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特約記者 張松]編者的話：伴隨着美國政治舞臺代際轉變的是美國智庫出現的新動向，特別是在研究中國的領域上：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5月成立“中國中心”，並請反華政客充門面；大西洋理事會在經費充足後新近成立全球中國中心，想在跨大西洋政策研究的同時重點關注中國；儘管受美國對華政策和疫情等因素影響，很多美國智庫的中國項目仍在堅持與中國同行“線上”互動……美國智庫有多少家“中國中心”或“中國項目”？它們對政府的對華政策有怎樣的影響？《環球時報》記者梳理了美國智庫的新動向，並同相關學者進行了深入交流。

中國中心，不是都那麼“專業”

“美國智庫和高校中各類研究中國的機構非常多，具體數字還無人考證，至少也有數百家。”有“全球最大智庫”之譽的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近日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可以說美國是全世界研究中國的機構最多的國家。從研究性質看，這些研究機構可以分爲兩類：一類主要在大學，研究中國的歷史、社會、文化、宗教等，比如哈佛大學的費正清中心和哈佛燕京學社；另一類主要是研究中美關係及美對華政策的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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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隨着中國戰略重要性不斷上升，布魯金斯學會將中國研究從東北亞或亞洲研究中抽離出來，成立獨立的中國中心。中心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國的政治、中產階層、區域發展、科技創新以及美中關係等。2014年3月，中國中心迎來首位華裔主任——出生於上海的華人學者李成。據他介紹，該中心目前擁有10位研究員，分別從事不同領域的研究，包括傑弗裏·貝德、柯慶生、卜睿哲、杜大偉、何瑞恩、喬納森·波拉克等著名學者。

與陣容齊整的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今年5月，美國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宣佈成立的“中國中心”，是美主要智庫成立的最新一家中國研究機構，但只有兩位反華政客出現在該中心名單上，其中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擔任該中心顧問委員會主席，而他在國務院時期的顧問餘茂春則被聘爲負責人兼研究員。哈德遜研究所的中國研究向來不怎麼出名。在此消息之前，哈德遜研究所就有一個“中國戰略中心”，主任是在蘇聯解體後鼓吹“中國威脅論”的學者白邦瑞。這幾年，白邦瑞主持的活動最顯著的特點是海外“民運”分子扎堆聚集，導致這些活動時常成爲反華人士“聲討”中國政府的場所，其學術水平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有消息說，新成立的“中國中心”對真正想要研究中國和中美關係的學者也沒有什麼吸引力。

總部位於華盛頓的大西洋理事會將自身定位爲獨立於美國及其北約盟國的“一個無黨派組織”，但其近幾年的政治捐款中不乏跨國資本集團、英國等北約國家的政府機構等。有了資金後，大西洋理事會新近也設立了“全球中國中心”。不過，據相關人士分析，大西洋理事會的全球中國中心看上去不像是一個實體，更像是一個工作機制，讓各部門的研究人員關注中國問題，出一些報告之類的，以此體現對中國的重視。美國前國防部長埃斯珀近日率領“大西洋理事會訪問團”竄訪臺灣時，有島內媒體稱，這家無黨派的美國智庫在美歐人脈豐沛，主要宗旨還是強化跨大西洋的政策研究及合作。

與哈德遜研究所、大西洋理事會新成立的“中國中心”有所不同的是，2019年成立的昆西研究所中國團隊對華態度相對務實，該所東亞項目主任、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史文強烈批評美國政府支持“臺獨”，主張中美就亞太秩序展開對話，美國做出適當讓步。該智庫近日奉勸美國“鷹派”，不要藉着“中國威脅”增加軍費，並強調說，“中國軍費開支遠低於美國，更沒有像美國那樣在全球範圍建立廣泛的軍事聯盟”。

是否影響政策“難以一概而論”

美國智庫的中國中心或中國項目，在美國對華政策上究竟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對此話題，李成表示“難以一概而論”。他認爲，總體而言，如果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能夠超越時代去研究問題，就能在某些特殊時刻發揮重要作用。比如李成的導師、著名漢學家鮑大可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通過發表文章、在國會作證等方式，建議美國改變孤立中國的政策。這些建議影響到後來的尼克松政府，爲中美關係破冰、建交起到重要作用。

在當前美國政府和國會兩黨形成對華強硬共識的今天，一些美國智庫中國中心的專家們則因爲提出有針對性的政策思路而得到重用。2021年7月，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杜如松的新書《長期博弈：中國取代美國的大戰略》出版。這本書的基調與白邦瑞2015年出版的《百年馬拉松：中國稱霸全球的祕密戰略》類似，聲稱中國領導人30多年來一直執行一項削弱美國實力，尋求自主發展，以取代美國在亞洲及全球主導地位的“大戰略”。杜如松曾是布魯金斯學會中國戰略計劃主任，他在書中建議美國採取“不對稱戰略”，削弱中國建立新國際秩序的能力，維持美主導的現行國際秩序。事實證明，他的不少建議已體現在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中。

