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分的水都分完了，'源头活水’们老师们一直很放心，到时我们这群'工业废水’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工业废水，触目惊心的四个字。

一位学生在她的作文里如是形容自己这样的高职生。

老师黄灯看到这样的字眼，觉得特别心疼：

“都是孩子，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工业废水’呢？”

讲台之下，职校生们用尴尬的表情和委屈的沉默来回应黄灯的疑问。

坐在教室后排旁听的许知远，显然也被这个词“刺”到了……

01

这一幕出现在《十三邀》第六季的第一期节目。

相较于以往被邀请做客的嘉宾，黄灯是“最普通的”。

2005年博士毕业后，黄灯进入广州的一所二本院校，开启了她漫长的执教生涯。

70后博士选择折回象牙塔，初衷只是因为她觉得学生有趣，乐得与年轻人相处。

直到2006年5月的一天，发生的一件小事改变了黄灯看待学生的视角。

那天的广州天气阴郁，狂风大作，又正好碰上她的一堂写作公共课。

黄灯有感而发，对同学们说：“这节课就写风吧”。

话音落下后，也就二三十分钟的时间，前排的一个女生就交上了作文：

“很久没有写作了，可没想到再次提笔时，却是自己的心情糟糕得不能再糟的时候，我没有心情去体会风的呼啸，只能用呼啸的风来写自己的心情。阵阵凄厉的风声，不正好是自己此时内心的哀鸣吗？”

原来，这个女生没有申请到奖学金。

一笔奖学金让一个学生的心情“凄厉哀鸣”，黄灯的心里有了一种急速下落的感觉。

她突然意识到，学生不应是她按部就班完成教学任务的符号和学号。学生是复杂的、需要被倾听的、立体的人。

于是，她为自己、也为学生们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坚持让学生写作，而且一定要手写：

“因为手写的东西，它会有一种气息在里面。”

尽管学生们早已各奔东西，可能也不记得自己曾写过这样的文字，但这一摞摞的作文至今还被黄灯仔细保存。

甚至学生交作文给她时的那一瞬间的样子，她都历历在目。

除了写作，她还在学校里专门开设了“我的第一堂课”。

课上不讲专业知识，就是花两三个小时单纯的聊天，给学生们一个畅所欲言的机会，说说他们对各种问题的真实看法。

比如，为什么读书，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你们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她用平等对话的方式把孩子们从小养成的那种面对长辈时惯用的制式的语言彻底“格式化”。

自己也抛弃用是非对错的标签去评判孩子们的语言。

长此以往，学生有心事，便会来找她倾诉。

她也从一位师长逐渐变成了一个“桶”，盛着学生们无处宣泄的情绪和五味杂陈的生活。

每当自己被注满时，她便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

02

伟福，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了黄灯的文字里：

“留居龙洞的学生中，伟福是个神奇的存在。”（黄灯《我的二本学生》）

伟福是90年生人，老家离广州不远。

家里有三个兄弟，他是老大。

许知远问他多久回家一次。

伟福没有正面回答：“没有很大的想回家的这种（想法）”。

谈到对象的话题时，他又以同样的方式重复了一遍答案：“要找到合适的，按照目前的情况，好像我已经没有这种（想法）。”

