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其實想得沒那麼複雜。

採訪 | 蘇子華、段宛辰

作者 | 蘇子華編輯 | 靖宇

當不少 80 後、90 後還在困惑，生怕趕不上這趟所謂的 Web3“革命快車”的時候，有一些 00 後早已“玩得飛起”。一位 00 後朋友說，“你們眼中的革命，是我生活的日常。”

然而，這個新賽道有的不止是“狂熱”，一些更年輕的先行者開始更加冷靜，甚至反思。

我們和 4 位“玩”Web3 的 00 後創業者詳細聊了聊，他們的故事和經驗，或許能折射出行業的另一面。

01

入局，在青春期

福建人 Meepo 出生於 2000 年，“財務自由了”。

他定義“財務自由”的標準是，資產夠買一線城市兩套房加兩輛車。這是他作爲一名擁有十年經驗的 Web3“老兵”的戰績。

Meepo 小學六年級時就接觸了比特幣，那是 2012 年，金融博士畢業的父母出於興趣，正在嘗試比特幣挖礦。爲了阻止 Meepo 繼續沉迷遊戲，便鼓勵他“研究一下”比特幣挖礦，每挖到一個幣，獎勵 100 元（當時一個比特幣價值 12 美金）。

那時，從實用性上講，剛誕生兩年的比特幣並沒有什麼社會價值。不過，一位挖過礦的 Web3 投資人回憶，對於比特幣來說，2012 年卻是個轉折點。

這事兒，和諾基亞“走下神壇”有關。

過去，諾基亞曾當過一段時間手機界的“頂流”，在中國很受歡迎，但國外價格比國內便宜不少。爲了防止在海外售賣的手機流入中國，諾基亞設置了“軟件鎖”，但有人破解了這個軟件鎖，可以將手機系統改成適配中國運營商的系統。很快，破解方法流入了中國的華強北。從此，用電腦破解從國外“走私”進入中國的諾基亞手機成爲了一項華強北的特色業務。

但只用電腦破解還是有些慢。於是，有人發明了一個顯卡加速程序，可以讓顯卡參與破解諾基亞的軟件鎖。這個“灰色”產業迅速爆發了，解鎖一臺手機的利潤在 200-300 元之間，大量商戶參與其中，形成了最早的一批顯卡“礦工”。

然而，從 2012 年開始，隨着諾基亞的沒落和“礦工”的內卷，一臺手機的解鎖費已降至 10 元，甚至 5 元，沒什麼利潤可賺了，一大批“礦工”面臨失業。

就在這時，“救星”降臨——比特幣顯卡挖礦程序誕生了。該投資人回憶，當時沒有交易所，比特幣通常在論壇和 QQ 羣裏交易。“我入坑的時候一天能挖十幾個比特幣。當時差不多是 50 元一個幣。”

“華強北那幫人根本不知道比特幣是什麼，只看挖礦能不能賺錢。”這些靠“刷機”諾基亞爲生的人迅速轉向了用顯卡挖比特幣。於是，“中國在那個時候突然間冒出了一批非常專業的比特幣挖礦算力，這可以算得上最早一批“礦工”的由來。”

遠在廣東的這批專業“礦工”的入場，間接地讓 Meepo 的挖礦生涯提前結束了。普通筆記本的算力自然競爭不過專業的顯卡礦機，Meepo 發現能挖出的幣越來越少，一年後便放棄了，將挖出的少量比特幣給了父母。

“那時沒賺到什麼錢”，但他對區塊鏈的興趣從此開始了。

和 Meepo 一樣，2003 年出生的 Zohar 也早早接觸了比特幣。Zohar 對金融和經濟學感興趣，上高一的時候，從學校相關的社團裏聽說了比特幣，又在網上自學完了浙江大學的博弈論基礎課程。

再加上家裏人都是做生意的，也在玩比特幣，“我當時用 3000 元左右的資金買比特幣隨便玩玩，但後來基本都虧完了。”

Zohar 現在有多重標籤：廣東省某市選科高考狀元、香港中文大學大一學生（已休學開啓 Web3 創業）、某藝術 DAO 聯合發起人、Web3 投資人等等。

他日常投資 NFT 的收益在數十倍左右。當他說出，年輕人不要被短時間內的財富收益衝昏了頭腦時，作爲一名資深“上班族”的我略微心情複雜。

Emma 開啓區塊鏈創業時年齡更小。她出生於 2006 年，今年只有 16 歲，在加州聖何塞的一所高中唸書。Emma 在 11 歲的時候從父母那裏聽說了比特幣，但興趣不大。

