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記者 謝蓮 編輯 白爽 校對 陳荻雁

“9名法官決定了這個國家所有女性的命運,這一點真的難以想象……”6月24日晚,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宣佈推翻“羅伊訴韋德案”(以下簡稱“羅伊案”)判例後,18歲的美國女生莉婭對新京報記者無奈表示。

美國最高法院當天以5:4的投票結果推翻了“羅伊案”這項已持續近50年的判例,取消了美國憲法對墮胎權的保護。“羅伊案”被推翻後,美國超過一半州將禁止或限制墮胎,這意味着大約4000萬美國女性將失去合法墮胎的權利。

“我想,這大概也是讓美國看上去正在不斷倒退的事件之一。”莉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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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個特殊的人”

非民選的9個人和改變美國的權力

在美國,有9個人的地位非常特殊——他們未經美國民衆選舉,但一旦任職就是終身。他們的觀點可能存在巨大差異,但簡單多數支持就可通過一項判決。而他們作出的判決,對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深遠的影響。

他們就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

美國實行三權分立制度,也就是將以總統爲首的行政權、以國會爲核心的立法權以及以聯邦最高法院爲首的司法權分開,三者相互獨立、相互制衡。

聯邦最高法院依美國憲法設立,但其具體組織由國會決定。1789年,美國國會通過《1789年司法條例》,建立起美國最早的聯邦司法體系。當時,最高法院由6位大法官組成。

此後的幾十年間,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數從5位至10位不等。一直到1869年,美國國會確立了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的設置——包括1位首席大法官和8位副大法官,這一設置一直延續至今。

最高法院大法官由美國總統提名,經參議院確認後宣誓就職。一旦就職,大法官任期爲終身。截至目前,美國曆史上共有116位大法官。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是美國司法系統的最終上訴法院,也是美國憲法的最終解釋者,其最重要的責任就是判定某項法律或政府行爲是否違憲。解釋性新聞網The Conversation指出,若是一個案件涉及聯邦法律或美國憲法,那麼案件一方可以向聯邦最高法院上訴。

美國最高法院推翻“羅伊案”判例,就起源於密西西比州的“多布斯訴傑克遜婦女健康組織案”(以下簡稱“多布斯案”)。密西西比州2018年通過《胎齡法案》,禁止對胎齡超過15周的胎兒進行墮胎。地區法院本已判定該法案違憲,禁止其生效。因爲根據最高法院1973年關於“羅伊案”的判例,婦女在懷孕的前兩個階段(大約前六個月)有權進行墮胎。

但最高法院受理了此案,並以6:3的投票結果推翻了下級法院關於“多布斯案”的判決,同時以5:4的投票結果推翻了“羅伊案”和1992年的“計劃生育聯盟訴凱西案”(以下簡稱“凱西案”)判例。

“美國是判例法國家,最高法院通過推翻此前已有判例剝奪個人權利的判決非常罕見。因此,此案也震驚了美國甚至整個世界。”中國社科院美國所研究員劉衛東對新京報記者表示。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指出,一般來說,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就是最終決定,沒有哪個機構可以推翻其決定。但最高法院可以推翻自己以前的判例,從而設定新的標準。

過去近半個世紀以來,“羅伊案”和“凱西案”判例保障了美國女性的墮胎權,也引發了支持墮胎權和反對墮胎權兩派人士持續數十年的激烈爭論。如今,最高法院推翻“羅伊案”和“凱西案”判例,直接導致美國女性失去憲法保障的墮胎權,各州可自行制定關於墮胎的法律。

美國法律學者、律師張軍在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美國最高法院不對民意負責,但它作出的很多決定,對美國社會進程都有着決定性的影響。”

The Conversation指出,美國最高法院每年都會收到超過8000個案件,但一般而言,其僅接收60-70個。除了關乎美國女性墮胎權的1973年“羅伊案”判決外,美國最高法院歷史上曾作出諸多從根本上改變美國社會的判決。

例如,2015年6月,美國最高法院以5:4的結果裁定,同性戀婚姻是美國憲法確認的一項權利,由此確保了同性戀伴侶在美國50個州及海外領地都可以結婚。

2000年12月,美國最高法院以5:4的結果要求叫停佛羅里達州重新計票的舉動,結束了當年的大選計票風波,小布什順利當選總統。這是美國200餘年來,唯一一次由最高法院裁定總統選舉結果的案例。

1954年5月,美國最高法院以9:0的結果裁定,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違反了美國憲法第14修正案中所保障的同等保護權,由此學童不得基於種族因素被拒絕入學。這項判決推動了美國民權運動的發展。