一路边走边聊，伟福礼貌得体地带着许知远穿过龙洞幽暗狭窄的城中村小巷，拐弯抹角地走进了一栋“握手楼”。

伟福月租900元的出租屋就在这栋楼的7楼。

等两人摸黑爬完楼梯，打开房门的那一刻，刚刚还只顾着气喘的许知远情不自禁地“哇”了一声——

“与城中村的无序、敷衍构成对比，一个男孩之手，就这样实现了对美的实践、理解。”（黄灯《我的二本学生》）

温馨、肃静的格调感，完全割断了城中村喧嚣嘈杂的市井气，屋里与屋外，是两个被折叠的空间。

和其他打工族一样，每天忙完工作，回到出租屋里，面对的无非是四面墙壁而已。

在这里，没有任何特别的记忆，这一方二三十平的落脚之地，伟福希望它能独特一些。

“一颗装扮和点亮生活的心，是他毕业之后，所能抓住的唯一确定的东西。”（黄灯《我的二本学生》）

他不念家、不谈恋爱，除了工作，就是单纯的蛰居在这里。

但要正面看待自己的情况以及未来，伟福习惯性地选择回避。

许知远问他为什么。

“为什么……”他自顾自地重复了一遍，没有给出答案。

张正敏，一个看起来开朗的女孩。

2018年，与老师黄灯深谈之后，她把自己关在一间教室里，拉起窗帘，写了一天——

《我的亲人，是2800元买来的越南新娘》。

“我总在想：26年前，如果她没有被拐卖，如果她逃离了那个农场，如果她嫁给了一个家境稍微好些的男人，如果她笨一点、软弱一点……

那么，她的生活会不会比现在好一些？而我，能不能弥补她这么多年的艰辛？我不确定。”

张正敏笔下的这个女人，就是她的母亲……

在黄灯的教学生涯里，她遇到过太多太多伟福和张正敏这样的孩子，从出身到教育背景，“和一线城市，高知父母，国际视野的高配家庭形成鲜明对比”（黄灯《我的二本学生》）。

走进二本院校的大门，他们已经竭尽了全力。再向上前进的生活里，沉珂空洞，乏善可陈，充满了宿命感。

2018年，在广东金融学院执教的第15个年头，黄灯主动卸职，选择转到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任教。

从二本学校走向专科教育，黄灯还是在一线授课，并一如既往地要求学生手写作文，甚至在这样一所职业院校里，组织了一个看起来“毫无用处”的非虚构写作工坊。

上课不算学分，老师也不计报酬。

但让人难以想象，这样的工坊却“热闹”异常。

开课几个月，她就收到了来自学生们的十余万字作品。

从这些学生们的字里行间，她触摸到了他们不为外人言说的内心秘密，窥视到了比以往更现实的人生境遇。

相比十几年来黄灯带过的二本学生，职校生中的多数出自贫困家庭，几乎是担着“风险”负重之下获得了如今的成绩，生活可以用“残酷”来形容。

蔡小菲，幼年时跟随父母在工地谋生，有一次，一块几十斤的木板从天而降，小菲险些被砸死。父母随后把她送回了老家。躲过了死神降临，她也被迫成为了留守儿童。

卢元存，跟着爷爷在村里长大。小时候，他骑着摩托车，跟小混混在国道上飚车，和大货车、大客车“同场竞技”，无人敢管。

他周遭的小伙伴，“煲猪脚”（吸食冰毒）、“捞偏门”、进监狱的，不在少数。

在这种踩钢丝一样惊险的环境下成长，一不小心就会沦没。

而他之所以能考上大学，全靠这毫无由来的自我醒悟。

在我们的固有认知里，上高职的学生都是学渣。

实际上，职校的很多学生也来自重点中学，甚至是重点中学的重点班。

有的学生的高考成绩，是可以上本科的。

而由于学费、家庭等各种因素作祟，让他们与本科院校失之交臂。

“太耻辱了”、“不甘心”、“怎么出去见人”、“人生渺茫”……是这群职校生作文里最常见的字眼，也是他们潜意识里的自我认知。

更残忍的是，社会成就的学历门槛好像也在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没人去期望他们还能有什么大作为。

03

许知远问黄灯：你上学的时候，二十年前，有和“工业废水”相似的沉重感吗？

她果断地否定：

“你看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我也是农村出来的，你对自己的这种期待，绝对不会用“工业废水”这几个字。”

