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北京商報

我國實際使用外資再次實現兩位數增長。11月17日，商務部召開例行新聞發佈會，會上，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束珏婷介紹，1-10月，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0898.6億元人民幣，按可比口徑同比增長14.4%。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增長是在去年同期使用外資近萬億元的基數下實現的。對此，專家分析表示，在美聯儲加息的情況下，我國對外資的利用依然能夠達到兩位數的增長，充分體現出中國經濟在全球市場上對於外資的吸引力。

高基數下的高增長

14.4%的增速算高嗎？數據顯示，2021年1-10月，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9431.5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7.8%（不含銀行、證券、保險領域）。

可見，去年同期我國實際使用外資已然接近萬億元，而在這一高基數下，今年我國仍然實現了兩位數增長。“外資企業不願意放棄中國大市場及其背後的增長潛力。”數實融合50人論壇副祕書長鬍麒牧在接受北京商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這一方面在於我國市場上基礎設施的配套比較完善，工業門類齊全，有利於發展實體產業；另一方面，也在於國內的營商環境越來越好，無論是從硬件上的各種設施設備，還是軟件上的體制機制都在逐步完善。

同時，胡麒牧指出，在美聯儲加息的情況下，我國對外資的利用依然能夠達到兩位數的增長，充分體現出中國經濟在全球市場上對於外資的吸引力。“正常情況下，當美聯儲加息的時候資本會有外流追逐美元資產的趨勢，在這種情況下，還有大量的外資湧入中國，說明各國從中長期來看看好中國的經濟增長。”胡麒牧表示。

“中國使用外資金額規模較大，增速較高，可以說，這是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生態的晴雨表。”北京工商大學商業經濟研究所所長洪濤向北京商報記者指出，對企業家來說，中國是絕好的投資環境、經營環境、生活環境。“比如北京圍繞‘四個中心’的城市定位，不斷地優化營商環境，先後出臺了1.0、2.0、3.0、4.0、5.0的改革方案，不斷地深化、完善、與時俱進，政策涉及到各個領域、各個方面，探索了一整套成功的、可複製、引領性的北京模式。”洪濤介紹，多年來，北京、上海成爲世界銀行中國營商環境抽樣城市，在全球營商環境的排名不斷提升，充分證明中國優化營商環境的模式是極具競爭力的。

製造業吸引力亮眼

分行業看，今年1-10月，我國各個行業實際使用外資情況趨勢各異。數據顯示，2021年1-10月，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金額7525.2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0.3%，而2022年1-10月，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金額7988.4億元人民幣，增長4.8%。

“相比去年，今年服務業增長較爲乏力。”胡麒牧指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今年國內疫情的擾動。“今年的餐飲、旅遊等接觸性服務業受疫情因素的影響，使其需求側受到了抑制，供給側產業的投入便隨之受到約束。”胡麒牧表示。

而另一方面，高技術製造業實際使用外資卻達到了57.2%的高增速。“這是因爲從全球產業鏈來看，我國具有齊全的工業門類，還具有完善的工業體系和加工製造能力，導致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中是不可或缺的，各國因此無法與中國‘脫鉤’。”胡麒牧表示，“而高端製造業產業鏈是非常長的，其中會有很多環節都需要佈局在中國，這就導致無論各國是主動還是被動，由於找不到可以替代中國的產業集羣，所以必須在中國投資。”

此外，胡麒牧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一直在努力切換增長方式、培育創新動能，“近年來，我國的高新技術產業研發投入強度不斷加大，這也意味着我們不論在產業生態的形成還是基礎設施的完善上，都達到了對於全球而言較好的狀態”。數據顯示，近年來，全國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從十多年前的4.9萬家，增加到2021年的33萬家，研發投入佔全國企業投入的70%。

“而且中國是很多高端製造業最大的落地場景，比如新能源汽車、半導體產業，如果投到別的國家，可能最終還是要流向中國進行消費，所以說直接進行一個本地化的佈局，可能對各國的交易成本是最低的。”胡麒牧表示。

德韓投資持續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近兩月，德韓對華投資激增。數據顯示，今年1-8月，韓國、德國實際對華投資分別增長58.9%、30.3%，而1-9月，德國、韓國實際對華投資分別增長114.3%、90.7%，1-10月，韓國、德國實際對華投資分別增長106.2%、95.8%。

“疫情期間，韓國製造業受疫情的衝擊比較大，無論是汽車產業的芯片荒，還是關於製造業零部件的供應都出現了一些問題，因而需要一個從全球來看相對而言比較穩定的供應鏈。”胡麒牧介紹，“同時，中韓在產業鏈上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即中國製造上游的元器件，出口到韓國生產成中間部件，隨後再出口到中國進一步組裝，形成最終產品。這樣的合作關係，疊加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的需求，韓國便加大了對中國的投入。”

在德國方面，胡麒牧介紹，其原因之一在於歐洲能源危機。“能源危機導致其能源成本大幅上升，製造業的盈利能力出現大幅下降，需要尋找一個成本相對比較低、供應鏈比較穩定的地方去投資，德國最後的選擇就是美國和中國。”

胡麒牧介紹，“無論是硬件、軟件還是研發實力，這兩個地方的能力都是相對較高的，進行產業轉移時不會有過大的跨度，但美國成本較高，同時，如前所述，中國有很多落地場景，使德國更加傾向於我們。”

事實上，除了能源危機帶來的短期投資外，胡麒牧指出，德國還可能存在較爲長期的對華投資意願。“中德的製造業存在較強的互補性，無論是在水平層面上的技術互補，還是垂直層面的產業鏈上下游的互補，中德之間都存在着非常大的合作空間。”

北京商報記者 方彬楠 冉黎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