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主导研发出的中国经济模型的意义，就宛如海岸边的灯塔；这座灯塔，虽然不直接控制离岸外轮（外资）的航速，但肯定校正着航向！

令人惋惜的今年，不少社会贤达离开了他们热爱的祖国和舞台。12月22日，壬寅冬至，我熟悉的著名数量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汪同三，也去了天国，年仅74岁。在他的学术报国生涯中，有许多个“第一”。如，中国第一批数量经济学硕士之一、中国第一个数量经济学博士、参与搭建第一个由中国学者设计的中国经济模型、第一位获得总理基金资助课题的经济学领军人物、第一批课题成果为全国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所采纳……

祖籍湖北蕲春的汪同三，1948年生于南京，长于北京。他在北京就读高中时期的理想是当个化学家，但不久作为知青在内蒙古草原度过六年光景。在内蒙古，他计算过羊和羊毛的产量与产值，但越算发现牧民们越穷，同步的集体收入也没有增加多少。这是他作为著名经济学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时，和我谈到的其恢复高考后再求学期间的择业初衷。即劳动既然创造价值，那能否真正变为可支配的社会有效财富？

在上世纪80年代，这是困扰很多基层干部和一般研究者的思维局限。同时期，经济要发展就得上大型基建项目；如要脱贫就修路、要致富建机场、要外汇造港口等简洁明了的口号，就成为东南沿海地区的干群共识，而成为新型的摩崖石刻。但是，整个八十年代一直到1995年的这一发展时期，物价是个中央和省部级政府都得高度重视的维稳大课题。而基建项目一旦连续二、三年地年度性铺开，在第四年就会引发物资和运力紧张，同时基本物价上扬，城市居民甚至直接会感到菜篮子的压力；随即不少工程就得被迫下马或中止，这样又导致了烂尾楼或半拉子工程的尴尬局面。能否有一种相对科学的决策手段，避免这种局面呢？

我国是1996年正式确立市场经济为指导思想的，之前都是以计划经济思维来指导建设规模和社会需求配置。我当时已知的是：为了避免宏观经济荡秋千的局面，当时的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现国家发改委）就特别需要某种数理经济模型来指导全国一盘棋；如同重大战役演习的沙盘（现为电脑推演）。这种数理经济模型的理论基础是钱学森的系统论和控制论，就是某项特大工程的成功所必须得到保障的充分条件一一列出；这些条件或函数化或几何化，曲线或图标之精确比肩火箭发射之元素标配。当然，还要测算出小数点后的收益！

我对于这种数理经济模型的功能设计，最初是将信将疑的。汪同三却特别持有热情！早在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本科阶段求学时，汪同三开始接触国际经济学前沿理论，无意中开始储备“比数学家更懂经济，比经济学家更懂数学”的数量经济学知识。毕业之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刚刚组建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下称“数技经所”），他成为我国第一批数量经济学硕士研究生。1985年，汪同三顺利完成研究生学业；之后除在某企业历练半年外，就始终任职于数技经所。在这个他贡献了全部精力的舞台上，他作为骨干推出第一个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参与国家科委重点项目“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研究”，1989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成果一等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作为“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项目主要负责人之一和第一执笔人，推出我国第一本蓝皮书《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1996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曾多次作为起草小组成员参加政府工作报告起草。

汪同三曾经用一个词来描述数量经济学的精髓：“均衡”。具体而言：“数量经济学就是通过数学模型，综合各种经济要素搭建一个合理、均衡的框架，使整体经济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达到平衡、协调。它既可以对当前的经济运行状况作出评估，也能对未来经济变化进行合理预测”。值得指出的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汪同三和他的同事们受到了美国数量经济学家们的启迪。尤其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克莱因，因创立经济波动和经济政策分析的计量模型，并通过计量建模分析宏观政策效应而获198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克莱因还倡建和主持了迄今规模最大的世界经济分析、预测模型LINK PROJECT，把世界各个国家的模型连接到一起，研究一个国家出现的经济问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以及世界经济环境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影响。而克莱因团队的成果，也就成为了世界银行年度报告的主打内容。

1987年，汪同三所在的数技经所投标承担了国家科委软科学重点项目“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研究”，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首次在国内采用了“大道模型理论”，设计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大道模型体系。汪同三是这次自主原创模型的主要设计、研究和分析者之一，这是他对国家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最直接贡献。汪同三后来解释说：所谓“大道模型理论”，核心观点就是：从出发点到目的地，从距离上看是直线最短最近；但真正走起来，却不一定最快。因为直线可能是山间小道，也可能是森林腹地，或泥泞崎岖，或方向易偏。高速公路距离虽远，用时却少得多。而寻找‘大道’，就是要找出经济长期增长的高速公路，能够以最佳效率奔向目标。在中国，这条道路的关键是结构，包括如何调整产业结构的强度和进度。如要“实现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怎样凭借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汪同三的课题，显然是个非常复杂、要在计算机上做大量运算的项目。那个时候，全国社科系统经费普遍短缺；汪同三所在的数技经所没有合适的大型计算机，于是就同国家信息中心合作，即在对方的大型机器上来联合计算、科研。不过，这也促进了理论与实际的紧密结合。

自1991年起，数技经所都会发布年度性的《中国经济形势分析和预测》蓝皮书。这是因为之前中央领导同志邀请了一批专家到中南海座谈，探讨社会科学如何为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服务。每年出版的这本国家智库编制的蓝皮书里，由汪同三负责最重要的总报告。这个总报告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当年的经济预测和必要条件，因此每年全国两会前夕就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重要参考资料；也得到海外智库和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

转眼到了1999年，上海因浦东开发形成快速发展态势，成为亚太经济的一个亮点。那个阶段常有海外智库、外国使领馆和跨国公司代表，来询问上海经济发展的来年指标等；即上海统计局公布的上年数据，并不能满足外方需求。于是，我所在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就接受了上级的任务——编制年度性的《上海经济发展报告》和《上海文化发展报告》；主要功能和引人注目处也就是总报告，关键的难度要素就是预测来年经济指标的相对准确性，当然还包括分析大宗市场需求趋势。后来还增加了《上海社会发展报告》《上海民生发展报告》等被称之为地方蓝皮书的项目。于是，在世纪之交我因经济预测工作和汪同三的交往开始密切了。

我们在北京、在深圳都面对面地交流过各自编制蓝皮书的收获和感想，在上海互动的机会就更加多一些。本世纪的头十年，我一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处任职，经常联络首都的各领域专家，汪同三就是经济学领域中最重要的一位。他一直强调自己是湖北人，如同我是在上海出生但总觉得自己是杭州人（祖籍）；所以，有湖北社科院同志出席的上海社科院发起的专业会议，他总是兴致勃勃地前来交流。只要来上海社科院，我总是会陪同他先去造访老院长、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的南方泰斗张仲礼先生；该领域的北方泰斗就是他的父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汪敬虞。张老和汪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代表性学术著作分别是《中国绅士》和《中国近代经济史》，都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张老每年还让我买一些汪同三编制的《中国经济形势分析和预测》蓝皮书，由他接待外宾时连同我编制的上海蓝皮书一起赠送。

2012年，汪老去世；2015年，张老去世；两位泰斗享年都是95岁，之后我和汪同三的联络就逐渐少了。但我一直认为，他主导研发出的中国经济模型的意义，就宛如海岸边的灯塔；这座灯塔，虽然不直接控制离岸外轮（外资）的航速，但肯定校正着航向！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