美國智庫對政府外交政策的影響，除了智庫專家加盟政府外，還通過政策報告的方式展現出來。據李成介紹，在拜登總統上任前，布魯金斯學會和耶魯大學“蔡中曾中國中心”合作，推出美國對華政策報告，受到拜登團隊的重視。此外，美國國防部、國務院等還經常委託智庫完成一些政策報告，尤其是蘭德公司、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等與美國軍方關係密切的智庫，更是經常接到這種政府的“外包項目”。

“不同總統對智庫的態度不一樣，因此智庫專家的政策影響力也不一樣。”李成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比如奧巴馬非常重視智庫，其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蘇珊·賴斯就出自布魯金斯學會，進入白宮後又從智庫招很多人加盟美國政府。而特朗普“反精英”意識強烈，其上任後，大多數智庫，包括共和黨智庫在內的專家都遭到冷落，只有極個別迎合特朗普的人受到重視，比如擅長“陰謀論”的白邦瑞，他被特朗普團隊捧爲“頂尖中國問題專家”，一再散佈中國對美國實施“戰略欺騙計劃”的言論，聲稱中國要取代美國的全球政治和經濟領導地位。

拜登上臺後，總體上重視智庫作用。比如其外交與安全團隊核心成員，包括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和國務卿布林肯都曾在智庫或大學效力過，政府各部門也招募了不少智庫專家。據報道，美國國務院還在籌辦“中國屋”，打算招募數十名專家研究中國問題和美國對華政策。但李成認爲，與奧巴馬政府相比，拜登更強調協調兩黨共識，因此智庫建議還不能主導美國對華政策。特別是近年來，由於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響，美國整體社會科學研究，包括中國研究的預算、機構和人員都有所壓縮，這是值得擔憂的。他舉例說，美國教育部“幾乎沒有會說中文的官員”。

在“旋轉門”盛行的美國，一些智庫黨派色彩明顯。如新美國安全中心、美國進步中心由民主黨人創立，在拜登、奧巴馬等民主黨人控制白宮時，其政策報告會得到重視。而美國傳統基金會、企業研究所等保守派智庫的中國項目或亞洲項目一般在共和黨人入主白宮後會更有政策影響力。不過，美國保守派智庫在2016年大選中大多反對特朗普競選總統，有些中國問題專家還參與“絕不支持特朗普”的公開簽名行動，這導致特朗普上臺後幾乎沒有從智庫中招募人員加盟政府。

“最大願望是敞開心扉交流”

“我是華盛頓智庫中國項目中唯一一位畢業於外交學院的學者。”美國史汀生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孫韻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說。過去一週，她多次參加美國政府部門的政策討論，與來自中國大陸和臺灣的官員互動，並數次接受國際媒體採訪，工作十分忙碌。孫韻曾在亞洲協會、布魯金斯學會等美國智庫工作，其在史汀生中心主持的“衝突地區的中國外交政策”很有名氣。在她看來：“我們中國項目的特點是從中國視角分析中美關係，用美國人能理解的語言和視角公正詮釋中國外交，因此，得到美國決策者的重視。”

與孫韻的背景完全不同的是，很多年輕一代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還沒有去過中國。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包道格曾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不少年輕學者不會說中文，對中國歷史和文化既不瞭解也不感興趣，而是純粹從美國的國家利益和中美競爭角度來研究中國，導致整體對華態度更爲強硬，“鷹派”越來越多。對此現象，李成則表示，這與近年來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改變有關係。新一代美國學者很多有博士學位，更擅長和喜愛以數學、統計學、通過建立模型等方式，對中美關係進行量化、數字化研究，而忽略了其背後的社會、人文和決策機制等的研究，而後者往往纔是研究一個國家最重要的維度。

美國年輕一代中國問題專家對華態度的轉變，也與政治投機的心態有關。近年來，美國政府和社會對中國的警惕和防範上升，對華強硬成爲華盛頓精英的共識。一些中國問題專家迎合政客和輿論喜好，“揣着明白裝糊塗”，唱衰和抹黑中國，爲遏制中國出謀劃策。不出所料，這其中的一些人被延攬進白宮、國務院、國防部效力。

縱觀美國智庫的中國中心及其專家，儘管近年來“鷹派”人物越來越多，但也不乏理性聲音。2019年7月，《華盛頓郵報》刊登了一封致特朗普總統和美國國會的公開信，在百人簽名者中就有很多美國智庫和高校的專家，他們認爲“中國不是敵人”，強調兩國關係惡化不符合美國和全世界的利益。

無論美國對華政策如何，對中國的研究都應是美國最重要的國際關係和外交課題。正因爲如此，美國智庫期待逐漸恢復“線下”交流。李成表示，他所在的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仍在組織各種線上交流，與中方的接觸不少，但這些交流比起面對面的溝通，無論是深度、廣度都差不少。孫韻也表示，史汀生中心中國項目的最大願望就是疫情之後能前往中國進行“敞開心扉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