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衆號仍會不定時更新，股市有行情的時候，我會寫文章跟大家聊聊最新的看法；

沒有行情的時候，就埋頭寫書，寫一章發一章。

以下是《君臨投資史》的卷一，第三章。

公元前3500年，兩河流域率先進入城邦文明時代，其先進的農業技術很快就向四面八方傳播開來。

第一個受益的是古埃及，幾乎同時進入了城邦時代。

第二個受益的是古希臘，在前2850-前1450年出現城邦、宮殿、雕刻，沐浴在文明的晨曦中。

從地理位置來看，兩河文明、古埃及、古希臘分別位處地中海的東邊、南邊、北邊，彼此捱得很近。

三地海路通暢，貿易往來便利，古希臘獲益早本就合理。

但令人疑惑的是，在後世人們的印象中，古希臘和古埃及明明就是兩個時代的故事。

古代世界的第一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公元前776年舉辦，此時纔算是拉開了古希臘的黃金時代。

數十年後荷馬寫下他的不朽詩篇《伊利亞特》，200年後畢達哥拉斯學派創辦，250年後希臘戲劇開始繁榮；

280年後馬拉松戰役爆發，370年後蘇格拉底被處死，400年後柏拉圖寫下名著《理想國》；

430年後少年時的亞歷山大拜亞里士多德爲師，又過了10年，大帝統一希臘，鐵蹄指向東方，黃金時代落幕。

這些古希臘傳奇，大多發生在前800-前300年左右。

古希臘的黃金年代與其童年時期，隔了足足2000年。

這就不得不說到古希臘的傷心之處了——

跟古埃及不同，那裏尼羅河水定期氾濫，大平原上將小麥種子撒下去自己就會長出來，天然的農業沃土。

古希臘這邊，卻是以小島和半島爲主，地形破碎、土地貧瘠，農業的長期收益率極低。

也因此，古希臘雖然很早就有了文明的跡象，但發展一直營養不良。

低ROE、低PE，跟其它幾個文明中心是沒法比的。

古印度比古希臘也好不了多少。

從地圖上看，由兩河文明的中心巴比倫城向西可到古希臘，向東可到古印度，兩者的地理直線距離都是2000公里左右。

牧民們馱着小麥種子，沿着印度洋北邊的海岸線一路迎着朝陽走，就能來到印度河流域。

約公元前2500-前1750年，皮膚黑黝黝的達羅毗荼人建立了摩亨佐達羅、哈拉巴等城邦，後世統稱爲“哈拉巴文化”。

他們發明了本土的文字，但現在已無法解讀，他們也馴化了一些本土特色的農產品。

但總的來看，大部分仍然是來自中東地區的小麥、大麥、牛、羊、青銅器、金銀飾品等等。

令人悲傷的是，這個發達的遠古文明，在公元前1750年，忽然滅絕。

城市被摧毀，本土族人被大量殺戮，文字再無人能識別，根子完全斷掉。

摧毀這一切的，正是中亞草原上的雅利安人。

他們沿着印度河一路衝殺，將輝煌了750年的古印度——資產一夜歸零。

這是護城河水太淺的悲劇。

當然，起步最晚的還是中國。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歷史學家都以爲中國是在遙遠的東亞大陸上獨立演化的文明。

但後來，越來越多的出土遺蹟表明，這並不是事實。

公元前3000年前後，從中亞、新疆、甘肅、蒙古草原，自西向東陸續出現了黃牛、綿羊、小麥的生存遺蹟。

公元前2000年前後，馴化的馬、板車、青銅器等遺蹟也陸續在中國西北境內被發現。

公元前1000年前後，鐵器冶煉術、雙輪戰車等先進技術開始進入到中國。

在漫長的歷史裏，中國人確實獨立探索出了許多創造性的農業技術，比如水稻、粟、黃豆、豬和雞的馴化。

中國人也將養蜜蜂-獲得蜂蜜，養蠶-提取蠶絲，養烏龜-製作甲骨文，這些小衆技術玩出了新境界。

不過，就影響力最大的幾種農業技術來看，中國人仍然是兩河文明的學生。

比如小麥。

中國的黃河流域相對乾旱，並不適合種植水稻；

因此先祖們將野地裏的狗尾巴草馴化，獲得了粟，也就是我們今天還時不時喝上兩碗的小米粥。

小米當然是種很棒的健康食物，無奈產量太低，熱量值不高，於是在小麥、大麥引入後，很快就被這些收益率更高的外來物種給取代了。

從兩河流域的文明中心，到波斯高原，到中亞的草原、戈壁和沙漠間雜，再到蒙古大草原，最後來到黃河流域，中間大多是文明的荒漠和無人區。

一路上遙遙相隔數萬裏，只能依靠遊牧民族的長途遷徙，一點一點接力傳遞。

要獲得這些先進技術，實在是太不容易了。

也因此，讓中國文明的生根發芽，落後了中東的文明中心大約2000年。

你看，跟兩河文明與古埃及相比，古希臘、古印度和古中國這仨明顯先天不足，屌絲氣息濃郁。

一個土地太差，拿到塊爛牌，世代赤貧；

一個護城河太淺，不幸被蠻族入侵，早早團滅；

一個離先進文明太遠，留學不易，見的世面太少。

然而在隨後的一千多年，三個少年靠着自我奮鬥，開始了逆天改命之路！

從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這個地區忽然迎來了羣星燦爛的時代，文化大師層出不窮，讓中東的文明中心黯然失色。

