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南方週末

天主教在反墮胎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社會學家邁克爾·庫內奧總結說：“若無天主教徒，也就沒有這一系列反墮胎運動”。

文|陳希

2022年6月24日，美國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結果，推翻了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的裁決，這項裁決承認婦女有墮胎的憲法權利，並使墮胎在全聯邦範圍內合法化。法官們認爲這一裁決是錯誤的，因爲美國聯邦憲法沒有具體提及墮胎權。

2019年開始，阿拉巴馬、喬治亞、密西西比、密蘇里、俄亥俄州州一級立法機關通過不同版本的反墮胎“心跳法案”，並獲得了州長簽署成爲了法律。路易斯安娜、南卡羅來納州正在等候州長的簽署。同時，馬里蘭、明尼蘇達、田納西、德克薩斯、西弗吉尼亞已經有“心跳法案”草案進入到了立法程序之中。其中又以阿拉巴馬州的最爲嚴苛，除了避免母親死亡或者身體嚴重損害之外，一律禁止墮胎。

除了“心跳法案”之外，美國多個州相繼通過禁止墮胎法令，美國聯邦最高法院5月28日表決承認印第安納州限制墮胎法案中關於胚胎組織處理要求的條款有效，要求墮胎後的胚胎組織必須進行掩埋或者焚燒，與人類遺體的處理方式等同。這個已經觸及了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中的一個爭議點：未出生的胎兒，是否受憲法第14條修正案“正當法律程序”條款保障？當初的判決認爲：憲法上的人應該僅適用於出生之後，至於未出生胎兒（unborn child），並非憲法修正案第14條中所稱的“人”（person）。

2019年5月19日，美國時任總統特朗普發表演說：“我強烈捍衛胎兒的生命權，但三種情況例外：強姦、亂倫和母親有生命危險——羅納德·里根採取同樣的立場。”

這讓人頓時有種回到中世紀的感覺。爲什麼會突然冒出來這麼奇談怪論？這股暗流如何迸湧而出？爲何與特朗普要說自己與里根是同一立場？美國會不會有一天成爲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筆下那個“基列國”（婦女成爲生殖機器）？

2019年1月面市的著作《生命權運動，里根政府和墮胎政治》（The Right-to-Life Movement，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Abortion）一書給我們覆盤了這股暗流，按照作者的描述，此書探討的是“整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十年之間爲何反墮胎人士如此忠於共和黨”。全書旁徵博引，信息量豐富，但涉及到大量草根社會運動家和民間團體，對非美國讀者相對不那麼友好，需要隨時查閱相關資料輔助閱讀。

本書先回顧了反墮胎運動的興起。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以下簡稱“羅伊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確認了早期（第1到第12周）全部墮胎和第二期（第24到28周）部分墮胎的合法化。這引發了反墮胎人士的憤怒，揭開了美國當代反墮胎運動的序幕。反墮胎人士看似目標一致都支持生命權，堅定反對“羅伊案”和墮胎自主選擇權；但是如何來達到目的卻是有分歧的，有的贊成讓聯邦最高法院作出新的判決來限制或者推翻“羅伊案”；有的更爲激進：希望能夠擁有禁止墮胎的憲法修正案。行動上也不盡相同，民間團體有些專注於政治和遊說，有些不斷髮起訴訟，還有些人推動性教育或福利改革，有些專注於懷孕諮詢和領養服務。

天主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社會學家邁克爾·庫內奧總結說：“若無天主教徒，也就沒有這一系列反墮胎運動”。其中，國家生命權利委員會（National Right to Life Committee）這個爲回應“羅伊案”而建立的民間團體，背後有強大的美國天主教教會爲之背書。這些天主教背景的民間團體都接受了溫和、漸進式的爭取生命權策略，旨在逐步侵蝕壓縮墮胎資助選擇權利，避免立法或司法再次失敗（P18）。同樣是天主教支持的美國生命聯盟（American Life League）則對此嗤之以鼻，他們追求的就是絕對無例外的禁止墮胎，認爲妥協或者姑息只會導致整個美國社會和文化的深層次衰退。

當天主教反墮胎行動搞得如火如荼之時，大部分新教徒並不熱心於此。按照他們的看法，這明顯是一個“天主教議題，與我等無關”。1979年福音派神學家弗朗西斯·謝弗通過《人類發生了什麼？》（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Human Race？）一書扭轉了輿論。在此書中，他認爲墮胎就是世俗主義對基督教社會基礎的侵犯，並且呼籲保守的基要主義者結束對天主教徒、摩門教徒，猶太人和主流新教徒的敵意，攜手創造一個羣衆運動。於是，新教徒產生了一個影響力巨大的民間團體“道德多數”（Moral Majority），其信條是“愛生活，愛家庭，愛道德和愛美國”。

