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封鎖打壓中國企業抗壓前行尋求突破

華爲突圍

圖爲位於廣東省東莞市的華爲生產基地內，工作人員正在操作先進的生產設施。（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時隔兩年，華爲高端機型的代表Mate系列終於迎來了更新。

僅1%的極低電量也能打電話、在無信號情況下可以利用北斗衛星通信、首發抗摔玻璃讓手機不怕摔……近日，在超千萬人圍觀的華爲Mate 50系列發佈會上，華爲帶來了多項領先“黑科技”。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華爲成爲極少數還在2022年發佈4G旗艦手機的廠商，但這絲毫不影響各界對於這款手機的關注。

一段時間以來，美國越來越多地動用國家力量，採用各種非常規手段，遏制中國科技崛起，維護美國的技術霸權地位。華爲受到的封鎖打壓，集中體現了中國企業在做大做強道路上不得不面對的風浪。美國遏制華爲反映的國際競爭趨勢，反過來要求中國企業敢於善於運用國際規則進行鬥爭。面向未來，我們必須堅持主動作爲和倒逼驅動相結合，全力做好科技創新這件關乎國運興衰的大事。

逆境之下砥礪前行，華爲推出Mate 50吹響收復高端市場份額號角

華爲是一家生產銷售電信設備的民營科技公司，華爲手機是其三大核心業務之一，隸屬於華爲消費者業務。

2003年，華爲開始向手機通信領域拓展。早期，華爲手機主要是爲華爲技術系統配套服務。2010年，華爲收購美國資產的兩樁併購交易流產，電信業面臨行業天花板。作爲一家B2B企業，華爲決定轉型，向B2C領域進軍。不久，華爲明確提出“雲-管-端”發展戰略。2014年，Mate7手機大賣，成爲國產高端手機中的標誌性產品，由此奠定了華爲手機中高端品牌的基礎。

賽迪智庫信息化與軟件產業研究所高級諮詢師鍾新龍告訴記者，基於定價策略、商業營銷、產品側重、品牌形象等因素考慮，一線手機廠商在長期市場發展中會孵化出一個有一定區隔度的子品牌，通常更側重中低端手機市場線，母品牌則側重於高端旗艦路線，如小米的子品牌紅米、vivo的子品牌IQOO、OPPO的子品牌realme。

2013年12月，華爲採用雙品牌策略：拆分出榮耀品牌，定位中低端市場。2014年6月，華爲榮耀發佈全球首款八核4G Cat6手機榮耀6旗艦新品，受到關注。2017年，榮耀手機更是以4968萬臺銷量和716億元銷售額，登頂中國互聯網手機品牌Top1。

經過多年發展，華爲逐步成長爲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機廠商，緊逼蘋果、三星。2020年上半年，在600美元以上價位段的國內智能手機市場，華爲以44.1%的份額略超蘋果。

2019年5月至2020年8月，美國先後對華爲實施多輪制裁，導致其在2020年9月15日後沒有高端芯片供應。缺芯危機下，華爲手機業務收入下滑，被迫於2020年11月“斷臂求生”，賣掉榮耀。

“在芯片供應有限的情況下，華爲只能採取斷臂自救的方式，把一部分業務打包出售。一般來講，大企業面臨相關嚴峻危機時，都會考慮拆分的做法。華爲這次拆分是不得不做出的選擇。”鍾新龍說。

出售後，華爲不再持有新榮耀公司任何股份，線上的華爲商城和線下的華爲門店全面下架榮耀產品。新榮耀的供應鏈全面恢復，與包括高通、微軟、三星、英特爾、聯發科、AMD等在內的榮耀過去的供應商，完成了新供應協議的簽署，全面恢復合作。

“在現行約束條件下，經過2年努力，華爲交出了一張全新答卷。”鍾新龍說，企業的發展可能會受到一些外在因素影響，但這不代表它會止步不前。逆境之下，企業應當竭盡所能，力爭做到最好，而華爲一直在砥礪前行。

鍾新龍認爲，當下Mate 50的推出，只是吹響了收復高端市場份額的號角，華爲要想重新搶回高端市場份額，還需更多實用創新和引領性科技突破。

美國的封鎖打壓給我國高科技產業發展帶來陣痛，但也在加速自主創新和國產替代進程

“沒有退路就是勝利之路。”這是2021年10月29日華爲軍團組建成立大會的主題。

當地時間2020年5月15日，美國商務部發布消息，計劃升級對華爲的管制措施，國外公司只要用美國技術、軟件、設備等給華爲生產芯片也將受到管制，必須先得到美國批准。一年前，美國將華爲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