古希臘：詩人荷馬（荷馬史詩）、智者伊索（伊索寓言）、畢達哥拉斯（數學之父）、蘇格拉底（理性主義）、柏拉圖（理想國學說）、亞里士多德（百科全書式人物）、歐幾里得（幾何原本）、阿基米德（槓桿原理）

古印度：釋迦牟尼（佛教）、伐達摩那（耆那教）、富蘭那·迦葉（無作論）、末伽梨·俱舍羅（宿命論）、刪闍夜·毗羅胝子（不可知論）、阿耆多·翅舍欽婆羅（順世論）

古中國：老子（道家/道德經）、莊子（道家）、孔子（儒家/論語）、孟子（儒家）、墨子（墨家）、韓非子（法家）、孫武（孫子兵法）、屈原（離騷）、鬼谷子（縱橫術）

你可以看到，這三個文明的風格差異是非常鮮明的：

古希臘追求的是理性和理想主義，古印度追求的是宿命和躺平思想，古中國追求的是入世和治國之術。

究竟是什麼底層邏輯的改變，讓這三個文明得以脫穎而出？

又是什麼命運的經歷，讓他們從此分道揚鑣？

這一切都要從亞述帝國（前935-前612年）的崛起展開，亞述是兩河文明史上最強大的軍事帝國，第一次將整個新月沃土和古埃及都納入到版圖之內。

這歸功於他們對鐵製兵器的首次大規模使用，使得武力值大幅度飆升。

但另一方面，亞述帝國又是個極其殘暴的帝國，每征服一個地方，都要搞一輪屠城儀式，將金銀財寶運走後，再一把火把城市燒掉。

以至於猶太人將亞述首都尼尼微，稱爲“血腥的獅穴”。

在亞述帝國統治中東的三百多年裏，生靈塗炭、人口衰退，文明之火變得一息尚存。

亞述覆滅後，新巴比倫好不容易恢復了些生機，沒多久就又迎來了充滿宮鬥、陰謀和叛亂的波斯帝國。

簡單來說，中東文明是被自己的過度內卷，自己把自己給搞殘廢了。

歷史上有個著名的文明邊緣崛起定律，指出新興文明通常會在文明中心的邊緣地帶崛起，主要有4個邏輯——

1，文明中心對邊緣地帶的控制力較弱，崛起阻力較小；

2，邊緣地帶和文明中心有一定接觸，能夠獲取先進的科技和文化；

3，邊緣地帶的土地和勞動力成本較低，在經濟競爭中具有優勢。

4，如果文明中心的政治出現衰弱，則將加快新興文明的崛起速度。

既然中東大哥已廢，周邊的小弟自然就趁勢而起了。

最早崛起的是古希臘，畢竟近水樓臺先得月，更容易學習到先進知識，像畢達哥拉斯就曾經去巴比倫、古埃及廣泛遊歷。

當然，自我奮鬥也是不可或缺的。

古希臘人窮則思變，逐漸放棄了農業，轉向海洋貿易。

他們從埃及進口小麥和亞麻布，出口到小亞細亞半島，又將塞浦路斯的銅礦和亞美尼亞的葡萄酒販賣到米索不達米亞的上流社會。

很快他們就發現，這種兩頭賺差價的生意，投資回報率非常高，逐漸就躍升爲地中海的發達地區。

不僅如此。

古希臘從來不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相反只是數十個城邦的統稱，它們分散在愛琴海沿岸，被懸崖峭壁和破碎的山谷所分割開來。

爲了生存和生意爭奪，它們彼此結成聯盟展開較量——

一個是以雅典爲首的提洛同盟，另一個是斯巴達爲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大概有四百多年，這種較量都是良性的。

兩大聯盟之間既有合作，又有對抗。

前者的案例，是希波戰爭。

當公元前490年，波斯帝國數萬大軍壓境時，雅典緊急派出長跑健將星夜從馬拉松跑到斯巴達求救。

斯巴達同意了雅典的請求，並以盟主的姿態將周邊30多個城邦團結起來，形成抗敵統一戰線。

後者的案例，則是伯羅奔尼撒戰爭。

公元前431年，斯巴達的同盟小弟底比斯和雅典的同盟小弟普拉提發生火拼。

這本來只是一件小事，但由於兩個盟主的領導人當時都過於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對手，最終釀成一場持續十年的漫長戰爭。

