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外交政策》雜誌10月24日文章，原題：世界能承受多少次衝擊？我不是危言聳聽之人，儘管有時會擔心某些外交決策的成本和風險，但我傾向於反對外交政策專家誇大威脅和假設最壞情況。不過有些時候，“狼”真的就在門口，是時候開始擔心了。

我們正生活在一系列破壞之中，而這些破壞正在擊垮我們的集體應對能力。當然，世界政治從來不是完全靜止的，但我們已經很長時間沒有看到如此嚴重的一連串衝擊了。我們習慣性認爲，人類智慧最終會提供解決方案，但當需要解決的問題數量變得過於龐大時，這種假設可能就不適用了。

國際體系到底能承受多少衝擊？讓我們按時間順序來看。

“9·11”恐襲和全球反恐戰爭：2001年9月11日，摧毀美國世貿中心和對五角大樓的恐怖襲擊徹底改變了美國的外交政策，隨後美國陷入了十多年的反恐戰爭。這一事件直接導致阿富汗塔利班倒臺和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而爲這兩場所謂“永久戰爭”付出的鮮血和財富，遠遠超過了在那災難性的一天的損失。反恐戰爭還加速了美國國內政治的軍事化和兩極分化，以及右翼極端主義在美國“主流化”。

2008年金融危機：美國次貸市場的崩潰引發了一場迅速蔓延到全球各地的金融恐慌。歐洲經歷了嚴重經濟衰退、曠日持久的貨幣危機和痛苦緊縮。

“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之春”是一個製造混亂的事件，推翻了幾個國家的政府，點燃了大範圍民主過渡的希望，並導致了利比亞、也門和敘利亞的內戰，直到今天仍在持續。

全球難民危機：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數據，全球被迫流離失所者的人數從2001年的約4200萬人上升到2021年的近9000萬人。難民流動是我們經歷過的其他一些衝擊的結果，但其本身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個問題無法輕易解決。因此，難民危機構成了近年來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竭力應對的又一個衝擊。

民粹主義盛行：2016年至少發生了兩件令人震驚的事件，首先是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其次是英國投票“脫歐”。這兩件事都像反對者擔心的那樣糟糕。和競選期間一樣，特朗普執政時任性且自戀，攻擊了美國民主基礎。“脫歐”不僅對英國經濟造成了相當大的損害，還加速了保守黨脫離現實，導致英國前首相約翰遜做出一系列幼稚和不誠實的滑稽行爲，以及繼任者特拉斯在唐寧街10號的短暫任期內徹底垮臺。

新冠肺炎疫情：全世界至少有6.3億人被感染，官方公佈的全球死亡人數現已超過650萬。疫情對許多國家的貿易、經濟增長、教育成就和就業產生了嚴重影響。各國政府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來拯救經濟，而寬鬆貨幣政策和供應鏈中斷的交織，在一定程度上引發持續的通脹。

俄烏衝突：俄烏衝突加劇了全球通脹，並將局勢升級的風險（包括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提高到幾十年未見的水平。

氣候變化：潛伏在這些事件背後的是氣候變化帶來的緩慢衝擊，其影響現在正體現在自然災害增多、國內衝突增加以及嚴重受影響地區移徙的人數增加。適應不斷上升的大氣溫度的代價很昂貴，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全球合作正在動搖。總之，氣候變化的幅度是各國政府長期忽視的又一個衝擊，未來幾十年必須予以應對。

事實證明，妥善處理如此迅速更替的衝擊幾乎是不可能的。當太多的干擾發生得太快時，政治領導人就沒有時間制定創造性的解決方案。他們也沒有足夠的時間評估解決方案的效果，這使及時糾正錯誤變得更加困難。其次，由於資源有限，如果之前的危機耗盡了今天所需的資產，妥善應對新的衝擊幾乎是不可能的。領導者面臨的問題越多，就越難給予每一個問題所需的關注和資源。還有，當連續的衝擊相互關聯時，試圖解決一個問題可能會讓其他問題變得更糟。最後，除非領導人非常幸運或非常有手段，否則，試圖應對多重衝擊往往會削弱公衆對整個政治體系的信心。（作者斯蒂芬·沃爾特，陳欣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