這裏是硅谷的中心，去年，由她創造的互聯網項目入圍了 YC 訓練營（曾孵化出衆多獨角獸的美國著名創業孵化器）的前 10%。今年，她將這個 Web2 項目升級爲了 Web3 項目，打算再次衝擊 YC，希望獲得投資。升級的理由很簡單，項目願景需要依託區塊鏈技術來實現。

無論 Meepo，Zohar，還是 Emma，進入所謂的 Web3 都不是刻意爲之。

就好像，一位在加密貨幣交易所上班的程序員，忽然發現，自己工作的領域在今天多了另一個稱謂——Web3，自己好像也更值錢了。可即便參與其中也未必說得清楚 Web3 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問他，爲什麼覺得 Web3 是未來。

他想了半天，擠出一個答案：“年輕人喜歡的不就是未來嗎？”

02

“這裏沒有權威”

無論在 Web3 創業還是在 Web2，對於 Emma 來說，只是一種學習的方式。“我學習的方式就是通過我的創業項目，每當我有問題的時候，我就去查閱資料或請教別人。”

Emma 說，不同於其他生活在美國的亞洲孩子那樣重視考試成績，她將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熱衷的事情上。“當我發現我對什麼事情充滿熱情的時候，我就去追求它，跟隨讓我快樂的東西。”

Emma 的父親 Kavin Zhang 畢業於清華大學，他告訴我“大多數家長把教育目標定位爲一個比較膚淺的、容易顯擺的、且十分一致的目標，比如上常青藤名校之類的。”但他從不要求 Emma 也上名校。

即便他深知名校光環帶來的終身收益，但他更看重孩子的獨立意志和自我約束，他總是問 Emma，你想做什麼？

9 歲那年，Emma 開始寫作，至今已經出版了 4 本現實題材的小說，正在寫第 8 本書。爲了把這份激情和熱愛分享給別人，2020 年，她成立了一個非營利性線上組織，教別人寫作。在這個組織中，她舉辦了寫作比賽，也會邀請其他演講者來分享寫作經驗。

Emma 發現，一個作家僅僅通過寫書很難賺錢，很多作家不知道怎麼推銷他們的書。

爲了解決作家的收入問題以及作品營銷推廣的問題，她創辦了一個 Web2 的數字出版平臺叫 Quillmates，又在今年重新把項目搭建在了區塊鏈上，更名爲 Cypher。靠着從親戚朋友那裏籌得的幾萬美元“天使投資”，她僱了人寫代碼，而自己則負責代碼之外的產品原型、商業模型設計、運營等工作。

在 Cypher 上，用戶可以發佈文章，同時爲讀者提供“付費閱讀+投資”的模式，允許讀者投資作者。這樣，作者可以發佈自己的代幣，當一個作者升值的時候，讀者手中持有的代幣便會升值，這樣也給了讀者支持作者、營銷作者的動力。

“這將是一個自由市場，任何受讀者歡迎的東西都會自動擁有更多的投資空間。”Emma 在向我介紹 Cypher 時是這樣說的，“我想要的只有在 Web3 上才能實現。”

她觀察到，在 Web2 的世界裏，“像 Meta 和 Google、YouTube、Instagram 和 Twitter 這樣的社交媒體巨頭，平臺可以控制他們想要控制的任何內容，也可以審查他們想要審查的任何內容。”

而在 Web3 中，沒有中央權威，所有人都是區塊鏈的共同所有者。“讓內容真正實現自由的唯一方法，就是在 Web3 上構建它。”她說。

很多人將 Web3 視爲新世界的入口、希望改寫曾經由老巨頭們寫下的“過時”的底層商業規則。這也更接近於當下“門外”的年輕人們試圖進入 Web3 的理由。

比如，定慧對 DAO（去中心化自治組織）一見鍾情，這種不同於傳統公司的商業組織是 Web3 最讓他興奮的地方。今年做過一段時間某 NFT 項目運營合夥人的他，在一年前決定加入 Web3 的“圈子”時，還沒有任何鏈上企業的實操經歷。定慧是陝西人，出生於 2003 年，學只上到高中，其中有八年的時間是在家上學。