這場戰爭讓雅典幾乎淪爲廢墟。

不過必須指出，類似規模的內戰在古希臘歷史上是罕見的。

放眼整個古希臘時代，冷戰纔是常態。

也正是這種適度的競爭，使得古希臘的城邦們既不會因過度內卷造成大失血，又不至於被過度統一所窒息。

適度的競爭，使得每個城邦都存在一定的壓力，大家必須不斷改革創新，長期以往便大大加速了生產力的進步。

在政治領域，這種競爭帶來的好處非常明顯，各城邦紛紛開展制度創新，形成了貴族制、君主制、民主制、共和制等各種政治實驗。

在經濟發達的雅典，最高權力機關是公民會議。

這種公民會議是由原始部落的會議演變而來的，是家庭會議的放大版。

公民會議的開會地點在雅典衛城以西的一片空地上，大約8-10天開一次會，開會的通知一般會提前五天公佈。

雅典不大，雖然整個雅典城邦有20-40萬人，但奴隸人口占了一半，外邦人口和婦女兒童是沒有公民權的，因此實際享有公民權的只有3-5萬左右。

並且很多偏遠村落的公民、有工作要忙的公民都沒法參加，因此實際到場人數往往只有兩三千。

遇到緊急的臨時會議，官吏們在衛城內沿街大喊幾下，轉一圈，公民們就都知道了。

公民會議的流程是這樣的：首先是提案宣讀，然後有意見的公民登上講臺，輪流發言辯論，最後投票表決，一般用舉手（公開表決）或投石（祕密表決）的方式進行。

這些提案包括：選出稱職的官吏，討論糧食和國防問題，檢舉揭發官吏的不法之事，宗教問題和世俗其他事情。

從討論到表決，常常要花費一個早上的時間，表決完成以後，雅典人就算行使了一次公民的政治權利。

公民會議定期選出議事會、主席團和執政官，作爲雅典的行政機構。

擔任主席團職務的人可以從國家領到一筆錢，一起用餐，然後召開議事會和公民會議。

執政官先爲終身制，後改爲十年一任，最後又改爲一年一任；

執政官人數也逐漸由1人增至3人，分別爲王者執政官、軍事執政官和司法執政官，後來又增爲9人，稱“九執政官”。

執政官中有一人爲首席執政官，雅典第一位首席執政官叫梭倫。

梭倫早年經商，財務自由後四處讀書訪友，在一次遊歷中曾寫下這樣的詩句：

“作惡的人每每致富，而好人往往受窮；但是，我們不願把我們的道德和他們的財富交換，因爲道德是永遠存在的，而財富每天都在更換主人。”

可見這是一位有高尚情操的人物，他隨後從政，指揮軍隊打贏了薩拉米斯島戰役。

赫赫的軍功使他贏得了政治聲望，隨後被選爲雅典的第一位首席執政官，開始了一系列的改革進程。

這些改革包括：

第一，按財產將全體公民劃分爲四個等級，誰的財產多，誰的等級就高，如此便讓商人階層取代了世襲貴族，成爲新的統治階層。

第二，設立400人會議制度，由雅典的四個部落各選一百人組成，除第四等級外，其它各級公民都可當選；

第三，設立了陪審法庭，每個公民都可被選爲陪審員，參與案件的審理，陪審法庭成爲雅典的最高司法機關。

梭倫制定的這一系列法律條文均刻在木板上，鑲在可轉動的長方形框子裏，公諸於衆。

許多年後，梭倫被稱之爲“偉大的立法者”。

政治改革家克里斯提尼緊接着登場。

這位首席執政官在公元前509年聯合平民推翻了一位貴族的寡頭統治後，深切感受到寡頭政治對雅典的傷害。

他進行了力度更大的改革：

第一，撤銷四大部落，將雅典劃分爲10個小部落和139個自治區，讓基層權力分散化。

第二，重組議會，將400人會議制度擴大到500人，每個小部落選出50人。

第三，建立十將軍委員會，10個小部落各選一人，一年一任，輪流統帥軍隊。

第四，設立陶片放逐法，公民以祕密投票的方式，表決流放有可能危害國家的分子，防止陰謀家篡權。

也因此，克里斯提尼被後世稱之爲“共和之父”。

伯里克利是雅典最後一位偉大的首席執政官、政治改革家，他的母親是克里斯提尼的侄女，自幼享受良好的教育。

這位執政官早年也曾擔任投資人，出資承辦了悲劇之父埃斯庫羅斯所創作的《波斯人》一劇的演出。

在政治改革上，他的手段同樣是開天闢地式的：

第一，剝奪貴族掌控的戰神山議事會的政治權力，使之分別歸屬公民大會、五百人會議和陪審法庭。

第二，所有公務員官職向公民開放，通過抽籤、選舉、輪換錄取，即使是第四等級的公民也能擔任首席執政官。

第三，公職實行公薪制，貧苦公民入職也可以得到生活津貼。

也因此，伯里克利被後世稱之爲“民主之父”。

在一篇演說中，伯里克利寫道：

“我們爲有這樣的政體而感到喜悅。

我們不羨慕鄰國的法律，因爲我們的政體是其他國家的楷模，而且是雅典的獨創。

我們這個政體叫做民主政體。

它不是爲少數人，而是爲全體人民。無論能力大小，人人都享有法律所保障的普遍平等，在成績卓著時得享功名。

擔任公職的權利不屬於哪個家族，而是賢者方可爲之。家境貧寒不成其爲障礙。有能力爲國家服務的人，不因地位卑微而受妨礙。

我們可以暢通無阻地從一個職位走向另一個職位；我們無所顧忌地共享親密無間的日常生活；

我們既不會爲鄰人的我行我素而煩惱，也不會面露不豫之色——這有傷和氣，卻無補於事。

這樣，我們一方面自由而善意地與人交往，另一方面又不敢以任何理由觸犯公益，因爲我們遵從法庭和法律，特別是那些保護受害者的法律，以及那些雖未成文，但違反了即爲恥辱的法律。