1992年，黄灯考入岳阳大学文秘专业，成为一名大专生，毕业后被分配到纺织印染厂工作。

九十年代，她成了印染厂第一批下岗的女工，可当时她很开心。

因为下岗之后，她全部的时间都可以拿来读书，复习考研。

1999年，黄灯如愿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2000年考取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毕业后，应聘成为广州金融学院的老师。

作为一名出身农村的70后女性，黄灯通过读书，一路高歌猛进。

成为老师的十几年来，她也坚信自己的“幸运”会在自己学生的身上重现。

但走到今天，黄灯却感受到了一种变化带给学生的巨大冲击力。

她带的06级广州二本院校的学生，毕业不愁找不到工作，也不担心自己在广州扎不下根来。

要出去闯一闯，是当时很多毕业生的奋斗劲头。那时，还没人把考公务员当成最好的选择。

到了15级的学生，从入学就开始为工作慌张焦虑，为城市的房价担忧发愁。

考研、考公，成了逃避社会的上佳决策。

而且，她发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学校里的男学生，已经不再追求女孩子了。

她私下找他们聊天，这些男孩会说，感觉自己没资格。

又花时间，又花钱，而且不见得能够结婚。为“一个不能保证的结果”付出成本，不值得。

黄灯说，自己那代人，肯定是没钱的，但是在追求异性的时候，却那么自信，那种对年轻生命力的确认和张扬，充满了朝气。

时光流转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而现在年轻人身上，“那种被遗弃感，缺乏意义感，似乎在变得更普遍。”

黄灯形容这些孩子如同快递包裹一样，被快递到大学这一站，被快递到她的手里。

像是被掏空了的空心人，带着塑料的气味，带着电子产品的气味，从工厂流水线产出。

出厂时配备了说明书，被标注好了售价和保质期。

然后，孩子们只要按照“说明书”生活就可以。

这让学生们渐渐开始认为：读大学的性价比降低了。

社交媒体上，各路学霸大展神通，大厂、名企、体制内招聘的学历需求在近两年内被无形地拉高了一个维度。

我们总有一种“人均985，遍地211”的错觉。

那么，实际上呢？

2021年，全国总计高考报名1094.7万人左右，一本录取114万人，录取率10.57%，相当于是11选1。

90%的孩子进入了普通本科和专科类院校。

这些真正能够折射中国最为多数普通人状况的90%，却隐藏在了错觉背后。

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黄灯看到了这沉默的90%，听到了他们的故事，也提出了对应的问题：

“教育产业化以后，教育和那些年轻人的命运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现在大的教育环境拼命地鼓吹一种假装的东西，却不教孩子观察身边的“活着”的事物。

那些可以在你生命里留下印记的生动的故事或有趣的灵魂，真实情感和精神的需求，被刻意忽略了。

为什么？

为了高效。

精打细算、权衡利弊、计算得失，能复刻精英的成功经验，就是所谓标准化的“人生价值”。

这种“价值”会让你得到他人的认可、肯定和艳羡。

唯独自我认同感，看起来毫无意义。年轻人很少问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想要什么。

很多网友批评黄灯，只讲问题，不给方法。

黄灯却很无奈，她坦诚自己无法给出解决问题的答案：

“我没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写作都是一种罪恶。”

许知远追问：“你心中有个初步的答案吗？”

黄灯沉思了好一会，说：“找到自己。”

她通过写作建构自我，找到了自己作为老师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她希望孩子们也可以找到一个重新建构自我的方式，找到那个能够填充自己生活的底色，去丰盈自己的灵魂。

如果教育没有教会孩子们如何寻找自我价值和自我认同，他们会发现自己付出的努力很容易变得干瘪脆弱，倦怠感会不断侵袭，躺平就变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至于说到非重本生、专科生和职校生们所面临的困境和问题的解决方案，既需要政府立法层面的考量、政策的倾斜；也需要用人单位的一视同仁；更需要社会观念的转变…… 只有多方合力，才能真正给每一位高职院校毕业生提供有尊严和有职业及学业上升通道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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