“最高法院作出的判決,有時候有利於推動美國社會的進步,有時候也會帶來一些不好的影響。這樣的判例歷史上比比皆是,需要歷史來檢驗其是否正確。”張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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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殺大法官”

跌落的民意與超然的大法官

最高法院推翻“羅伊案”後,美國全國爆發了持續的抗議,有的抗議者圍在最高法院外示威抗議,有的抗議者圍堵了推翻“羅伊案”的大法官的家,更有甚者威脅要刺殺這些大法官。

據CNN本月初報道,由於針對最高法院及大法官的抗議及威脅持續存在,美國最高法院執法官蓋爾·柯利已致信馬里蘭州、弗吉尼亞州等地官員,要求加強對大法官住宅區的保護。據悉,多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居住在馬里蘭州和弗吉尼亞州。

事實上,自5月初最高法院關於“羅伊案”的意見草案被泄露後,針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抗議和威脅就一直存在。美國國土安全部當時對執法部門發出警告,稱針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潛在威脅迅速上升。

據報道,有呼聲稱應禁止民衆在法官住宅外舉行抗議活動,但司法部並未回應這一呼籲。之後,美國總統拜登於6月中旬簽署法律,擴大對大法官直系親屬的安全保護。

“羅伊案”可以說是引發美國民意與最高法院之爭的重要導火索。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臺(NPR)在“羅伊案”被推翻後公佈的民調顯示,56%的美國民衆反對最高法院的這一判決,40%支持,4%不確定。

這與美國一直以來關於墮胎權的民調是一致的。皮尤研究中心5月初發布的調查結果顯示,61%的美國人認爲墮胎在幾乎所有情形下都應該是合法的。多家美媒在最高法院關於“羅伊案”的意見草案被泄露後開展的民調結果也顯示,60%以上民衆認爲“羅伊案”不應被推翻。

但在主流民意強烈反對的情況下,最高法院仍然作出了和意見草案一致的判決——推翻“羅伊案”和“凱西案”。

“美國建國先賢在設立美國體制的時候就有意做出區分——行政當局和立法當局由民選產生,他們和民衆保持着比較密切的關係;但司法機構則和民衆保持着一定距離。”張軍對新京報記者解釋,“最高法院大法官有兩大特點:非民選、終身制,這讓他們可以保持一個超然的角色,不需要特別回應當下的民意。”

張軍指出,從美國曆史上來看,很多重要的判決在當時未必是主流民意,但隨着時代的變遷,人們的認知也在發生變化——就像1973年的“羅伊案”判決,當時很多人可能並不認同婦女墮胎權,但最高法院仍然通過了這一判決,保障了女性的墮胎權。某種程度上來說,最高法院的設計本身就是要讓他們可以站在少數民意一邊,保護少數人的權利。

“如今的情況也是一樣,雖然多數美國人反對推翻‘羅伊案’,但最高法院並不需要對民意負責,因此他們還是根據自己對美國憲法的解讀作出了推翻‘羅伊案’的判決。”張軍表示。

值得關注的是,美國民衆對最高法院的不滿由來已久。民調機構蓋洛普6月23日發佈的民調顯示,美國民衆對最高法院的信心已跌至歷史最低點——僅有25%的美國民衆稱他們對最高法院有“相當多”或“比較多”的信心,比一年前的36%下降了11個百分點。

蓋洛普稱,今年以來,美國民衆對許多聯邦機構的信心都在下降,但對最高法院的信心下降幅度是最大的。

對此,劉衛東表示,美國最高法院一般被視爲相對意義上的“政治淨土”,因爲大法官都是終身制,一旦獲得任命就無需取悅或討好任何人,因此他們的社會聲譽通常要好於總統或議員。

但是,大法官的職務由總統提名、參議院批准,其本身也有自己固定的價值取向,因此他們也無法全然脫離政治。尤其是,最高法院近來越來越多地在控槍、墮胎、同性戀等引發兩黨之爭的敏感議題上表態,必然引發越來越多的爭議。

隨着整體價值導向的變化,最高法院作出的判決也會發生變化——有時候傾向於保守派,有時候傾向於自由派。“在普通民衆眼中,最高法院看上去反覆無常、左右搖擺,因此對這個機構的信心持續下降,”劉衛東說,“但即使如此,由於最高法院的獨立性,大法官們並不會過於在意,仍然會‘我行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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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的開始”

保守派佔優的最高法院和向右走的美國

特朗普已經離開了白宮。但最高法院正在確保他的遺產持續存在。”美國最高法院推翻“羅伊案”一天後,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如此評論。