華爲深圳總部，有一幅寓意深刻的圖。畫面中央，一架彈痕累累的戰鬥機在空中奮力翱翔，下方印着一行大字：“沒有傷痕累累，哪來皮糙肉厚，英雄自古多磨難。”

在華爲創始人任正非看來，美國打壓下的華爲，就像這架返航的飛機，“一邊飛一邊修，爭取能夠飛回來”。因爲預先做了準備，他篤定，這架飛機的發動機和油箱還是好的。

“多年前，還是雲淡風輕的季節，公司做出了極限生存的假設，預計有一天，所有美國的先進芯片和技術將不可獲得，而華爲仍將持續爲客戶服務。”2019年5月17日凌晨兩點多，華爲海思總裁何庭波在給員工們的公開信中寫道：“爲了這個以爲永遠不會發生的假設，數千海思兒女，走上了科技史上最爲悲壯的長征，爲公司的生存打造‘備胎’。”

華爲被逼到牆角，“備胎”一夜轉“正”。何庭波說，今後的路，不會再有另一個十年來打造“備胎”然後再換胎了，緩衝區已經消失，每一個新產品一出生，將必須同步“科技自立”的方案。

從1991年成立ASIC設計中心，到2004年成立海思，再到2012年規劃自有操作系統“鴻蒙”，華爲一直在打造自己的“諾亞方舟”，保障供應鏈安全。最近十年，超8000億元研究資金裏，相當一部分被投入到“備胎”技術。“備胎”一詞也因此被賦予全新含義，指關鍵時刻能替代外部供應、保障正常運行的自主技術。

長期以來，華爲的服務器芯片業務被英特爾等西方廠家壟斷。斷供後，華爲迅速開始大量生產自研的鯤鵬芯片補位，保障了華爲雲等業務發展。

“美國的封鎖打壓雖然給我國高科技產業發展帶來陣痛，我國自主創新看起來道阻且長，但前途是光明的，封鎖打壓只會加速自主創新和國產替代進程。”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劉建麗分析，如果一直有國外產品可用，不到迫不得已，企業一般不會主動去做國產替代。美國要搞斷供脫鉤，國內廠商勢必會頂上來，芯片廠商和設備廠商就有了發展機會。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的自主創新是開放環境下的創新，絕不是關起門來搞突破。縱觀人類科學史，開放交流是探索科學前沿的關鍵路徑，製造科技割裂只會阻礙全球科技進步。”劉建麗說。

跨國供應鏈的運轉管理已不再是純粹商業問題，企業做大做強後須在實戰中學習如何更好參與新形勢下的國際競爭

“美國遏制華爲5G，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崛起對美國製定國際規則主導權的衝擊。”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撰文稱，近年來，中國與美國在技術上的差距呈現縮小趨勢，在個別領域甚至超過美國。這難免使美國擔心中國在技術創新上超過美國，因爲中國創新能力超過美國則意味着中國綜合國力將超越美國。

“一些中國企業之所以成爲美國當局針對的目標，恰恰是因爲它自身發展得足夠快、足夠好。這是中國在發展之後必然會遇到的問題。企業做大做強後須在實戰中學習如何更好參與新形勢下的國際競爭。”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金碚告訴記者。

面對美國發動的對華“技術戰”，要敢於善於運用國際規則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維護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

2020年8月28日，商務部、科技部調整發布《中國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術目錄》，新增23項限制出口的技術條目，特別是針對美國欲收購TikTok的事件限制了部分信息技術的出口。2021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公佈實施，圍繞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長臂管轄等，充實應對挑戰、防範風險的法律“工具箱”。

“在大國戰略競爭日益激化的年代裏，跨國供應鏈的運轉和管理已經不再是一個純粹的商業問題，而是一個重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問題。賣方在供應端掌握着生產型權力，買方在需求端掌握着消費型權力。我們完全可以利用供應端上游的相關企業對中國市場的渴望，來對沖美國的賣方權力。”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李巍說。

最近，美國政府提議組成“芯片四方聯盟”，以抑制中國大陸的半導體產業發展。但韓國政府對此心存疑慮，認爲美國的建議不能完全接受。因爲韓國企業在中國大陸設有關鍵設施，且中國大陸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導體市場。

