貫穿於項目全程，多重身份也有助於對複雜的項目需求進行統籌協調；但PQDS本身並不進行創意內容的生產，也不會對內容創作進行干涉。例如，在娛樂區中心的藝術廣場上，PQDS委託設計了九根特別定製的燈柱，除了常規的街區照明外，還能夠讓現場表演活動在廣場的各個角落發生；同時在燈柱的地下佈滿光纖，並就近設置整體控制系統。由此，廣場的燈光系統兼具高度的控制力和靈活性，讓蒙特利爾娛樂區呈現出極致的文化藝術表現力。

由此可見，當今的科技公司越來越熱衷於參與城市的建設和發展，併產生了權力不均衡的現象。一方面，有實力的科技公司纔有能力開展尖端的數字創新研究；另一方面，政府渴望快速發展當地的數字經濟，但政府在其中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往往缺乏清晰的認識。這就要求在“人”，也就是組織者和參與者之間形成強大的統籌力量，並保持各方力量的均衡，並對“數字化”的“控制”和“創新”之間劃定合理的邊界。

“數字化”&“地”

一方面，數字化在推動城市更新過程中要促進階層融合、防止階層分化。

多倫多未來城的原有構想中，希望跨越社區“紳士化”的過程，直接成爲“智慧城市”（在城市更新過程中，舊區重建往往會引起地價及租金上升，引來較高收入人士遷入，並取代原有低收入者，形成“紳士化”現象）。但從實際來看，在城市中要滿足各種“數字化”設施的應用，需要重新建設大量高價的公寓和小戶型，而低收入者的舊住房無法支撐同等程度的智能互動，這意味着多倫多未來城在“數字化”方面所取得的創新成就只能溢出到富裕羣體所居住的區域，進而加劇了社會不平等。

蒙特利爾娛樂區原爲三塊空間割裂、特質各異的區域：西邊是藝術廣場，中間是St-Laurent大道（劃分蒙特利爾英語區和法語區的邊界），東邊是拉丁區（學院機構和夜生活的聚集地）。三塊區域之間夾雜大量閒置土地和建築，由於缺乏管理，充斥着各種社會問題和犯罪事件；同時由於房租價格較低，也吸引了大量藝術家，特別是音樂領域的人才前來居住，爲數字文創產業發展提供了“人才土壤”。蒙特利爾娛樂區的改造在三塊區域之間創造了大面積的高品質公共空間，連接了三個原本割裂的區域，也促進了分散在城市中不同背景、不同階層的市民的融合。

另一方面，數字化改造要能夠滿足市民對城市空間的真實需求。

多倫多的市民認爲，數字技術只是提升城市品質的附加手段，對未來城市空間的期待更聚焦於基本的層面，例如“更安全的街道”“更可呼吸的空氣”“更多的步行空間”等。儘管各大科技公司都懷着運用數字高科技變革城市的野心，但面對“智慧城市”所提出的各種光鮮前衛的理念，多倫多的市民們心存懷疑，覺得是企業向政治家販賣高科技包裝理念，用於獲取土地發展房地產的噱頭。

蒙特利爾娛樂區在推進數字場景應用時，充分考慮創意人士的創作和展示需求，運用數字燈光技術提供多元化的視覺空間。每天從日落到夜間11點，多姿多彩的建築立面成爲數字創意視覺藝術的放映背景，每隔一段時間都會更新數字創意作品；富有個性的燈光藝術裝置也佈置在20多個建築空間中，與每幢建築的獨特個性交相輝映。同時，蒙特利爾娛樂區對全區的街燈進行改造，通過材質、形狀的變化和數字控制技術，使人們行走其中能感受到音樂般的韻律。

由此可見，城市作爲公共空間，城市“數字化”的成果是否爲公衆所共享，取決於它們是否有足夠的“公共性”：當數字化應用在使用空間範圍上產生差異，就容易產生壁壘，加速人羣和階層的分化；而脫離了公衆需求的智慧城市，則容易成爲少數“技術愛好者”的狂歡。這就要求“數字化”除了做到在線上實現互聯互通，也要在土地空間上做到足夠的開放共享。

“數字化”&“錢”