宗教勢力的合力也激發了社會行動。不少人仿效上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的做法，到墮胎診所去包圍抗議，美其名曰“診所救助”，更激進則直接去堵診所的門。

這一系列草根行動也引發了政客的關注。1984年以前的共和黨和民主黨對墮胎問題並沒有特別的立場。在1984年的美國大選中，民主黨研究過往幾次選舉，注意到一個現象：里根的支持者有明顯的性別差異，也就是婦女不太支持里根。里根在1980年只獲得了2100萬女性的選票，而吉米·卡特和約翰·安德森則獲得了2500萬。也就是在1984年，民主黨主動選擇支持墮胎自主選擇派，贊成消除墮胎法律限制。到了1980年代末期，80%的民主黨參議員都是支持選擇派，恨得反墮胎組織咬牙切齒，稱民主黨爲“死亡黨”。

基於民主黨的選舉動員策略，里根也就針鋒相對地支持了“生命派”，站在了反墮胎人士一邊。他宣佈1984年1月22日是國家人類神聖生命日，甚至任命了幾個反墮胎組織領袖進入白宮。

如果只是簡單回顧過往，那麼本書也就毫無新意。其新意之處在於本書糾正了反墮胎人士鼓吹的里根遺產（Reagan Legacy）神話。所謂里根遺產就是指里根的政見和立場，這些政見或者立場對後來的共和黨產生了巨大影響，例如在2008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競選中，幾乎所有候選人都宣稱他們會追隨里根的腳步。這種遺產在經濟領域中反映爲減稅、減少經濟管制、減少過度福利支出。在反墮胎領域就是指里根堅定站在支持生命權一邊，所以特朗普才公然宣稱他和里根同一立場。真相到底如何呢？里根是一個反墮胎的總統嗎？

事實上里根等共和黨政客的套路很深，反墮胎人士很快就掉了進去，簡言之就是，政客爲了選票，既要贏得這些反墮胎人士的支持，但是又不能一一滿足他們的願望。當時的反墮胎的目標無外乎兩個，第一、最簡單明白的方式就是任命支持生命權的大法官；第二、推動聯邦層級的立法甚至修憲。

當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波特·斯圖爾特宣佈退休時，反墮胎人士就特別希望里根提名一個反墮胎的法官。里根綜合了共和黨內部意見，最後提名了桑德拉·戴·奧康納成爲了美國曆史上第一位女大法官，這位女法官的過往言論恰恰是支持墮胎自主選擇權的。反墮胎人士感覺受到了極大的侮辱和愚弄，認爲美國滑向了深淵。本書援引了當年有人的調侃，“反墮胎人士認爲墮胎是個純粹的道德問題，但是政客們贏取他們的選票，必須始終視墮胎爲政治問題”（P56）。

反墮胎人士指望的另一條立法或憲法修正案結束墮胎道路也遭到了重大挫折。1983年《人類生命憲法修正案》，在參議院以49-50票失敗告終，離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數票中差17票，甚至尚未過半。他們心目中的盟友共和黨更是讓他們憤怒：超過三分之一的參議院共和黨人投了反對票。

1986年的中期選舉，民主黨重新控制了參議院，里根革命似乎也陷入僵局。反墮胎人士將此歸因於共和黨人對墮胎和社會問題的膽怯。這一次迫使里根象徵性地提出了一些立法草案和提名一名註定難以成功的大法官候選人。最令反墮胎人士滿意的是提名羅伯特·博克爲聯邦最高法院，此人是堅定反對墮胎派，結果在提名過程中泰迪·肯尼迪參議員譴責“在羅伯特·博克的美國，婦女將被迫進入黑市墮胎”。最後參議院以58：42拒絕了博克提名。

儘管在國內政治中一敗塗地，但是對外政治上他們卻略有斬獲。1984年裏根制定了“墨西哥城政策”，要求美國聯邦資金對外援助的接收方，不得執行或者積極推進墮胎。

總而言之，1980年代裏根對反墮胎議題投入的資源，遠不如祈禱等其他議題。里根對反墮胎人士口惠實不至的立場，讓他們反而發現了自己無法在國內獲得實質性的勝利事實，不斷調整和打磨新的論點、策略並改進了他們的遊說方式，旨在實現逐步漸進而不通過明確的立法。這個轉變的結果是，他們自行發明了里根反墮胎遺產。