小學五年級時，身爲大學教師的父親爲他辦理了退學——理由是，眼見孩子在學校待了幾年，“每天熬夜做作業”，“把身上的很多靈氣都丟掉了”。從此，沒再經歷過體制內教育。

最初，家裏人會幫他找一些課程、項目實習，用他的話說就是“在社會中與優秀的學長、前輩的共事中找到自己的價值”。比如，普通人該上高一的年紀，定慧參加了一個大學生社團聯盟，成爲了社團的志願者，開始爲社團的公衆號打雜，從此進入了新媒體這行。此後，他一直在各類項目中實習或工作，直到現在將近三年時間。

早在 DAO 這個概念出現之前，定慧覺得自己就已經在“踐行”DAO 了。大概是高二的時候，定慧做了一個凝聚了數百位在家學習、休學、退學少年的網絡社羣，“秉持着的理念就是人人平等、自治”。

後來，定慧給一位叫安豬的做教育創新的老師做學徒，學習了怎麼做社羣運營、寫作、項目管理。“我覺得他那邊團隊的自治氛圍，雖然沒有智能合約，但也類似於 DAO。在各個城市，成員都可以組建那裏的分部。他們在教育創新、社會創新、組織變革方面探索較多。”

入坑 Web3 是在 2021 年。定慧在北京實習期間，發現越來越多的人在網上聊區塊鏈和 Web3。“所以當時遇見 DAO 後就很驚喜，因而入坑。”剛接觸 Web3 時，定慧每天都泡在 DAO 裏。在各式各樣的微信羣裏，起初他看不懂聊天內容，但感覺自己“一直在學習”。因爲在社羣裏的積極發言，他受到認可被邀請參與一個 DAO，併成爲該 DAO 的運營，“他們給我開工資。”

某種程度上，在 Web3 領域裏的年輕人中，反叛元素的出現頻率極高。Zohar，這位高考狀元喜歡稱自己爲“壞學生”，“喜歡做點不一樣的事情”——高一時，Zohar 利用各類網課資源爲自己制定了一份獨立的學習計劃。

“爲什麼不論老師還是學校，都希望大家按照一個相對標準的節奏和要求去學習或研究？我理解，畢竟管理這麼多人，需要一個比較統一的、適合大多數人的方式來提高效率。”Zohar 說，“但我並不認爲我屬於大多數人。”

此前他的成績屬於中游，幾乎不怎麼聽講，通過在網上自學，他習得了大量的知識和有關高考的經驗，後來高考時，一躍成爲全市的高考狀元。

僅僅半年後，他再次做出不同尋常的選擇。在完成大一上半學期的課程後，Zohar 便從香港中文大學休學，投身 Web3 創業：發起藝術相關的 DAO，參與策劃歐洲首個高規格加密藝術展；後來還成立了加密貨幣基金，成了一名投資人。

Zohar 覺得，在現有的環境下，普通人想實現自身價值、獲得可觀的收益，甚至跨越階層是有難度的，但“Web3 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間和希望，在這場浪潮中，每個人的影響力都可以被放大。”——這主要體現在財富轉移的速度足夠快。無論在網絡上，還是在一場交流會上，關於區塊鏈的財富自由的傳說隨處流傳，讓他們相信，每一個人在參與 Web3 的過程中，都有可能獲得超額的財富。

年輕人們渴望顛覆權威，甚至成爲所謂的“權威”。但成爲那個幸運兒的幾率究竟有多大呢？

03

“割”與“被割”

Zohar 在和項目方電話或者在線交流時，如果他不說，沒人知道他只有 18 歲。“這就是 Web3 的匿名性”。

這點他說的沒錯。

我們的採訪都是通過電話進行的，我並不知道對方是什麼造型，長什麼樣。事實上，我也不方便做一次採訪就讓對方把自己的身份證、戶口本、學歷證書、工商註冊證明統統發給我，來驗證他說的是否真實。

我試圖通過他們的周邊人來交叉驗證真實性。但也不能完全保證。比如我沒有辦法完全驗證——他們自稱最多每週要聊接近 20 個創業項目；有人大學期間做了 20 多份證券、大廠、交易所相關的實習；又或者，投資加密貨幣的真實回報率。如果對方想忽悠我的話，想必還是比較容易。

