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據澎湃新聞報道：河南省開封市城鄉一體化示範區杏花營農場班村提倡“結婚零彩禮”，要求紅白事除親屬外，本村鄉親隨禮不得超過50元。包含上述要求在內，該村制定了紅白事統一操辦標準，其他規定還包括每桌宴席價格控制在200元以內，菜品八葷八素、酒水不超過40元/瓶、香菸不超過100元/條、迎親車輛總數不得超過6輛等。

儘管這則新聞的發生地只是一個有87戶、312名村民的小村莊，但由於相關話題向來備受爭議，這一系列僅在小範圍內適用的村規民約，很快就得到了遠超其實際影響範圍的討論與關注。一方面，這些村規指向的都是輿論場上“積怨已久”的婚喪習俗，讓不少人忍不住要爲其叫好；另一方面，也不乏有人指出，此類村規多少帶有一定強制性，限制了普通村民婚喪嫁娶的合法自由。

客觀而論，這兩種觀點都有自己的邏輯與道理，前者更偏重移風易俗這一目標本身的合理性，後者則更偏重實現目標所用手段的合理性。近年來，從婚姻雙方之間的“天價彩禮”問題，到大操大辦紅白喜事帶來的“社交費用”壓力，與民間風俗相關的話題頻頻引發關注，既激起了公衆對某些陳規陋俗的不滿，也形成了積極推進婚俗改革，爲普通人減輕負擔的社會訴求。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纔有一些地方像開封班村一樣，制定本地化的村規民約，對彩禮和儀式規格提出具體要求。

從以往的案例來看，大多數推出此類村規民約的地方，都是有的放矢。往往是因爲本地過去陋俗成風，給村民造成了一定負擔，村委會才試圖加以針對性的限制。基於此，我們就能理解爲何有人爲這樣的做法叫好。但理解歸理解，倘若要評估這種做法的效果，我們卻很難給出太過樂觀的結論。

所謂風俗，不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都是地區社會文化中長期形成的風尚與習慣，根植於特定的社會基礎，而非浮於表面的脆弱存在。因此，即便拋開村委會是否有權限制村民行爲的爭議不談，僅憑一紙規定，也很難改變那些長期存在的舊有風俗。在接受過更多教育、接觸較多新思想的年輕人看來，諸如“天價彩禮”“大額隨禮”等風俗，或許是毫無道理的陳規陋俗，但這樣的風俗能夠蔚然成風，卻說明其背後必然有某種“現實理性”。

舉例而言，在尚未充分現代化的鄉土社會，彩禮往往有爲家庭規避風險的意味，村民之間互相隨禮，則是在建立更強的社會聯繫，讓各家能互相幫襯。事實上，這種“鄉土社會”不僅存在於字面意義上的鄉村，也存在於某些已經移居城市，但內心觀念仍未充分轉變的人心中。強調這種“現實理性”，並非是要爲這些陳規陋俗辯護，而是說要改易風俗，還需從造就這些風俗的社會基礎入手。不論是“倡議”還是“禁令”，本質上都是揚湯止沸；只有在現實與觀念兩個層面切實改變社會基礎，才能以釜底抽薪的方式解決問題。

迴歸具體問題，當下最令人頭疼的“天價彩禮”現象，不僅是源於鄉土社會的舊俗，也與一些地方“重男輕女”的落後觀念和婚戀市場的性別失衡有關。如果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就算以強力手段禁止了明面上的“天價彩禮”，這筆錢也會轉化爲其他成本，落回面臨“結婚難”問題的家庭頭上。

此外，村人結婚大額隨禮的問題，也與農村新富，部分村民受到虛榮心與“炫富”衝動影響的原因。通過村規民約規定隨禮上限，在一定程度上能讓不想攀比的村民少爲“面子”上的考慮所累。但要徹底解決問題，還需讓村民在心態上認識到：當代社會已經不再需要村民之間建立那麼多的“人情臺賬”，隨禮只是一種禮節性的表態。歸根結底，社會基礎變了，風俗自然就會變，這也是解決所有同類問題的基本思維。

撰文/楊鑫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