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爲了對抗通貨膨脹,美聯儲向工人宣戰。”

【文/觀察者網 周毅,編輯 張廣凱

《破壞資本主義的人》,是美國最近出版的一本新書的標題。該書一經出版,立即引起了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幾乎所有美國主流媒體的關注。

爲什麼?因爲這本書的主題,直接挑動着美國社會當下最敏感的神經——

要解決通脹危機,就必須犧牲工人嗎?

今年以來,全世界都在討論美國陷入“工資-通脹螺旋”的可能性:2021年以來,美國勞動力市場上演了工資大幅上漲、勞動者地位極大提高的罕見景觀,但同時一路走高的還有美國通脹。

很多人由此聯想到上世紀70年代,美國工人福利提升,導致企業成本上升,從而推動商品價格和通脹率大幅飆升的“工資-通脹螺旋”。在他們看來,壓縮工人待遇,是控制通脹的不二法門。

今年5月4日的美聯儲議息會議後,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明確向記者提到,希望通過降低工資的方法來降低通脹;前美國財政部長薩默斯(Larry Summers)本週一也表示,要想遏制持續高燒的通脹,美國失業率需要在一段時間內保持在5%以上。

美聯儲已經將遏制通脹錨定爲首要任務,未來會不會有更多人要失業?

《破壞資本主義的人》,講述的正是有關裁員、失業和調整的故事。

上世紀80年代,時任通用電氣CEO韋爾奇(Jack Welch)通過大量裁員,扭轉了福利國家時代的勞動力市場樣貌,成爲當時美國走出通脹的一個標誌性企業案例。

韋爾奇踐行的“股東至上”價值理論,更是對企業界,甚至美國資本主義產生了長遠影響。新自由主義重新取得了資本主義世界的主導權,直到21世紀之後,美國民主黨左派思潮才逐漸迴歸。

當今的美國,是否又在呼喚一個韋爾奇式的人物歸來?

反對工人福利、強調企業優先的聲音,如今在美國乃至世界多地甚囂塵上。《破壞資本主義的人》一書作者、《紐約時報》記者蓋爾斯(David Gelles)對此提出了反對。

在他看來,韋爾奇主義造成的貧富分化,纔是破壞整個經濟的根源。要想挽救資本主義,還有更好的選項,比如對大企業和最富有的個人徵稅。

但《金融時報》對此的評論是:“韋爾奇主義很難逆轉,至少在美國是這樣。”

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用工態度

出任通用電氣CEO時,韋爾奇提出了“股東價值最大化”理論,將短期內股價的高低、股東財富的多少定爲衡量經理人表現的絕對準則——當然,後來韋爾奇反思了它的弊病:這會導致企業經營者癡迷於追逐短期利益。

在操作上,韋爾奇拿出了三板斧:裁員、收購交易和金融化。

韋爾奇上任頭五年,41萬通用員工就因爲末位淘汰等原因被裁掉了1/4。經營和管理方式爲利潤讓路,資本也不再和工人“嘻嘻哈哈”,公司很快展示了它冷靜甚至冷酷的一面。

在美國學界看來,這像是一種帶着達爾文進化論色彩的生存法則。

《破壞資本主義的人》寫道:“韋爾奇主義者(Welchism)的世界觀,對勞動力市場採取了達爾文主義(Darwinian)態度,他們有一種自鳴得意的信念:那些沒有成功的人,應該爲自己的不幸負責。我們當中最貧窮的人,最終應該得到他們的命運。

當公司經營需要的時候,一些人將失去工作,他們怨不得任何人。

如今很多人可能正要重蹈覆轍,只不過這家“公司”是美國政府。

按照前美國財長薩默斯的算法,爲了讓通脹退燒,美國需要兩年失業率達到7.5%,或五年失業率6%,或者一年失業率達到10%。

低失業率和低通脹率不可兼得,既然美聯儲認定抑制通脹是其首要任務,那麼失業將是難免的。

時代的一粒沙,將成爲個人和家庭頭上的一座山。

《破壞資本主義的人》引發討論,不僅僅是因爲人們關心裁員問題。人們同樣關心:美國是否會不擇手段來實現其利益最大化——哪怕要犧牲普通人。人們想要從過去的故事中,尋找現在和將來的影子。

破壞美國資本主義的人

19世紀,馬克思寫出了《資本論》,尋求用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

然而到了20世紀後半葉,馬克思的不少訴求,看上去卻都在資本主義國家實現了。

隨着經濟的繁榮,當時的美國經濟公平顯著增加:公司、工人和政府享有相對和諧的平衡,工人工資與工人生產力同步增長。看上去,大家其樂融融。

這是美歐各國的“福利國家”時代。

在一些人眼裏,那是屬於資本主義最好的時代。

究其原因,不排除資本家的良心發現和資本主義的自我改良,例如關注長期增長。不過當時顯然還有一些外部原因——比如在歐洲東邊,有個國家叫蘇聯。

在《破壞資本主義的人》筆下,那個時代孕育了大量公平對待員工的“資本主義模範大公司”(exemplary big companies),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通用電氣——當時人們叫它“慷慨電氣”(Generous Electric)。

