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北京11月13日電 （記者 張素）未經許可剪輯影視劇的“剪刀手”“搬運工”頻頻出現，一些短視頻平臺成爲互聯網領域侵權的“高發地”，大量熱門影視作品則成爲被侵權的“重災區”。

在11日由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主辦、陝西省法學會人工智能與大數據法學研究會協辦的“短視頻平臺法律責任”線上學術研討會上，多位法學專家聚焦破解短視頻侵權難題，從三方面支招。

夯實平臺責任

來自北京互聯網法院的數據顯示，2019年至2021年，該院共受理涉短視頻著作權糾紛案件分別爲540件、729件、1284件。被訴侵權行爲以複製型侵權爲主，包括“切條”長視頻、搬運短視頻、添加背景音樂等。

進一步分析侵權案例案情，其中一些短視頻平臺通常以“內容是用戶上傳的”爲由進行辯護，標榜“技術中立”，並稱平臺盡到“通知—刪除”義務，從而利用“避風港原則”逃避侵權責任。

但在與會的法學專家看來，基於目前已達到的技術條件，這一說法已然站不住腳。“在現有技術發展下，‘避風港規則’已經滯後了，如果依然用‘沒有能力’‘技術不能’等藉口來逃避責任義務，是沒有事實依據的。”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主任、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張楚說。

張楚進一步指出，現在人工智能的技術已經具備較高水平，短視頻平臺可以通過視頻、音頻、關鍵詞、圖形結構等方式進行平臺內容的侵權檢測，“對於短視頻平臺的侵權責任認定，要看其是‘不能’還是‘不爲’。如果仍然存在大量侵權內容，這不是‘不能’，而是‘不爲’”。

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理事盧海君也有相同看法。他說，根據利益平衡原則、現有的技術條件及現實發展下，已經由被動的“通知—刪除”規則過渡到增加平臺主體責任的階段。

“當大量侵權行爲發生時，平臺自稱盡到了應盡的責任是說不通的。平臺應當履行過濾、刪除等事先審查等必要措施，否則應當承擔相應侵權責任。”盧海君說。

南開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競爭法研究中心主任陳兵表示，短視頻平臺不能以簡單的“技術中立”“避風港規則”爲由減免其應盡的盡職義務。他同時提醒，要防止“技術中立”成爲平臺運行算法中規避責任的理由，導致算法技術被誤用甚至被濫用。

提高侵權成本

近年來，有關《掃黑風暴》《延禧攻略》《雲南蟲谷》等熱播影視作品被侵權屢屢見諸報端。不少業內人士反映，對於短視頻平臺更易實施、更隱蔽、更復雜的侵權特點，權利人普遍遭遇“舉證難、賠償低、成本高、週期長”的維權難題。

這場學術研討會也注意到“創作者‘贏了官司輸了錢’，創新企業‘贏了官司輸了市場’”等現實難題。華東政法大學知識產權學院教授、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專家庫成員王豔芳直言，對比全球的音樂版權正版化過程，短視頻侵權賠償不是過高了，而是還不夠。一個例證是有短視頻平臺一邊喊着高額賠償，另一邊仍在持續侵權，原因在於其“付出的侵權成本遠沒有獲得的收益高”。

事實上，官方多次明確“建立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大幅提高侵權成本”，並通過修訂著作權法、出臺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司法解釋等，加大對侵犯著作權行爲的懲處和追責力度。

不過，有法學專家注意到司法實踐中“在損害賠償的司法確定中，專利、商標與著作權各領域的發展不平衡”。全國審判業務專家、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原資深法官宋健舉例說，在遊戲作品領域已有幾千萬元人民幣的賠償數額，但在視頻領域不僅判賠額普遍較低，且與長視頻作品的高創作投入、高風險以及當前嚴格知識產權保護的大環境背景不匹配。

談及短視頻領域判賠額的確定，宋健認爲，首先應當根據個案因素確定，並非一概高判，也更非一概低判。但總體趨勢是提高判賠額，提高侵權代價。“高價值的知識產權應當獲得高判賠額，侵權現象才能夠得到有效制止。”他說。

完善法律機制

法學專家同時着眼於強化知識產權的未來和根本。對於《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等提到的“避風港原則”，與會者認爲，不能任其演變成部分短視頻平臺承擔侵權賠償責任的擋箭牌。正如中國知識產權法研究會副會長、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曲三強所言，“避風港規則”本身不是一個免責的規則，而是如何取證的一種方法和手段。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中國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兼副祕書長李揚表示，隨着法律發展，“通知—刪除”規則已成爲必要措施的規制，並且不能排除“內容過濾”等新的措施，建議及時修改《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等，使短視頻平臺等內容分發者建立事前“過濾機制”。

江蘇省知識產權保護與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南京知識產權法庭原庭長姚兵兵表示，司法應當積極回應需求，調節版權侵權判定中的注意義務標準。

姚兵兵還說，在考察各平臺履行注意義務所採取的版權治理措施是否適當時，既要以其客觀上所能達到的程度爲限，也應要求平臺本着誠實守信原則，採取符合其商業模式、體現其預見水平和控制能力的預防性措施，爲包括短視頻平臺在內的行業健康發展提供法治保障。（完）

[編輯：黃鈺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