另外，爲了陶冶身心，我國法律還規定了十分頻繁的節假日。賽會和祭祀終年不斷。屆時美不勝收，蔚爲大觀，歡愉的氣氛驅散了憂鬱。”

在這三位偉大的領導人治理下，雅典經濟蒸蒸日上，大師薈萃，享受了長久的繁榮。

可以說，古希臘文明之偉大，跟這三位政治領導人的出現，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考察這三位領導人的背景和成長經歷就會發現，他們普遍出生於商人和知識分子家庭。

商人需要廣泛遊歷，由此開拓了視野，商人的獲利來自於對商品稀缺性的認知，因此通常重視對教育的投資，商人要賺到錢還需要有創新的意識和魄力。

因此，正是古希臘先天不足的土地貧瘠，使得農業收益率長期較低，人們被迫轉向海外貿易；

破碎的地形使得古希臘長期保持適度的城邦競爭，重商主義氛圍又讓國民長期重視教育、視野開闊、具有創新的意識和魄力。

多重因素作用下，終於迎來了古希臘的黃金時代，人類理性和理想主義的第一次巔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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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古希臘文明興起幾乎是同時，中國進入到了諸子百家的黃金年代。

中國文明跟古希臘差異巨大，這裏有着定期氾濫的黃河水，土質肥沃，廣袤的華北平原，農業的收益率很高。

華北平原的四周，環繞着一系列崇山峻嶺，將遊牧民族的入侵抵擋住，並且黃河流域離先進而又兵荒馬亂的中東地區隔着萬里黃沙，護城河十分深厚。

因此，古中國可以看作是古埃及的加強版。

古埃及文明中，注重倫理、追求“雅”的生活方式，在中國也能看到類似的影子。

比如周朝初年，周公旦這位改革家便主張以“禮”治國， “明德慎罰”。

在他的推動下，周朝確立了“嫡長子繼承製”和“嫡長子諸弟分封諸侯國”的體系，一家人其樂融融、共享天下。

這個制度有好有壞——

好的是，社會變得更穩定，不像商朝動不動就出現兄弟爭天下、陰謀叛亂四起的局面，這也是兩河文明的亂象源頭之一。

壞的是，國家的繁榮全憑運氣，一旦出現暴君或昏君，大家就只能逆來順受。

兩百多年後，事情發生了一些變化。

一些諸侯國逐漸變得強大，他們勵精圖治，富國強兵，不再將中央政權放在眼裏，這無形中加強了競爭；

另一方面，諸侯國之間都有着同一個祖先，君主們彼此是親戚關係，大家在名義上還得講“禮”，不能幹得太過分，也就讓列國的競爭在很長時期內都保持在適度的範圍。

在上面的古希臘文明中，可以看到“適度的競爭”是創新的一大關鍵要素。

現在，它在中國文明中也出現了。

春秋戰國550年的歷史中，雖然列國衆多，但大多數時候都只是4-7個大國之間的較量。

這些國家之間的疆域在很長時間內都保持了相對的穩定，只有到最後的50年纔出現了大規模的統一戰爭。

並且，即使是滅國之戰，也通常講究“擒賊先擒王”“窮寇莫追”，大規模的屠城行爲，極爲罕見。

當然，春秋戰國的競爭烈度，還是比古希臘要強一些的，人口規模也更大，主要大國之間勢均力敵的狀態跟近代歐洲更相似。

也因此，在那些主要的大國裏，不斷湧現出具有雄心壯志的領導人。

最著名的三個代表，則是齊桓公、魏文侯、秦孝公。

齊桓公是春秋五霸中第一個崛起的霸主，這是個品行高尚的人，他的“王道思想”深深影響了中國數千年的歷史。

齊桓公在即位之前，曾經在戰場上被管仲一箭射傷，即位後抓住了管仲，本來要殺他。

他的臣子鮑叔牙跟管仲是至交，年輕時曾經合夥做生意，知道管仲是個胸懷大略的人物，因此進諫道：

“臣幸運地跟從了君上，君上現在成爲了國君。如果君上只想治理齊國，那麼有叔牙就夠了。

如果君上想成就天下霸業，那麼非管仲不可。管仲到哪個國家，哪個國家就能強盛，不可以失去他。”

齊桓公聽說之後，不僅放了管仲，還任命他爲相國，厲行改革。

管仲也不負期待，在全國重新劃分政區，建立選拔人才的制度，按土地分等徵稅，經濟上發展手工業和商業，鑄造貨幣，調劑物價，讓齊國日漸強大。

每次出兵打仗，齊桓公都會先帶着禮物去拜見周天子，請求周天子的應允，乾的又是在列國間鋤強扶弱的事情，因此獲得了大批小國的追隨。

北方的燕國被山戎攻打，向齊國求救，齊桓公出兵討伐山戎。

事後，燕莊公送齊桓公回國，一直送到了齊國境內，齊桓公說：“不是天子，諸侯相送不能出境，我不可以對燕無禮。”於是把燕君所到的地方盡數割予燕國。

狄人入侵衛國，毀壞了衛國的都城，齊桓公便在第二年幫助衛國修築新城，使衛國能重建國都。

終齊桓公一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每次都打出“尊王攘夷”的旗號，讓諸侯心悅誠服，可謂儒家治國的楷模。

