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奎‘中國人民銀行杭州中心支行行長’

文章|《中國金融》2022年第21期

2012年3月，浙江麗水獲批全國首個“行省共建”農村金融改革試點以來，多個以普惠金融爲主題的改革試驗區先後落戶浙江。例如，2015年12月，浙江台州獲批全國小微企業金融服務改革創新試驗區；2019年11月，浙江寧波獲批全國普惠金融改革試驗區。2017年6月，浙江湖州、衢州又獲批全國首批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浙江在推動普惠金融和綠色金融改革過程中，注重探索金融在支持小微企業綠色轉型、促進綠色農業發展和引導居民綠色行爲方面的體制機制創新，初步形成了一條“讓普惠更加綠色、讓綠色更加普惠”的普惠金融與綠色金融融合發展之路。截至2022年第二季度末，浙江普惠小微貸款餘額達3.52萬億元，綠色貸款餘額達1.88萬億元，分別佔全國總量的16%和9.6%，均居全國前列。

普惠金融與綠色金融融合發展的條件

普惠金融和綠色金融是金融業踐行新發展理念的重要內容，是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方向，兩者在發展理念、服務對象、實現路徑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具備融合發展的條件。

普惠金融與綠色金融的發展理念一致。共享是發展的目標，綠色是發展的底色。發展普惠金融和綠色金融都是金融“人民性”的具體體現，是金融部門踐行“金融爲民”和“金融向善”需要追求的重要價值取向。具體而言，普惠金融重點關注不同羣體間的發展不公平性，主要解決包括弱勢羣體在內的各類主體如何平等獲得金融服務問題，旨在助力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綠色金融重點關注代際間發展的可持續性，主要解決金融資源綠色化配置問題，旨在助力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普惠金融與綠色金融的服務對象交織。普惠金融以小微企業、三農、城鎮低收入羣體、殘疾人、老年人等弱勢羣體爲服務對象，這些羣體在追求美好生活過程中也有綠色生產、綠色消費的需要，也是綠色金融服務的重要對象。具體來看，小微企業受制於資金實力、技術水平，其綠色轉型的內部動力和外部投入不足，這就需要綠色金融創新支持小微企業綠色轉型的機制做法。三農羣體易受氣候和環境變化影響，迫切需要綠色金融在促進生態農業發展、美麗鄉村建設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等方面給予支持。

普惠金融與綠色金融的實現路徑相似。普惠金融和綠色金融都具有顯著的正外部性，二者都面臨市場失靈、供給不足等問題，需要政策糾偏，增加金融供給。我國高度重視普惠金融和綠色金融發展，形成了“頂層設計+基層探索”的推進機制。早在2016年，我國就先後發佈《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關於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等政策文件，並先後批覆設立七省十地普惠金融改革試驗區和七省（自治區、直轄市）十地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

浙江普惠金融與綠色金融融合發展實踐

以數字賦能爲支撐，推動小微企業綠色轉型。相較於大中型企業，小微企業綠色信息採集難、綠色認定成本高，導致綠色金融難以下沉至小微企業。浙江充分利用金融科技手段，探索將綠色金融標準嵌入小微企業金融服務，構建起小微企業綠色識別與認定的系統化平臺，精準支持小微企業綠色轉型。例如，台州探索搭建一體化普惠綠色金融服務平臺“微綠達”，通過整合、歸集關鍵部門信息和商業銀行採集的線下涉綠信息，實現普惠小微綠色信息的“共享、共採、共用”，並提供綠色信貸智能識別、綠色金融智能評價、政策精準直達等服務功能。針對小微企業流動資金貸款綠色認定難的問題，該平臺通過“關鍵詞”智能匹配、建立“綠色生產資料庫”等方式，實現高效智能認定符合綠色貸款標準的流動資金貸款，初步形成一套數字化、流程化、可推廣的普惠流動資金貸款綠色認定模式。上線以來，該平臺已成功識別出7949家小微企業的10785筆普惠綠色小微貸款，其中，融資額低於100萬元的貸款佔比達70%。湖州結合小微企業特徵構建首個區域性ESG評價數字化系統，着重引入企業碳強度指標，並整合環保、經信、稅務等17個政府部門十餘個數據源，實現100%線上取數和自動化計算，有效破解了小微企業綠色認定難的困阻，已有1萬餘家小微企業獲得ESG評分以及“淺綠”“中綠”“深綠”等不同程度的綠色貼標。