這種發明有以下幾種原因：

第一、來自於對民主黨立場的痛恨。反墮胎人士能忍受得了共和黨的“忽悠”，卻難以忍受上世紀90年代民主黨人上臺。失去了白宮的盟友，導致了政治上的挫敗感，這種挫敗感迅速演變爲暴力和恐怖主義。1993年一名墮胎醫生大衛•岡恩遭到殺害，部分反墮胎領袖簽訂《防禦行動宣言》，鼓吹這個暗殺行動是完全正義的舉動，是爲了未出生嬰兒的見義勇爲之舉。從他的去世到2016年，已經有11名墮胎醫生或者診所志願者被暗殺。至於謀殺未遂、故意傷害、綁架、縱火，爆炸和破壞財物犯罪更是層出不窮。

第二、后里根時代的若干勝利，特別是里根任命的斯卡利亞和奧康納帶給他們驚喜。儘管反墮胎人士在法官提名和立法中遭到了失敗，但也不能說是一事無成，他們通過訴訟挑戰羅伊案取得了成效。例如1970年《公共衛生服務法》，該法第十條針對低收入家庭或沒有保險的個人，提供全面的計劃生育和相關的預防保健服務。反墮胎人士批評財政資金被用於諮詢和轉介墮胎，聯邦政府實際上成了“墮胎中介”。1991年的“魯斯特訴沙利文案”，徹底禁止了聯邦政府資助的計劃生育設施的僱員向來墮胎的患者提供諮詢。

反墮胎人士曾經無比敵視的大法官奧康納，給他們帶來了更大的驚喜。1992年，在“計劃生育聯盟訴凱西”一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判決，維護了墮胎權利，但改變了該權利的標準，確立了墮胎限制的“不當負擔”標準。過去根據“羅伊案”，州政府無法在懷孕早期限制墮胎，可是“計劃生育聯盟訴凱西”擴張到了整個懷孕過程，只要不會對尋求墮胎的婦女造成“不當負擔”，各州可以立法限制墮胎。這個“不當負擔”最早就是奧康納在1983年的一個判決中確立的。 

第三，和共和黨的關係良好。克林頓上臺後，共和黨一直在野並期待能夠重新贏得選舉。這個議題起到了一種團結動員作用，聚集了從親生命、親家庭派、新保守派，到宗教右翼團體等形形色色的內部派系。這個議題能團結如此多的保守派政見，其他議題難以匹敵。支持“生命權”的反墮胎運動既然是一種統一和融合的方式，也被看成是一種里根時代的政治遺產。

不會造成懷孕女性的“不當負擔”既然有了足夠的合法性，州政府施加限制也就是合乎美國憲法的。這場反墮胎運動也重新定向，從聯邦層面撤離，而向各州發揮越來越多的能量。通過不斷濫用最高法院的“不當負擔”標準，各州通過了立法，規定了墮胎的孕期限制、強制性墮胎諮詢（通常是反墮胎宣傳）、等待期和未成年人的父母先行同意規則等等。這個策略自2010年中期選舉共和黨各州大勝以來，在州一級已有數千項新的墮胎規定進入立法程序。2011年7月至2016年7月期間，有334起墮胎限制規則成爲法律。這個時期的立法數量佔自1973年以來所有限制墮胎法的30%。

《生命權運動，里根政府和墮胎政治》一書發現，特朗普和彭斯的上臺，讓反墮胎人士頗爲滿意。彭斯在其政治生涯中一以貫之地支持反墮胎，被視爲里根以來生命權運動遺產繼承人。特朗普在1999年表達過他支持墮胎權，但是在2016年競選總統時調整了立場並拉上彭斯作爲搭配，竭力討好反墮胎人士。特朗普好鬥並被圍攻的姿態，似乎引發了反墮胎人士共鳴，因爲他們也經常聲稱自己在荒野中是孤獨的聲音，孤獨的鬥士。

那麼美國會不會變成阿特伍德《使女故事》中那個基列國（女性成爲生殖機器）呢？如果從本書的一些分析來看，答案是肯定不會。第一、政客的實用主義傾向。鑑於超過四分之一的共和黨成員仍然認爲是支持墮胎自主選擇權，過多的生命權行動很可能會疏遠這部分選民；第二、反墮胎人士目標分歧嚴重。儘管他們都反對墮胎自主選擇權，但是對於怎麼限制墮胎這個問題，內部存在嚴重分歧。激進的主張一概禁止，不得例外；溫和的主張還是應當有例外情形，如強姦亂倫情況。他們內部也經常發生爭吵；第三、美國人宗教熱情下滑。幾十年來反墮胎的核心團體都有宗教背景。伴隨着美國人宗教熱情下滑，也就註定了這個運動後繼乏力。

不管未來如何，如今我們只是看到：

政客收穫了選票。

民間團體收穫了關注和捐款。

唯有苦難和犧牲就是這一代婦女來揹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