魏文侯是戰國七雄中的第一位霸主，也是魏國的開國君主。

魏文侯最大的特點就是禮賢下士、知人善任，臣子里人才濟濟，其中最有名的莫過於李悝、吳起。

李悝是法家的代表人物，著有《法經》六篇，是中國第一部系統性的法典。

《法經》的核心思想是“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包括“盜律、賊律、囚律、捕律、雜律、具律”，一共六篇。

盜律針對的是侵犯財產的行爲，大盜則戍爲守卒，重者要處死；

賊律是對有關殺人和傷人罪的，其中規定，殺一人者死，並籍沒其家和妻家：殺二人者，還要籍沒其母家。

雜律內容廣泛，包括淫禁，禁止夫有二妻或妻有外夫；嬉禁，關於賭博的禁令；金禁，貪污受賄的禁令，規定丞相受賄，其左右要伏誅。

……

李悝被任命爲魏國的相國，實行法治，“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很快就讓魏國強大起來。

吳起則是兵家的代表人物，著有兵書《吳子》，被認爲是僅次於孫子的“兵家亞聖”。

《吳子兵法》提出以治爲勝，賞罰嚴明，主張在軍隊實行“進有重賞，退有重刑”，做到“令行禁止，嚴不可犯”。

還主張“用兵之法，教戒爲先”，“簡募良材”，即通過嚴格的軍事訓練，使士卒掌握各種作戰本領，並根據士卒體力、技能等條件的不同，合理分工和編組，實現軍隊的優化組合。

吳起爲魏國改革兵制，創建魏武卒，“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重傷秦國，拓地千里。

魏文侯、李悝和吳起，君臣合作，文武雙修，成爲中國以法治國的第一組黃金搭檔。

魏文侯死後沒多久，被魏國打得嗷嗷叫的秦國，出現了一位復仇者——秦孝公。

秦孝公一上任就頒佈《求賢令》，衛國人商鞅聽說後，便帶着李悝的《法經》投奔秦國。

秦孝公召見商鞅，商鞅先以帝道、王道之術說孝公，孝公聽後直打瞌睡；商鞅再以霸道之術說孝公，孝公聽後改變態度但沒有重用；商鞅最後暢談富國強兵之策，孝公聽後大喜，與之秉燭夜談。

商鞅在秦國厲行法治，有三大重點：

第一，重農抑商。改革戶籍制度，全民務農，貴族也必須務農，獎勵耕織，統一度量衡，以提升生產力。

第二，重刑厚賞。廢除世卿世祿制，實行什伍連坐法，開阡陌封疆，推行縣制，對官吏實行年終考覈。

第三，重戰尚武。明令軍法，獎勵軍功，建立二十等軍功爵制，推行軍國主義，以統一天下爲目標。

在商鞅的治理下，秦國僅僅用了一代人的努力，就在實力上逆轉了魏國，爲統一六國打下基礎。

秦孝公和商鞅，也就成爲了中國以法治國的第二組黃金搭檔。

可以看到，無論是儒家的王道德行，還是法家的賞罰分明，無論是齊國的重商，還是秦國的重農抑商……

方法多種多樣，各出奇謀，但最終都能讓國家強大。

真正的中國特色是——

中國的政治改革家通常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以君臣搭檔形式出現的團隊。

除了上面三組，春秋時期還有晉文公和狐偃、先軫，秦穆公和百里奚、孟明視，吳王闔閭和伍子胥、孫武，越王勾踐和范蠡、文種；

戰國時期則有燕昭王和鄒衍、樂毅，趙惠文王和藺相如、廉頗，秦惠文王和張儀，秦昭襄王和范雎、白起，秦王嬴政和李斯、王翦等知名搭檔。

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自從周公旦以禮治國，“君權天授”的思想深入人心。

君主代代世襲，才華大多有限，當一國的君主有了雄心壯志，他需要做的便是禮賢下士，在各地尋覓人才，不拘一格的錄用。

當時有個知名的千金買馬骨的故事。

燕昭王求賢若渴，大臣郭隗跟他說：

“古時候有個國君，最愛千里馬。他派人到處尋找，找了三年都沒找到。

有個臣子打聽到遠處某個地方有一匹名貴的千里馬，就跟國君說，只要給他一千兩黃金，就能把千里馬買回來。

國君很高興，於是派臣子帶了一千兩黃金去買。沒料到臣子到了那裏，千里馬已經因病死了。

臣子依然用那一千兩黃金將馬骨買回，獻給國君，國君大發雷霆。

臣子淡定的說：“將來全天下都知道你千金買馬骨，還怕沒人把千里馬送來？”

國君將信將疑，也不再責備臣子。

消息傳開，大家都認爲那位國君真愛惜千里馬。不出一年，果然從四面八方紛紛送來了千里馬。”

郭隗講完這個故事，說：“大王一定要徵求賢才，就不妨把我當馬骨來試一試。”