這是 Web3 創業圈中的常態。一位在幣安（目前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所）工作的朋友曾提醒我，“不要完全相信幣圈人說的話，將他們說的財富先去掉一個零，再打個對摺。”

“這個圈子有財富神話，但鳳毛麟角。”Meepo 說。

2014 年接觸以太坊網絡後，Meepo 參與其中，認識了很多項目方，“早期很多人後來成爲了圈內大佬。”後來，他帶頭組建了社羣，逐漸壯大。通過爲一些項目方轉發項目到羣裏做宣傳，Meepo 獲得了一些“內幕信息”，比如某個時間點將會有大量資金進來，他就去做套利，“差不多是從 18 年開始，慢慢的就財富自由了。”

“社羣裏的人不少也因此賺到了錢，大家逐漸信任我，成了我的粉絲。”

當 Meepo 承認自己某種程度上也屬於是靠“割韭菜”實現了財富自由時，我驚訝於他的坦誠。

“幣圈怎麼賺錢？就是靠消息不透明性賺錢。”他見到國內一些 VC，早期通過 all in 的方式實現了一夜暴富，之後便很快退出 Web3，去投資其他領域了。“很多 Web 3 項目方所說的什麼基於信仰、基於共識去做一些事情，這些都是假的，當他們每個人都賺夠錢了以後，就不會再有人談什麼共識了。”

電話中的我們沉默了一會兒。Meepo 接着說，“雖然我不喜歡這種方式，但我覺得個人利益高於一切。”“如果說要普度衆生的話，我首先需要去實現自己的一些追求和目標。”

會有負罪感嗎？

“因爲我看不到誰在虧錢。區塊鏈就有這樣一個好處，就是你不知道現在是割誰的韭菜，所以就不會有負罪感。”但 Meepo 並不會允許在自己的項目裏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定慧曾擔任過一個宗教文化類 NFT 項目的運營負責人，接觸了一段時間後，他揣測，投資方是“幣圈的人”，可能想撈一把就走。

“一款頭像類 NFT 最大的價值應該是使用者的人脈圈與牛市中的造富效應。但對於土狗 NFT 而言，通過一些敘事、營銷手段爲項目“賦能”，看似做的風生水起，其實只是虛假繁榮，沒有真的創造價值。”

定慧最初選擇加入這個項目，“一方面是的確有很多關於宗教的思考希望表達，更重要的是有機會以項目負責人的身份去運作，面對更大的挑戰、收穫一手的經驗。”

“以我的背景，優質的項目方不會給我這個機會，但如果我有做過一次的經驗，後續求職時就會完全不同”。在他看來：躬身入局永遠是最好的學習方式。

“我現在已經退出了。”定慧明確表示，想要的經驗已經拿到，“只是不願再和這樣不成熟的項目方合作了。這個項目可能沒有什麼價值，但我在做宣傳的時候沒有去故意欺騙或煽動大家的慾望產生購買，因此問心無愧。”

“NFT 目前本質上還是一個靠聲量貢獻的領域。”Zohar 說。他觀察到，一個項目的優劣和它能否賺錢是兩碼事。一些項目“很稀有”、“有創意”，但團隊對於用戶預期的管理不行，導致項目不被市場認可，NFT 的價格一直起不來。“我們管這叫市值管理能力，通俗一點講的話，有點像講故事的能力。”描述得更直接些：你能不能讓用戶覺得買了你的 NFT 後能升值。

一位資深 NFT 買家向我們直言道，“大部分 NFT 項目都是割韭菜”。比如一個團隊在開發一個 NFT 項目的初期，會描繪未來的圖景（NFT 將如何升值）。而一旦發佈了項目，用戶買單後，就不再給這項目“賦能”（比如搞一些社區活動，邀請一些大佬來社區做分享），用戶相當於只買到了一張圖片。項目方基本是“空手套白狼”。

不過，Meepo 覺得自己有辦法改變這種現象。他策劃了一個主打 IP 二創概念的 NFT，並很有信心它會被市場歡迎。

“現在的 NFT 市場是一個炒作市場，很多人手上的 NFT 是賣不出去的，因爲持有方是被動的。”他決定做一個能由玩家自己決定價格的 NFT——他爲自己的 NFT 項目寫了一篇 10 萬字的玄幻開放式小說，用戶買完一個 NFT 後，會獲得小說裏面特定的某個章節，可以對這段話進行創作。

