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座城市如何練就“最牛風投城市”？風投大佬：大型硬科技企業才能撐起一個城市，“有爲政府”是關鍵一環

“以色列人與中國人很像，勤奮、節儉、願意賺錢，愛創業，愛做生意，最重要的是實用主義，靈活變通。”剛從以色列考察歸來的基石資本董事長張維感慨道，以色列整個國家僅有930多萬人口，但海外上市公司的數量卻僅次於中國，全世界頂尖的科技企業幾乎在以色列都有辦公室，它們形成了大量的技術和人才外溢。

張維認爲，硬科技企業的人才和技術外溢對提高一座城市競爭力意義重大，雜拼式500強對一座城市意義甚微，合肥與京東方的合作是大企業帶動產業的典型，在京東方的產業鏈帶頭作用下，合肥逐漸匯聚了維信諾及基石資本所投資的翰博高新等一大批上下游龍頭企業；無錫與SK海力士等世界頂尖半導體公司合作，同樣帶動了上游產業鏈的聚集和下游的人才溢出，無錫在芯片產業綜合競爭力方面超過深圳，僅次於上海、北京。

張維是中國本土風投的代表人物，成立21年的基石資本，迄今已累計管理資金超600億元，投資項目260餘個。張維具有敏銳的嗅覺，早在2018年中美貿易之爭升級之前，基石資本就已經開始大手筆投向硬科技產業，並在最近兩年先後調整了文化娛樂與消費服務方向的投資，聚焦到新興製造與傳統制造業、硬科技行業和醫藥生物行業。

基石資本在硬科技產業具有代表性的項目是，自2016年起共三筆合計1億美金投資中國人工智能領軍企業——商湯科技；2021年，作爲領投方12億元重倉投資DRAM IDM企業長鑫存儲；韋爾股份、格科微、歌爾微電子等投資案例也在業界赫赫有名。在資本蜂擁抵達之前，基石資本早已以低成本在各賽道進行了佈局。

硬科技從來不是市場主導

張維認爲，芯片產業涉及國家安全，中美雙方的認知均是如此。2017年1月，美國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PCAST）就在致奧巴馬的公開報告《確保美國半導體的長期領導地位》中指出，集成電路是國家戰略性、基礎性和先導性產業，一個極具競爭力的本土半導體產業對創新和安全至關重要。而全球半導體市場從來就不是一個完全自由的市場，在面對現有的機遇和挑戰，特別是應對其他國家實質性的產業政策時，僅僅依靠現有的市場力量，是不可能成功的。當時PCAST就建議，美國政府應制定策略保持國家領先，同時限制中國半導體的崛起。

張維表示，回顧美國、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的半導體產業發展之路，可發現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充分整合現有資源，集中力量推動民企大企業發展，美國則致力於通過反壟斷等方式降低新企業進入門檻，路徑不同但殊途同歸：均是政府搭臺、施以援手、保駕護航，充分吸納、扶持、保護民營企業創新，用真正的市場化手段，創造出百花齊放的“企業家社會”。

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末就開始涉足半導體相關產業，日本半導體企業在上世紀80年代一度佔據全球前十大半導體企業的半壁江山，這都離不開當時日本通產省重點支持的五家大型計算機公司帶來的產業集聚。

韓國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佈局半導體產業，政府當時重點支持三家企業，三星半導體和SK海力士發展成爲全球以營業收入計算前兩名的半導體企業。韓國的半導體產業也是動用國家之力，進行逆週期投資，並在企業困難的時候進行包括產業補貼、優先採購、稅收優惠在內的全方位支持。

中國最成功的芯片地區和芯片企業，毫無疑問就是中國臺灣和臺積電，臺灣目前半導體產業的產值約佔全球四分之一，位居全球第二；臺積電現在已經是全球市值前10名的企業，也是市值最高的中國企業，佔全臺股總市值的四分之一。

張維認爲，在臺灣半導體的早期發展中，就呈現出極爲明顯的政府驅動的特點，當時幾乎承擔了所有風險，爲企業創造了成立和發展的所有條件，包括資金、技術、人才等等，同時堅持企業纔是經營的主體，並不干預企業發展。中國臺灣地區相關部門在爭議很大的“公器民用”，在不遺餘力支持民營企業方面，承擔了責任，體現了擔當。中國臺灣1974年決定發展集成電路，在全球延攬人才，三顧茅廬，誠懇邀請，在1985年請來了張忠謀。

臺積電第一期的資本額高達55億臺幣，按規定政府出資比例不能超過49%，所以最終出資27億臺幣，佔股48.3%，這是當時臺灣史上最大的一筆企業投資。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臺灣的年度預算大概也就是一千多億臺幣，可見支持力度之大。臺積電資本額的其餘部分，則需要向社會募資。臺積電現在備受追捧，但在當時並不被看好，募資非常困難。

如何撐起一個城市未來

回顧全球產業的發展史，張維發現，那些對推動科技高地的形成與發展起到關鍵作用的產業，汽車、半導體、電腦、智能手機等等，其實有一些共同的特點，一是方向較新、產業演進能力強，可以在十年乃至數十年的時間中，持續衍生出的新的技術和創新方向；二是產業鏈長，有上下游產業集羣聚集的需求。二者結合，一方面能不斷擴大應用領域、做大規模，另一方面可以積蓄力量在全球價值鏈上實現躍升。只有產業貫穿力夠深、夠廣、夠長，才能支撐一個城市數十年的發展。