燕昭王聽了大受啓發，馬上派人造了一座豪華的房子給郭隗住，還拜郭隗做老師。

於是各國人才紛紛慕名求見。

有一位名叫鄒衍，學問滿天下，周遊魏國時，魏惠王親自跑到郊外去迎接；到趙國時，平原君側着身子走路來迎接他，並用衣袖替他拂去座席上的灰塵。

燕昭王聽說鄒衍來到，大喜過望，親自用衣袖裹着掃把，退着身子邊走邊掃，在前面清潔道路。

入坐時，燕昭王主動坐在弟子位上，敬請鄒衍以師長身份給自己授業，還特意爲鄒衍修建了一座碣石宮，供其居住講學。

還有一位樂毅，曾先後在趙國和魏國當官，有一次代表魏國出使燕國，燕昭王十分恭敬地款待他，請他留下，並委任他爲亞卿，委以國政和兵權。

你看，中國的君主們如此重視人才的價值，需求如此強烈，知識分子們又豈能感受不到？

知識分子們於是發奮讀書，宣傳各種政治學說，以期能得到君主們的賞識，一展才華。

如果一國的君主昏庸，他們便周遊列國，到處面試、自我推銷，追求的是“良禽擇木而棲”。

孔子曾周遊列國，蘇秦曾在六國拜相。

吳起在魏文侯死後，不受重用，於是轉投楚國，被楚國任命爲令尹（最高行政長官）。

他將魏國“以法治國”的成功經驗複製到楚國，使楚國出現“南平百越，北並陳蔡，卻三晉，西伐秦”，一度大敗魏國，飲馬黃河的強盛局面。

不僅有爲的君主講究禮賢下士，上行下效，貴族大臣們同樣如是。

當時有許多貴族會在門下招募賓客，納爲謀士，最知名的“戰國四公子”，即魏國的信陵君魏無忌、趙國的平原君趙勝、楚國的春申君黃歇、齊國的孟嘗君田文，他們的賓客均有數千人之多。

正是這種君主渴慕人才，貴族養士之風盛行，人才四處流動的現象，使得人才的潛力得到了全面釋放。

這又進一步掀起了重視知識和教育的風氣。

當時有孟母三遷的故事。孟子的母親爲了孩子的教育，三次搬家。

還有頭懸樑，錐刺股的故事。蘇秦常常讀書到深夜，想睡覺時，就拿一把錐子，一打瞌睡， 就用錐子往大腿上刺一下。這樣，猛然間感到疼痛，使自己醒來，再堅持讀書。

另一位名人則是找來一根繩子，繩子的一頭拴在房樑上，一頭拴住頭髮。如此，每當他累了困了想打瞌睡時，只要頭一低，繩子就會拽住頭髮，因疼醒而趕走睡意。

各國君主們也大力投資教育，魏文侯贊助了一個儒家的西河學派，齊國在臨淄創辦了稷下學宮，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官辦高等學府。

學者和大師們爲了擴大影響力，也紛紛開班授徒。

孔子是著名的教育家，門下有弟子三千，他教育弟子們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鬼谷子是縱橫家的祖師爺，學貫百家，也培養出了張儀、蘇秦、孫臏、龐涓等一大批名臣將相。

正是適度的競爭，造就了春秋戰國時期人才市場的大繁榮，從而進一步推升了教育投資的風氣，和治國之術大流行的奇觀。

整體來看，古中國和古希臘雖然稟賦資源差異巨大，成長經歷迥異，但他們都有着某些相似的特徵——

第一，適度的競爭；

第二，重視教育，以及知識分子們積極入世的思想。

差異在於，古希臘是供給側驅動的，商人階層因爲自身的經驗和見識，主動投資教育；

古中國則是需求側驅動的，因爲君主們富國強兵的需求，讓人才市場得以繁榮。

這又進一步導致了兩個不同的結果：

古希臘除了文化繁榮以外，更重視政治體制改革和科技創新。

因爲商人們很清楚的知道，立法、共和、民主這些東西能保障他們更長久的享有權力，數學、幾何、槓桿原理則是提升收益率的重要法寶。

古中國則更重視治國之術。

包括法家、兵家、王道、霸道，這些纔是君主們最大的需求所在。

這些差異，要直到兩千年之後，才最終導致了兩個偉大文明之間的不同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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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臘雙雄對峙，中國五霸七雄並立的同一時期，印度進入十六國時代。

十六個大國羣毆，競爭形勢要比前面兩個文明激烈多了。

這也導致古印度文明的內卷更嚴重，社會的幻滅感強烈，躺平思想成爲主流。

不過，印度文明其實是極爲撕裂的。

一方面，社會下層因爲苦難和迷茫，對虛幻的宗教思想有着極大需求；

另一方面，國家間的激烈競爭，又導致社會上層對實用主義的追捧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在政治領域，古印度的權謀之術堪稱登峯造極。

考底利耶，摩揭陀國大臣，曾協助旃陀羅笈多一世創立孔雀王朝。

不過，考底利耶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其著作《政事論》。

這本書被譽爲印度版的《君主論》，詳細論述帝王權謀之術，因此他也被稱之爲"印度的馬基雅維利"。

對內，考底利耶主張採用嚴刑峻法，用殘酷無情的手段來維持社會秩序。

《政事論》一書中列出了18種嚴酷的刑罰，充分體現了考底利耶的名言：“政治學是懲罰的科學。”