李巍分析，儘管美國在信息和通信技術產業的供需兩端均對華爲施加了巨大壓力，但隨着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所掌握的技術反制能力和市場反制能力日益強大，特別是中國成長爲一個巨大的買方，美國商界利益必將因爲美國發動的“技術戰”而蒙受巨大損失，他們會向美國當局施加壓力，以避免政府的一意孤行對整個供應鏈體系產生災難性的破壞作用。

美國政府對華爲的斷供，就招致了其國內的諸多反對。美國企業高通作爲華爲的核心供應商之一，之前便不斷遊說美國政府，呼籲其取消對華爲出售芯片的限制。據美國波士頓諮詢公司研究，長期來看，若美國完全禁止向華爲等中國客戶出售芯片，這種完全脫鉤將使美國芯片廠商的收入減少37%，並使得其所佔全球市場份額降低18%，對美國的全球半導體領導地位產生顯著不利影響。

劉建麗分析，美國對高通等企業進入中國市場實施限制，意味着這些企業競爭力的受損，這恰恰爲中國企業進入相關供應鏈體系、發展壯大自己提供了機會。這種情形已在不少領域顯現端倪。

外部環境越複雜，越能激發中華兒女團結一心、攻堅克難的鬥志

新中國科技進步史就是一部自立自強的奮鬥史。70多年來，面對封鎖打壓，我國始終奉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和自主創新、自立自強的方針，不斷突破遏制圍堵，兩彈一星、載人航天、預警機等很多重大成果都是被倒逼出來的。曾擔任中央科學小組組長的聶榮臻在回顧中國科技發展經驗時指出：“第一條就是自力更生，我們這個自力更生的方針，應當說是逼出來的，是一件大好事。”

“面對外部技術封鎖和打壓，中國人發展科技事業的信心與意志從未動搖。外部環境越複雜，越能激發中華兒女團結一心、攻堅克難的鬥志。”劉建麗說。

盾構機，應用於地鐵、鐵路、水利等基建和能源領域，被譽爲“工程機械之王”。19世紀40年代，盾構工法及其掘進裝備在西方誕生，隨後在德國、法國、美國及日本等國不斷發展成熟。我國在20世紀60年代也曾嘗試自主研製掘進裝備，但受限於基礎工業薄弱、人才隊伍缺乏等因素，國產化工作長期停滯。80年代末，隨着北京、上海、廣州等地大規模啓動地鐵建設，國外掘進裝備及隧道施工技術不斷湧入我國，受制於人的問題愈發凸顯。

“盾構機代表了一個國家高端裝備技術水平，處於地下工程產業鏈核心地位。”鐵建重工掘進機研究設計院副院長張帥坤告訴記者，鐵建重工通過持續自主創新，用十餘年時間打破國外壟斷，成爲了全球行業領跑者。目前，以鐵建重工爲代表的國產品牌盾構機已佔據全球三分之二的市場份額，盾構機從外國人的“印鈔機”變成了中國人的“爭氣機”。

五軸數控機牀，我國建設工業強國的重要工具，被稱作“大國重器”。

“光洋集團對我國高端數控機牀產業的主要貢獻，可以概括爲‘自主可控，替代進口’。”大連光洋科技集團董事長於德海介紹，作爲國內唯一一家只配套國產數控系統的五軸聯動數控機牀製造企業，光洋集團掌握了從高端五軸聯動數控機牀到機牀關鍵部件的自主知識產權和生產製造能力，可以自主地、不受限制地設計、製造、銷售各類高端五軸機牀及其關鍵部件產品。

“我們就是在封鎖打壓中一點一點熬出來的。”回顧企業自主創新曆程，于德海說，20年前，他們需要購買兩臺數控機牀，而國內企業沒有能力生產，只得選擇購買某發達國家的進口產品。沒想到對方賣機牀的前提是，必須接受一個附加條款：進口機牀的安裝地點、使用用途、加工對象均由其限定，任何變更都得經其批准，一旦我們自行移動機牀，它就會自動鎖死，淪爲廢鐵。正是這段“屈辱”經歷，逼出了創新突圍之路。

“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實現科技強國夢想是大勢所趨，任何打壓都無法阻擋中國科技發展進步的步伐。”劉建麗分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舉國體制的制度優勢，經濟實力不斷躍升帶來的雄厚物質技術基礎，有利於新技術快速迭代的巨大市場容量，規模與質量不斷提升的人才隊伍，市場主體不斷增強的研發能力，無不爲我們努力實現科技自立自強提供了堅實基礎。

突破封鎖、自主創新，從習慣性的追隨轉向開拓性的引領，實現更多的“從0到1”，我們一定會朝着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目標不斷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