一方面，數字城市建設的根本要求是要帶動數字科技產業的發展。

儘管多倫多未來城的建設不算成功，但就數字經濟而言，還是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多倫多本身是典型的移民城市，而移民是科技發展的動力；同時多倫多大學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處於領先地位。多倫多的數字人才和產業基礎爲未來城的誕生提供了土壤；未來城規劃方案中所描述的智慧化場景，也爲數字科技產業發展提供更大的舞臺。在未來城建設之初，Sidewalk孵化了一些早期項目；後期儘管項目中止，Sidewalk並沒有完全解散，一方面作爲投資者投資了Ori、VoltServer等在城市創新科技上具備發展潛力的公司；另一方面也打造了Pebble（停車傳感器）、Mesa（節能傳感器）、Delve（智慧地產方案工具）和Affordable Electrification（家庭節能）等產品，成爲谷歌城市可持續發展領域的核心業務。

蒙特利爾作爲加拿大最重要的經濟中心之一，創意產業爲城市經濟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娛樂區則是城市創意產業中重要的一極。其中的“城市數字實驗室”成爲全球知名的數字創新創業平臺，推動創新創業者之間的互動與合作，使得蒙特利爾娛樂區成爲一個真正的數字創新社區。在這裏，大學媒體學院的學生可以進入一個巨大的露天實驗室，將自己的知識和創意應用到現實世界中，並在前沿研究的基礎上創造產品。同時，蒙特利爾也是衆多遊戲巨頭聚集的城市，包括世界知名的育碧、EA、華納兄弟、Gameloft、動視等公司，中國的網易、騰訊、米哈遊等公司也在蒙特利爾開設了遊戲工作室。“城市數字實驗室”所提供的人才和技術資源支撐着遊戲產業相關的影視特效、動畫、音樂、音效、軟件和培訓等行業。以遊戲爲龍頭的數字創意新經濟讓蒙特利爾得以從傳統制造業轉型，特別是在疫情的衝擊下，很多人不得不待在家中，人們轉向視頻遊戲來打發時間，促進了遊戲產業逆勢增長，爲蒙特利爾在疫情之下的經濟增長提供了良好支撐。

另一方面，數字城市建設要注重投資與運營成本的平衡。

多倫多未來城規劃伊始，濱水復興計劃開發的Quayside區域只有12英畝（約0.05平方公里），但在2019年Sidewalk提出的規劃中，規劃面積擴大到190英畝（約0.7平方公里），因爲“只開發核心區在財務上可行性較低”。這與濱水復興的預期相距甚遠，而事實上規劃中擴大範圍區域的開發權並不屬於濱水復興。同時，受新冠疫情影響，谷歌2020年第一季度淨利潤同比下降18%，這表明 Sidewalk多倫多項目很可能無法獲得谷歌的資本支持。另外，多倫多近年來房產價格一直處於下跌趨勢，按照預期，到2030年多倫多房價將下跌15%，未來城項目將處於相當嚴重的虧損狀態，從而增加了回報預期的不確定性。

蒙特利爾娛樂區擁有80餘家文化場館、30多家演出場所，每個月有100多場藝術展示活動，在活動舉辦的高峯期，一天的活動排期就可以超過50場；同時每年都會開展各種主題的競賽，邀請藝術設計領域的參賽者參加，其中不乏頂尖創意的項目。這樣高頻次與高質量的活動，帶來了大量的人流和經濟收益。基於多年耕耘形成的影響力，蒙特利爾娛樂區現在已經有了穩定的客羣收益，在此基礎上開展的數字化改造，加上政府的補貼，足夠維持數字化場景自身的運營與發展。

由此可見，城市的數字化改造毫無疑問將對整個區域的產業帶來較強的“催化”作用，也能夠促進各種新興技術的發展變革，但在實操層面上，數字城市終究要靠具體的項目來落實，這樣的項目往往相對傳統開發項目投資額更大，需要結合當下形勢充分考慮項目投資與回報的平衡，在“數字化”與“錢”的關係上，做到“抬頭望天低頭走路”。

“數字化”&“技”