同時推行密探制度，嚴密監視社會中的不穩定分子。

孔雀王朝建立了早期歷史上最龐大的間諜網，他們裝扮成僧人、農民、商販、妓女、藝人等形形色色身份的人，潛伏於各級官吏身邊和各地，並用寫密碼、做暗號等方法及時呈報。

當叛亂出現，或者要進攻某個國家的時候，他們也負責離間和暗殺。

孔雀王朝還特別喜歡使用女間諜。

這出自考底利耶的創造，他說過一句很有趣的話：“女人有男人四倍的羞澀，但卻有男人六倍的勇敢和八倍的精力。”

對外，考底利耶主張遵循欺騙法則，爲達到目的不擇手段。

他對君主們提供了6個建議：

第一，和平共處：當一國處於劣勢時，應謀求與強大的一方協調和共處；

第二，戰爭：實力佔優的一方應發動戰爭；

第三，中立：認爲敵人無法傷害我、同時我也不夠強大到足以摧毀敵人時，應維持中立；

第四，進攻：擁有進攻所需的手段的國家應對敵人發動進攻；

第五，聯盟：缺乏防護自己所需的實力的國家，應尋求他國的保護；

第六，雙重政策：與一國實現和平，而對另一國發動戰爭，以實現其目的。

看完這些政治主張，相信普通人都會有種不寒而慄的驚悚感。

多年之後，孔雀王朝逐漸強大，最終第一次統一了古印度。

在阿育王（旃陀羅笈多一世之孫）征服羯陵伽王國的戰爭中，羯陵伽有15萬人被擄走，10萬人在戰爭中被殺，還有若干倍於此的人死亡。

如此殘酷的政治現實下，下層人民又如何能不相信宿命，不躺平又能如何呢？

整體來看，古印度文明跟兩河文明、波斯帝國是類似的，宗教思想上也一脈相承，追求積德行善、出世躺平。

這跟中國和古希臘的積極入世思想，形成了鮮明對比。

在古印度，不僅下層老百姓追求躺平，不思進取，許多國王也深受其毒害。

最典型的是月護王旃陀羅笈多。

旃陀羅笈多在考底利耶的協助下起兵造反，自立爲新的摩揭陀國王，隨後又攻打亞歷山大大帝在印度河流域建立的軍事要塞，逐漸將國土面積擴大到印度的三分之一。

由於其家族是以養孔雀爲職業的，因此又被稱爲孔雀王朝。

後來在他的孫子阿育王手中，孔雀王朝統一了全印度，這是印度歷史上僅有的三個統一王朝之一。

但，這麼一位有爲君主，竟然在50多歲的時候，將王位傳給兒子。

自己則皈依了耆那教，毅然決然的出家修行去了，最後竟至絕食而死。

耆那教是筏陀摩那在公元前6世紀創立的宗教，同印度教和佛教一樣，相信靈魂解脫，業報輪迴，主張非暴力、不殺生。

這個宗教對禁慾和苦行的提倡，遠超過佛教和印度教，其部分教派甚至主張信徒裸體修行，以示一文不名。

旃陀羅笈多是個虔誠的耆那教徒，相信自己在俗世間的業績已圓滿，便轉而追求靈魂上的價值。

古印度和兩河文明是世界宗教的兩大發源地。

兩河文明誕生了衆所周知的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等頂流宗教，古印度也不遑多讓。

古印度的宗教以數量取勝，較知名的就有婆羅門教、印度教、佛教、錫克教、耆那教、吠陀教等，其他小型教派更是數不勝數。

如此繁多的宗教融於一爐，跟古印度的地理和歷史密不可分。

印度河流域西邊是一系列的龐大山脈，看似有着很深的護城河，能阻隔西邊中東文明的進攻。

但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大山之間有着一個開伯爾山口，就像打開了一扇大門，隨時歡迎西邊的來客。