只要一個員工沒有幹出殺人放火之類傷天害理的事情,他是沒有理由被裁掉的。

但韋爾奇上任後,通用電氣馬上轉入鐵腕裁員模式。人們稱韋爾奇爲“中子彈傑克”(Neutron Jack),意思是他的裁員就像中子彈爆炸一樣:房子還在,人沒了。

韋爾奇的“精兵簡政”,確實爲後來的經營發展掃清了障礙。但韋爾奇自己後來也反思了裁員背後“股東價值至上”理論的破壞性:強化短期主義導向、損害員工工作熱情、過於關注利潤而損害客戶利益。“它榨取價值而非創造價值。”

《金融時報》評論文章認爲,韋爾奇的“股東至上”理念來源於經濟學家弗裏德曼的理論。在韋爾奇和通用電氣的光環下,它像一種病毒在企業家之中蔓延:裁員等強硬的成本削減、極端的效率驅動(比如末位淘汰)、對CEO的英雄崇拜、追求金融領域的收益而不是專注實業……

這塑造了當今的資本主義世界,也宣告着“好的資本主義”時代結束了。

新自由主義改變美國

站在國家的視野,這關係到另一段美國往事。

20世紀30-70年代,西方政治和經濟界流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即經濟危機時,實現擴張性財政政策,增加就業、刺激經濟;通貨膨脹時,就收緊財政和貨幣政策來緩和。

這一套理論的問題相當明顯:治標不治本。它只緩解問題,不能解決問題。交替使用它的現實後果就是“滯脹”:經濟增長放緩,同時通貨膨脹加劇。

政府失能,人們就想讓市場來起作用。新自由主義在上世紀70-90年代成爲西方主流經濟學。通用電氣裁員背後的“股東價值最大化”等理論,就是新自由主義的一種表現。

究其本質,新自由主義提倡的是“市場萬能”,以及“市場自由配置資源可以達到最有效率的狀態”的理念。這意味着資本的擴張將掙脫大部分枷鎖,充分釋放它的活性。

這同樣意味着,資本也將釋放其掠奪性和破壞性,爲了追求回報,不計一切。

這就好比你需要撞開一扇門才能脫困,但是你必須爲此放出一頭滿世界亂撞的怪獸。

在韋爾奇引導業務改革的1981年到2001年,通用電氣的營收從250億美元增長到1300億美元。20年時間,這家公司的營收規模擴大了4.2倍。

在新自由主義興起的1973年,世界最富裕國家與最貧窮國家的人均收入差距是44:1;2000年它飆升到727:1。這意味着27年時間,全球貧富差距擴大了15.5倍。

值得一提的是,在韋爾奇成爲通用電氣CEO的那年,還發生了一件事:

里根就任第40任美國總統。

在里根的一攬子經濟政策中,他提倡大力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解除政府對市場的調控和監管;提倡降低稅率;里根還提倡削減社會福利支出,鎮壓工會罷工……

通用電氣改革和里根經濟政策,儼然是新自由主義的“公司版”和“國家版”。

靠着這套政策,通用電氣實現了高增長,美國也的確擺脫了通脹。

但這並不全然是一件好事。

《破壞資本主義的人》寫道:在韋爾奇身上,“陰險狡猾的意識形態(insidious ideology)”終於找到了一個完美的主人。韋爾奇動用通用電氣全部的力量,讓股東至上成爲現實,同時開創了一個新的、殘酷的美國資本主義時代(cutthroat era of American capitalism)。

最無辜的工人,要爲大通脹背鍋?

《破壞資本主義的人》出版之際,美國經濟壓力山大,不僅通脹失控,還將面臨連續兩個季度的GDP下降。高通脹疊加經濟衰退風險,“滯脹”已經近在眼前。

除了疫情和國際形勢帶來的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之外,美國通脹最明顯的原因,顯然是2020年以來的美聯儲大放水。

與很多人以爲的“美聯儲發錢給工人,消費拉動了通脹”不同,實際上美聯儲的政策始終是救企業優先。

美國2020年3月推出的疫情失業補助計劃,允許1000多萬失業者每週領取超過600美元的救濟金。根據美國勞工部的數據,截止到2021年7月的一年零四個月時間裏,美國總共發放了大約7940億美元的救濟金。

作爲對比,2020年3月疫情爆發後的一個月,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就擴大了2萬億美元,主要用於對企業注入流動性。