張維認爲，安徽有一個傑出的範例，就是京東方。正是有了京東方的產業鏈帶頭作用，合肥才逐漸匯聚了維信諾、康寧、法液空、空氣化工，以及基石資本投資的翰博高新等一大批上下游龍頭企業，形成了一條完整的產業鏈，位居中國新型顯示產業十大城市榜首。

同樣，長鑫存儲落戶安徽也體現了當地政府的遠見卓識和有爲擔當。2016年5月，長鑫存儲在合肥啓動，項目總投資超過2200億元。在2016年這個時點，也有人質疑長鑫項目的投資價值，因爲這個行業是高度壟斷的，三星、海力士和美光佔據了全球90%甚至95%以上的市場份額，直到今天也依然是三家獨大。

但是中美對峙、半導體封鎖的大幕拉開後，長鑫的投資價值就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長鑫抓住了一個寶貴的窗口期，取得了關鍵的技術、設備和人才，這個機會可以說轉瞬即逝。近年來，這個項目得到了國家大基金和社會基金的追捧，基石資本也作爲領投方重倉投資了12億元。

發展硬科技產業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幾十年的持續耕耘。今年9月，張維陪同中國航空學會理事長林左鳴率領8家航空領域企業拜訪合肥市時，合肥市委書記虞愛華認爲他的主要職責是澆水，爲前任引進的企業持續培土灌溉，這樣前人栽的樹纔有可能成長爲森林。

張維還認爲，無錫也是一個傑出的範例。2020年底，無錫總投資14億美元的M8項目正式投產。該項目是海辰半導體（無錫）有限公司和SK海力士系統集成電路（無錫）有限公司共同投資建設的8英寸非存儲晶圓項目。

隨着大型製造、封測龍頭項目在無錫落戶，無錫逐漸形成了涵蓋設計、製造、封測、裝備、材料及配套支撐等在內的全產業鏈，擁有了以華潤微電子、長電科技、華虹、海力士、卓勝微等爲代表的400餘家集成電路企業。

放眼全國，無錫是除上海以外，集成電路產業鏈最齊全的城市。2021年無錫集成電路產業規模實現1780億元，產業規模位居全國城市排名第二，同比增長25.5%，高於全國17.5%的平均水平。

雜拼式500強沒有意義

張維認爲，同是大陸城市比較，2021年，深圳集成電路產業主營業務收入是1100多億元，而上海大約是2500億元，深圳不及上海一半！深圳如今在設計領域的優勢已被削弱，而以上海爲中心的長三角正在形成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集羣，在製造領域更是彙集了中芯國際、華虹半導體和中微公司等諸多龍頭企業。

張維表示，最近幾年來，深圳曾大手筆引進恒大，一度甚至擬引進蘇寧，有企業也通過雜拼式收購成爲500強，短期來看增加了深圳大企業的數量，但是意義不大。只有硬科技企業才能撐起深圳未來數十年的發展。

張維爲深圳的硬科技產業發展提出瞭如下四項建議：

一是形成人才-資金-大型科技企業生態密集的“鐵三角”。作爲全球兩大科技高地，硅谷和深圳的顯著特點是形成了資金資本密集、人才技術密集、大型科技企業生態密集的“鐵三角”。

“鐵三角”中最難以複製的就是能夠起到產業帶動作用的大型科技企業。在整個“20+8”產業規劃中，深圳各大產業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產業鏈不全、人才不足、國際競爭力較弱的問題，因此，深圳下一步還需進一步強化和升級這一“鐵三角”。要拿出西安吸引三星半導體、南京吸引臺積電、無錫吸引SK海力士的精誠和魄力來。這些硬科技企業在產業鏈上游形成產業集羣與協同，在下游形成技術與人才外溢，其意義深遠，遠遠超過一般投資佈局。

二是升級“政府、創新資本、優秀企業家”三螺旋的深圳新經濟模式。深圳發展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羣和培育發展未來產業，需要把“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結合起來，打造好有爲政府、卓越企業家與創新資本的“三螺旋”。

三是吸納全球人才。以更加開放的胸懷和配套政策，以法治和產權保護爲核心，使全球人才引得進、留得住，形成大型科技企業生態密集和人才技術密集。可以與創投機構合作，在美國的硅谷與波士頓、以色列、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地區長期設立招商引智中心，將其作爲深圳的宣傳與招商窗口，發掘優秀的企業家與科學家爲深圳服務，硅谷有60%的科學家與工程師來自於技術移民。

四是爲產業升級提供創新資本，形成資金資本密集。從創新資本的角度，需不斷擴大規模引導基金羣，調動優秀創投機構的投資熱情和投後管理賦能功能，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的槓桿效應和規模效應。

擴大引導基金規模，恰逢大時代、大變局，須有大視野、大魄力。從產業發展的一般規律來看，普通規模的引導基金支撐不了深圳的宏大布局，引導基金的規模應更大一些，5000億元左右的引導基金將更爲有效，甚至可以向深圳排名前十的創投機構每家注資10億元，這樣更有利於實現財政資金的槓桿效應和規模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