“這樣就能實現 NFT 的價值不決定於市場，不決定於項目方，而是持有者本身”他稱這種模式爲 create to earn，持有者可以通過二次創作來提高 NFT 的價值，“如果你想讓自己的 NFT 賣一個好的價錢，那麼你就要去通過二創的形式不斷地修改，來達到買方滿意的程度，賣個更高的價錢。”

“我不擔心我賣不出去，我有我自己的後路。”他透露自己“手上有 3 個加起來人數近萬人的社羣”，“羣主就是我”。這是他過去這些年“積攢下的人脈”。他相信，只要在這些社羣裏宣發自己的項目，“肯定有人買。”他稱之爲“圈層化的營銷”。

但因爲加密市場正處於熊市期間，Meepo 擱置了項目的發佈，等待下一波牛市的來臨。現在，他有另外一件同樣要緊的事情去做。

04

下一站

“其實我對這個行業蠻失望的，Web3 應該傾向於技術，而不是金融屬性或者炒作的東西。我對 Web3 又愛又恨。”Meepo 說，他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幫助 Web3——今年從學校本科畢業之後，轉身加入了某互聯網大廠。他青睞互聯網大廠 AI、元宇宙等方面的技術底蘊，“畢竟區塊鏈只是 Web3 的一部分。”

“未來時機合適的話，我還是會回到 Web3 的。去中心化的的商業文化更吸引我，那會是未來。”

所謂的去中心化與當下的商業文化間差異的一種體現是，過去十幾年，互聯網行業的暢銷書是《無限戰爭》之類看上去就劍拔弩張的成功學書籍，而 Web3 領域的流行書籍是《主權個人》，基調從爭鬥變成了平權、和平共贏。這背後，生意的底層邏輯在改變：強調社區而不是公司，強調個人而不是公司，強調成員而不是用戶。

只不過，這種“去中心化”的未來依舊很遠。今年 7 月份，定慧和上一份 DAO 運營、以及 NFT 項目的運營合夥人的身份，告別了。他寫了一篇文章：《國人 DAO 大敗局：放心吧！我們都實現不了去中心化自治》，覆盤了當下 DAO 存在的問題。

定慧提出，當下很多基於微信開展治理的 DAO，和社羣沒什麼區別；核心團隊集權統治；開會繁瑣，難以達成共識，沒人做事；也沒有良好的激勵機制。藉着 DAO 的名義招搖過市，“實際上啥也不是。”

“人們常提到 Web3 信仰，我覺得是一種投射，是將人類的理想投射到這樣一片新鮮的熱土上。”定慧反思了 DAO，“它能不能變成現實？其實我不抱太大希望。”但他依舊在探索更好的 DAO 的實現方式。

8 月末，在 706 大理主辦的“瓦貓之夏”Web3 大會上，定慧擔任了 DAO 主題營地的主理人，這位 19 歲的朋友爲從全國各地的“哥哥姐姐”們，策劃、組織了 3 天的分享、共創活動。

對於這些年輕人來講，Web3 當然不是終點，更像是人生的一段旅途、新的嘗試或者說低成本的冒險。

Zohar 說，他終歸有一天還是要回歸校園，做更加深度的學習，開啓下一項研究。“我在校外的經歷和校內去研究的東西將會是互補的。我很渴求這方面的進步。”

他希望在回到學校之前，積累更多關於市場、明面上看不到的認知，和別人做大量的交流，去獲得獨家的見解與認知。去積累與人打交道、與項目打交道，以及關於投資的邏輯和經驗。“當我覺得，我已經搭建完了一個相對完善的框架的時候，我會回到學校研究另一個體系的框架。人不能總侷限於一個方向、事情上去努力，那樣子可能不會走得非常遠。”

年輕人的發跡故事就像爽文。他們作爲社會資源最少的一個羣體，底色其實是“Underdog”（在中國，理解爲“屌絲”也行），如果連資源最薄弱的人都成功了，那理論上每個人都有機會獲得成功。人人都喜歡看年輕人的故事，也都希望自己能過得更好。

故事還在繼續。

作爲第一批 00 後 Web3 創業者，Meepo 加入了互聯網大廠，Zohar 未來要回到學校，Emma 利用課餘時間繼續衝擊 YC 訓練營，定慧還在尋找 DAO 的機會：他們都有光明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