2020年10月26日,美國國會參議院表決通過了時任總統特朗普對埃米·巴雷特出任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巴雷特是特朗普四年任期內提名的第三位大法官。此前,特朗普於2017年提名了尼爾·戈薩奇、2018年提名了佈雷特·卡瓦諾,兩人的提名都獲得參議院通過。

特朗普提名的三位保守派大法官宣誓就職後,美國最高法院格局徹底改變——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的人數比例由5:4變爲6:3,保守派佔據絕對優勢。當時,許多觀察人士就曾指出,美國社會或將出現右傾保守化趨勢。

“美國最高法院具有憲法最終解釋權,而憲法是統領其他所有立法的最高法律。目前,保守派佔絕對多數的最高法院正在積極改變對憲法的解釋,推動實現保守派政策優先事項。”美國太平洋大學麥克喬治法學院教授萊斯利·雅各布斯(Leslie Jacobs)在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這些改變將影響整個美國的立法。

雅各布斯解釋稱,在墮胎權方面,最高法院推翻“羅伊案”,各州可以自行制定關於墮胎的法律。在控槍、限制宗教和公共領域的交互、控制排放等方面,最高法院的判決將導致各州難以根據本州民衆的多數意見制定相關的法律。

美國最高法院每年的開庭期從當年10月的第一個星期一開始,持續至次年10月的第一個星期一。一般而言,最高法院會在6月中旬公佈大部分裁決。最高法院本次開庭期開始於2021年10月4日,這也是特朗普提名的三位保守派大法官宣誓就職後開始的第一個完整開庭期。

“這個開庭期開始時,最大的疑問不是最高法院將轉向哪個方向,而是它會以多快的速度改變方向。”美國前總統小布什政府時期的美國副檢察長格雷戈裏·加雷對《華盛頓郵報》說,“如今我們知道了:很快。”

6月23日,美國最高法院以6:3的結果推翻了紐約州一項限制民衆在外隱蔽攜槍的法律,事實上擴大了美國民衆的持槍權。6月24日,最高法院以5:4的結果推翻“羅伊案”和“凱西案”,美國女性墮胎權失去憲法保護。6月27日,最高法院以6:3的結果裁定支持在公立學校禱告,這被認爲進一步侵蝕了“政教分離”的原則。6月30日,最高法院以6:3的結果裁定,國會沒有在《清潔空氣法案》中授予環境保護署根據其《清潔能源計劃》中的方法制定發電廠排放上限的權力,從而限制了環保署監管發電廠碳排放的權力。

《華盛頓郵報》稱,保守派佔多數的最高法院在這個開庭期內作出了“雪崩式的變革”,覆蓋了美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可以看到,美國最高法院正處於一個特殊的格局中——保守派大法官佔絕對多數。它也在利用這個特殊的格局試圖更多地介入美國政治和社會生活,引領美國社會趨向保守化。由於近幾年進入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都比較年輕,最高法院引領美國社會走向保守化將是一個比較長期的趨勢。”劉衛東表示。

目前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中,最年長的是74歲的克拉倫斯·托馬斯,最年輕的是50歲的埃米·巴雷特。《華盛頓郵報》稱,由於他們的任期都是終身,如無意外,他們將在未來數十年內持續主導最高法院。也因此,最高法院本次開庭期內的判決或將只是美國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很顯然,美國社會右傾的趨勢不會止步於墮胎權問題,部分保守派大法官已展示了他們“改變美國”的“雄心”。據“商業內幕”網站報道,保守派大法官托馬斯上世紀90年代曾對他的法官助理說,“自由派讓我痛苦生活了43年,我也要讓他們痛苦生活43年”。

6月24日,在最高法院宣佈推翻“羅伊案”後,托馬斯在一份意見草案中發出呼籲,最高法院應該推翻關於避孕、LGBTQ權利等的判例,引發外界關於他將推動推翻避孕權和同性婚姻的擔憂。

除此之外,據《華盛頓郵報》報道,最高法院已經決定,下一個開庭期將就大學能否將種族作爲影響錄取的因素之一、婚禮設計師能否對同性伴侶說其不爲同性伴侶工作等作出裁決。

在張軍看來,美國社會在接下來一段時間出現右傾趨勢不可避免。“過去幾十年來,美國社會一直在向左走,即向自由主義方向走。在一些人看來,美國甚至已經開始走向極左了。如今最高法院保守派佔優勢,它必然希望將整個美國向左走的速度降下來,爲此他們可能不惜‘矯枉過正’。”

張軍解釋稱:“美國社會兩極分化非常嚴重,就像一個鐘擺,此前美國社會可能劇烈擺向了左邊,如今要回來必然會先劇烈擺向右邊。可能需要經歷多個選舉週期,這個鐘擺才能慢慢擺向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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