正是這扇大門，讓印度河流域得以吸收西邊的文明氣息，率先發展起來；

但也正是這扇大門，使得公元前1700年前發生了雅利安人入侵，讓上古的印度河文明遭受了一次團滅。

此後，古印度經歷了上千年的漫長重生，才漸漸恢復了元氣。

雅利安人入侵帶來的不僅是文明的滅絕，其最大的後果是從此形成了一種荼毒千年的種姓制度。

這是人口較少的外來統治者，爲保證自己能夠長期壟斷印度社會的權力而設計的一種制度。

種姓制度以血統劃分全社會人口爲五大階層：

第一等級的婆羅門，主要是僧侶貴族，壟斷宗教特權。

第二等級的剎帝利，主要是軍事和政治貴族，享有徵收各種賦稅的特權，負責守護婆羅門階層生生世世。

第三等級的吠舍，主要是普通雅利安人，政治上沒有特權，可以從商，是納稅的主體。

第四等級的首陀羅，屬於非雅利安人，由伺候用餐、做飯的高級傭人和工匠組成，是人口最多的種姓。

還有第五等級，稱爲“不可接觸者”階層，又稱“賤民”，他們多從事最低賤的職業。賤民不算人民，不入四大種姓之列。

第四等級和賤民，是創造了古印度遠古文明——哈拉巴文化的原住民有色人種。

種姓制度是世襲的，低種姓和賤民代代爲奴，不能從事高等級的職業，不能跨階級通婚，嚴禁任何的階層流動。

既然如此，讀書又有何用，努力又有何用？

然而印度的苦難還沒有結束，雅利安人之後，外來入侵仍在一波一波如潮水般襲來。

早期歷史上影響較大的，就有波斯帝國大流士一世的入侵，馬其頓帝國亞歷山大大帝的入侵；

孔雀王朝之後又有希臘人塞琉古帝國、帕尼人安息帝國、塞種人、安息人、月氏人貴霜帝國、嚈噠人、伊斯蘭突厥人、伊斯蘭蒙古人莫臥兒帝國等十幾次規模較大的入侵。

這就使得古印度一直處於毀滅、重生、洗牌、混亂的循環之中，猶如煉獄般痛苦。

在無邊的苦難中，人們不斷追問" 人生的歸宿" 、"有無因果" 、" 人死之後靈魂是否存在" ……

在上層雅利安人中流行的是吠陀教-婆羅門教-印度教體系，由上古的雅利安部落信仰演化而來。

這個體系崇拜諸神的力量，一切都是神力的結果，因此種姓制度是天經地義的，善惡有輪迴，今生的苦難都是上輩子的“惡”造成，要想幸福只能等待死後的輪迴再世。

但這個體系在早期並沒有告訴下層老百姓今生要怎麼辦，才能得到拯救。

於是在十六國時代，湧現出了一股沙門思潮，試圖給出答案。

沙門思潮的代表是耆那教、佛教和六師學說，"六師" 是當時六位著名思想家。

他們曾經從事各種職業，來自各個階層，但最終都因爲內心的痛苦，而進入到行乞苦行、打坐冥想、斷食修煉的過程中。

他們的思想也是五花八門，各種走極端。

譬如富蘭那·迦葉提出的無作論。他說，道德都是天生的，無所謂好壞，一個人無論是自己去殺害衆生，還是教人殺害衆生，都不算作惡。自己或教人去偷盜、淫佚、妄語、放火，也沒有罪，不會有報應。

還有刪闍夜·毗羅胝子的不可知論。他說，世上的任何問題都沒有正確答案，你說有即有，說無即無。因此一切都不重要了。

但這些異端邪說，除了讓人躺平、接受現實外，畢竟不能告訴大家如何才能獲得幸福。

修煉方式也非常殘忍，苦行僧們過着蓬頭垢面、衣衫襤褸的生活，長期斷食甚至斷水、躺在佈滿釘子的牀上、行走在火熱的木炭上，以解脫苦難，進入極樂永生的境界。

但普羅大衆畢竟大多是貪生怕死之徒，走極端只能滿足小衆需求。

於是佛教出現了，由它完成了早期古印度思想的集大成，這個宗教一方面完善了因果輪迴、善惡有報的思想；

另一方面又強調，幸福的至善之境不必等到死後才能抵達，其實在今生也是能夠涅槃的，方法就是消除貪、嗔、癡等慾望，以慈悲爲懷，積德向善。

但即使是這種更積極進步的思想，相對於古希臘、古中國文明來說，也屬於消極宿命一派的。

整體來看，出世躺平始終是古印度的社會主流，這是對人力資源的嚴重浪費，顯然是不利於文明進化的。

公元前187年，孔雀王朝的最後一位國王被大臣所殺，古印度重歸分裂，漸漸掉隊。

在之後的數百年裏，西方崛起了羅馬帝國，東方崛起了大漢王朝，雙峯對峙，更青出於藍。

而古印度，只餘下一聲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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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個文明的進化和分化中，我們能總結出以下一些基本規律：

第一，落後的邊緣文明是可以超越文明中心的。

除了外在的客觀條件（文明中心的自我衰落、更低的生產成本）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與先進文明的聯繫，由此獲得交流學習的機會。

第二，適度的競爭非常重要，這將大大加速新興地區的文明進化。

典型的兩個例子，就是古希臘雙雄爭霸和重商主義，帶來教育的繁榮，進而推動了政治改革和科技創新；

以及古中國的五霸七雄競爭，帶來君主對人才的龐大需求，進而形成了諸子百家和治國之術大流行。

反面例子是古印度，雖然在十六國時代也一度形成了宗教、權謀和異端邪說的大繁榮，但護城河的缺失、過於激烈的競爭，最終導致了人才資源浪費的局面，使得繁榮未能持久。

歸納來看，適度的競爭+長期的學習再創新，是文明進化的關鍵要素之一。

翻譯成投資語言：

一個良好的競爭格局，是長期投資獲得成功的基礎。

一家獨大，完全壟斷的領域，會導致企業管理層不思進取，投資回報率變得較低；

超過幾十家企業，甚至成千上萬家企業競爭，往往又很容易陷入血腥的價格戰中，這種行業的投資是需要謹慎的。

最理想的競爭格局，是2-8家企業左右，這種情況下整個行業的回報率會相對較高。

管理團隊的受教育水平、學習和創新能力也非常重要。

君臨讀過很多優秀企業的傳記，他們有的是創始人的自傳，有的是高管骨幹的自傳，有的是記者作家的撰寫。

一個最大的感受就是：

記者作家往往着眼於花邊新聞、奇談八卦；

高管骨幹往往關注的是執行力，如何提升效率和收益率；

創始人的自傳，通常對創新和產品體驗有着強烈的信念，直抵行業問題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