2021年,拜登推出的1.9萬億美元經濟刺激計劃中,絕大部分流向企業部門。其中6000億用於橋樑、道路等基建投資,佔據最大比例;其次是3000億美元的製造業支持。

在充足的流動性支持下,美國企業快速擴產和補充庫存的行爲,很大程度上推高了對大宗商品的需求,並且造成了招聘市場上短期的供需失衡,導致工資快速上漲。

普通美國人收入上漲,只是大通脹的表象,絕非原因。

在操作層面上,對企業的救助也極易造成不公平。相比於真正需要紓困的小企業,掌控更多話語權的大企業,往往會優先獲得資金支持。

這筆“紓困金”甚至直接流進了富人的口袋。

美國創世紀醫療公司2020年拿到了超3億美元的救助金,這筆錢本該用來改善養老院環境,減少新冠感染。但是該公司卻給高管們發起了鉅獎,僅CEO一人就拿到了520萬美元。

截止2021年2月,在創世紀醫療的養老院中,有超過2800位居民感染新冠死亡。美國國會參議員伊麗莎白·㓇倫(Elizabeth Warren)譴責稱,該公司的貪婪讓人難以想象。

類似的亂象,遠遠不止這一起。

在美國大手筆印鈔、撒錢的時候,資本家、高管和政府關係戶往往優先得到好處。

現在美國因爲通脹發起高燒,這個時候倒是打上了普通人工資的主意。

他們希望工人們再委屈一下,犧牲自己。

今年5月,美國宣佈加息50個基點。鮑威爾表示,更高的利率會限制企業的招聘需求,“這樣我們就有機會降低工資水平,從而降低通脹。”

美國左翼媒體、前民主黨總統競選人桑德斯的演講撰稿人西羅塔創辦的《槓桿》網站對此評論稱:這相當於鮑威爾說,他應對高通脹的工具是限制就業機會,同時壓低工資。

“爲了對抗通貨膨脹,美聯儲向工人宣戰。”

“韋爾奇主義很難逆轉,至少在美國是這樣”

降薪裁員,真的就能解決美國當下的經濟難題嗎?未必如此:

在消費方面,失業不等於給通脹降溫,因爲有時間差。人們在失去收入後,會消耗儲蓄來維持基本生活,這仍會支撐通脹——可能通脹還沒掉下去,老百姓先給餓死了。美國4月居民儲蓄率降至4.4%,已經是2008年10月以來最低。

在供給方面,疫情影響、俄烏衝突、大宗商品漲價,都在加劇美國的供應不足和成本上升風險。美國長期設置貿易關稅壁壘,也自縛了手腳。這時候如果企業收縮、人員裁汰,那麼美國的供應風險可能會繼續加大,並進一步影響通脹。

這樣來看,激進加息不能解決的問題,恐怕大規模失業也沒法解決。

站在這個角度上,現在英美媒體,不僅僅是在討論韋爾奇的裁員和“股東價值至上”理論。

大家也在追問:美國何至於此?

《破壞資本主義的人》認爲,包括裁員在內的“股東價值至上理論”,過度追求短期利益。“韋爾奇主義”摧毀了美國企業的靈魂,讓美國企業不再關注長期增長。

該書作者還提出了一系列建議,比如採取更廣泛的“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企業除了要服務於股東利益,它還應該照顧員工、客戶、消費者的福祉,以及關心周圍的環境。

但《金融時報》指出,雖然其中某些措施已經成爲歐洲企業資本主義的特徵。但即便如此,最近對這種“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的抵制也能表明:“韋爾奇主義很難逆轉,至少在美國是這樣。”

美國的問題,也不僅僅出在企業身上。

《紐約時報》認爲,《破壞資本主義的人》作者的很多思想是半生不熟的。作者提出了一些樣板式的進步方案:比如摒棄讓美國嚴重失衡的“有毒的商業神話”、提高工資和福利、對大企業和最富有的個人徵稅——但他並沒有指出這些改革能否,或者如何實現。“因爲他沒有研究整個系統背後根深蒂固的、強大的美國政治基礎。”

在美國,以及在其它地方,工人恐怕仍然是最終要付出代價的一方。

人類社會總是要發展的,即使人們要爲此付出代價。在經濟繁榮時期,人們總能輕易地從這句話中,看到“社會發展”四個字;可只有在面臨危機的時候,普通勞動者纔會意識到:社會發展的代價,或許剛好就是他自己——即使那些讓通脹失控的政策,不是由他本人簽字生效的。

如果失業,那麼對於企業而言,這就回到了《破壞資本主義的人》所描繪的、韋爾奇時代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美國勞動力市場價值觀:“那些沒有成功的人,應該爲自己的不幸負責。”可怕的是,這個問題並不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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