一方面，數字城市建設應當考慮巧妙的介入方式。

多倫多未來城打造的是一個“萬物互聯”的智慧城市，運用各種電子傳感器，從城市公共設施中收集數據，並在各種城市事務中進行資產管理和資源配置，包括交通運輸系統、水電設施、犯罪偵查、醫院學校和社區服務等。在這個過程中，由於涉及大量的市民個人數據，相關的隱私問題也隨之而來。雖然Sidewalk爲保證數據收集與使用的公平與透明，採用了第三方機構，但是這種方法仍然受到了多方質疑：代表政府的濱水復興和法律機構認爲數據管理規則的制定方應該是政府而非企業，且應該由政府方首先制定相對完整的數據使用和監督的立法框架；公衆層面則對企業常態化收集大數據表達了強烈的反對，尤其擔憂企業利用收集的居民數據盈利。

蒙特利爾娛樂區則主要通過“數字化”對街區進行硬件設施的改造。娛樂區的“城市數字實驗室”擁有強大的數字基礎設施，其核心是一條覆蓋全區的光纖網絡，將所有的公共空間和各種專業性的公共娛樂設施連接起來，顯著提高了數據傳輸速度，提升了文化活動舉辦效率，降低了運營成本，改善了觀衆體驗度。同時，光纖網絡還連接到魁北克大學蒙特利爾分校、魁北克國家圖書檔案館和蒙特利爾文化藝術廣場等大量的本地機構和文化場所，創造了各種數字化的互動空間。

另一方面，數字城市建設要能夠帶來更好的城市生活。

多倫多未來城描繪了一幅充滿前沿構想的智慧城市藍圖：垃圾箱能夠自動分離可回收物品，並對產生的垃圾進行定量收費；氣象傳感器能夠自動探測未來的風雪天氣，並提前加熱人行道以及時融化冰雪；交通燈能夠自動檢測當前的交通擁堵狀況，並實時調整交通信號以舒緩高峯期的交通堵塞。這些系統收集的數據反饋能夠進行智能化的學習，爲城市運行提供更優化、也更理性的運作模式，成爲Sidewalk提出的“全世界最可度量的城市”。然而人們也擔憂，當日常生活變得“智能化”與“自動化”後，城市裏大量人與人的互動會被削減；而城市的獨特之美也在於複雜的人與事件碰撞中的出現的偶然和驚喜，太過有秩序的未來也許會讓城市喪失原有的溫度與人性。

蒙特利爾娛樂區在城市中央創造了一個“朝九晚五、兩點一線”之間的中間區域，人們可以在上下班的途中欣賞充滿創意的數字化建築立面和街頭藝術設施，觀賞或直接參與藝術廣場的表演活動，並從中接收到積極的能量。這種效果在疫情中表現得更爲明顯，長期被要求居家隔離的人們越來越希望在現實的城市空間中找回一絲生氣，娛樂區也更多地與鄰近街區聯手，運用藝術裝置點亮街區。

由此可見，數字化技術應以何種程度和方式介入城市的規劃和運作中，使城市是在被“數字化”賦能而不是被異化？數字技術、城市空間和作爲這兩者的使用者——人之間應該以什麼樣的方式共存？人們生活在數字化後的城市中感到更加快樂，還是像《美麗新世界》裏描述的那樣，是被設定地“被快樂着”？“數字化”與“技”之間，不僅僅是技術問題，而是牽扯到政治、倫理和哲學等方方面面，這也是後續所有的數字城市建設所需要面臨的問題。

總結與展望

多倫多未來城和蒙特利爾娛樂區的案例告訴我們，城市的數字化變革並不僅僅依靠“數字化”理念的推進，還需要考慮與人、地、錢、技等多個方面的融合。在數字城市樣板區的建設浪潮中，有時規劃與這幾個方面產生衝突而暫時擱淺，如多倫多未來城；有時融合相對成功，如蒙特利爾娛樂區。但無論如何，以數字科技驅動城市發展仍有光明的前景。

目前，我國不少城市都在加速推進數字城市的建設，特別是上海提出聚焦城市數字化轉型，建設“數字孿生城市”示範，探索“未來城市”區域標杆實踐；重點功能區域也提出了自身的目標，如臨港提出打造上海智慧城市“樣板間”，青浦新城提出打造“5F數字之城”等。未來上海要聚焦臨港新片區、虹橋國際開放樞紐、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範區、五個新城等重點區域，積極吸取國際上打造數字城市樣板區的先行經驗，爲建成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國際數字之都奠定堅實基礎。也許下一代數字城市的雛形，就逐漸在這些區域的探索中展現。 

（劉昕系華略智庫長三角研究院高級研究經理，夏驥系華略智庫主管合夥人、長三角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