以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爲抓手，滿足三農領域綠色融資需求。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是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關鍵舉措和具體路徑。浙江創新綠色金融助力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體制機制，有效滿足生態產品生產、流通、交易等主要環節的融資需求。例如，麗水制定全國首個山區城市生態產品價值覈算（GEP）技術辦法，創新推出將GEP收益權作爲貸款還款來源、貸款用途爲支持生態保護和生態開發的“生態貸”模式，同時，配套推進生態產品確權頒證、抵（質）押登記、價值評估、交易流轉、風險緩釋、抵押物處置六大機制建設，實現生態產品可抵押、可融資。截至2022年第二季度末，麗水“生態貸”餘額已超過257.24億元。湖州依託安吉縣竹林碳匯交易平臺，針對竹林碳匯交易各個環節和階段，推動金融機構以增匯減排爲目標，創新綠色金融產品和服務，鼓勵企業參與購碳，全力滿足其融資需求；創新推出碳匯共富貸、碳匯收儲貸、碳匯惠企貸和竹林碳匯價格指數保險、毛竹碳匯富餘價值恢復補償保險，推動建立竹林碳匯“林地流轉—碳匯收儲—基地經營—平臺交易—收益反哺”全鏈條綠色金融精準支持體系。截至2022年第二季度末，已發放碳匯相關貸款逾42億元，安吉縣87萬畝竹林預計每年可爲農民增收近1500萬元。

以綠色信用評價爲載體，引導居民形成綠色生活方式。浙江創新引入碳普惠機制，將個人綠色低碳行爲轉化爲積分，開發相應的綠色信用貸款產品，引導居民形成綠色低碳的消費觀念和行爲方式。例如，衢州以銀行賬戶系統爲依託，創建“銀行個人碳賬戶”系統平臺，從綠色支付、綠色生活、綠色消費等維度測算個人綠色行爲的碳減排量，形成“碳積分”，並將“碳積分”應用於個人信用評級、信用貸款、保險等金融場景，有效激勵和引導個人綠色行爲。截至2022年第二季度末，衢州已建立個人碳賬戶239萬個，覆蓋常住人口的90%以上，已累計發放相關貸款1.09萬筆、共計30.53億元。麗水創新建立“生態信用+信貸”聯動機制，建立生態信用正負面清單，開展生態信用積分“綠谷分”評定，並將“綠谷分”作爲貸款准入、貸款額度和利率確定等的參考依據運用於貸款審批流程，探索出基於生態信用的“兩山貸”模式，引導金融機構對生態守信者提供金融激勵。截至2022年第二季度末，麗水“兩山貸”餘額達21.64億元。

當前面臨的主要困難和問題

從浙江實踐來看，普惠金融和綠色金融融合發展呈現相互支持、相互促進的良好態勢，但在實際推進中還面臨一些困難和問題。

一是融合發展的政策制度尚不完善。目前，針對普惠金融與綠色金融融合的制度設計、政策框架仍處於起步探索階段。例如，綠色普惠金融相關融資主體（項目）認定、產品設計等標準體系仍未健全，難以有效引導金融機構開展綠色普惠金融業務。又如，綠色金融與普惠金融的政策協同有待提升，在金融監管、財政稅收等方面也缺乏有利於融合發展的專項激勵政策。

二是融合發展的內生動力依然不足。對於金融機構而言，綠色普惠金融業務“性價比”不高，缺乏競爭優勢。例如，小微綠色信貸風控要求較高、綠色認定難，金融機構在尚未形成標準化、批量化業務模式的情況下，難以產生規模效應。又如，碳匯、生態產品等綠色資產仍存在估值難、流轉難、變現難等制約因素，影響相關抵質押業務的拓展。

三是融合發展的信息基礎有待夯實。一方面，相較於大企業（項目）信息，小微企業、農業主體、個人等羣體的綠色信息採集、管理、發佈等仍缺乏規範有效的機制和渠道，與金融部門的信息共享也未暢通。另一方面，綠色普惠金融數據信息涉及面廣、敏感性強，更容易引發數據泄露、侵犯隱私、金融詐騙等安全問題，相關信息保護和數據規範應用的機制建設有待加強。

相關政策建議

一是加快探索制定綠色普惠金融標準。開展綠色普惠金融相關融資主體和項目界定、產品創新、信息披露等地方規範的研究和編制；用好金融學會團體標準這一載體，推動綠色普惠金融相關地方規範升級和推廣。同時，推動綠色金融標準應用逐步延伸，探索開展小微企業、農業經濟活動、消費領域的“標綠”“識綠”工作。

二是持續優化綠色普惠金融服務體系。一方面，推動商業銀行普惠金融事業部和綠色金融事業部合作，探索綠色普惠項目（企業）專業化、標準化的金融服務模式。另一方面，鼓勵金融機構圍繞小微企業綠色轉型、鄉村振興、綠色消費等重點領域，持續深化綠色普惠金融產品創新，不斷提升金融服務的覆蓋廣度、服務精度和支持力度。

三是深化綠色普惠數字平臺建設。以碳賬戶金融試點建設爲抓手，推動小微、三農等市場主體碳信息歸集和共享，強化數字技術在綠色普惠識別、風險管控、業務模式創新、信息安全與保護等方面的探索和應用。同時，鼓勵各地積極探索在普惠（小微）信用信息服務平臺上加載“綠色信息”，促進普惠與綠色領域信息融合應用。

四是強化綠色普惠金融政策支撐。打通普惠金融與綠色金融的配套支持政策，加大財政貼息、稅收優惠、風險補償的支持力度，推動設立綠色普惠專項基金。將綠色金融標準、綠色金融評價規則嵌入普惠金融全過程，建立與綠色普惠金融業務相匹配的考覈體系和評價標準，切實提升金融機構踐行綠色普惠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