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科創就有未來呢？” 我的回答是“NO！”

編者按：

陸雄文首先回應了他所提出的一個觀點“爲什麼有科創不一定有未來”，着重從理念、體制、教育三個方面展開闡述。“我們要走向光明的未來，還要具備一系列的前提條件、必要條件。這些條件的不具備、不突破，抑制了這個社會的創新發展。”

大半個月前，我受上海市管理科學學會邀請以“管理與科創並舉”爲主題做了一個演講。演講結束時，主持人王方華教授點評，他提出一個問題：“雄文院長提出‘無科創、無未來’，那是否有科創就有未來呢？” 我的回答是“NO！”

我說，無科創無未來，說明科創是未來的必要條件，但科創仍不是未來的充分條件，爲什麼呢？我認爲我們要走向光明的未來，還要具備一系列的前提條件、必要條件。這些條件的不具備、不突破，在過去、在今天都抑制了這個社會的創新發展。

我今天講三個方面：

首先是理念滯後。

市場經濟姓社姓資的問題似乎解決了。這背後有兩個基本理論問題，第一，今天勞動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人力勞動了，那麼資本剝削勞動還成立嗎？在馬克思寫《資本論》的年代，資本剝削勞動是科學的論斷，但其內在的涵義是稀缺的貨幣資本剝削有大量供給、甚至供給有剩餘的體力勞動。

今天已是科創時代，沒有貨幣資本的科學家以其知識產權作價1個億來融資，風險資本家投入1000萬現金入股，佔10%的份額，創始人團隊佔90%股權，如果科創失敗，VC資本如落花流水，那麼這種情況下誰剝削了誰？如果科創成功，企業價值擴大100倍，那又是誰剝削了誰？是知識勞動剝削貨幣資本，還是貨幣資本剝削了科創企業家？我的回答是，稀缺的科技資本“剝削”了有大量供給、甚至供給有剩餘的貨幣資本，這裏的被剝削也是貨幣資本家甘心情願的，所以我要打上引號。而這裏的科技資本是不斷增值的資本，是科學技術人員活的勞動不斷創造的資本。我無意說資本剝削勞動的時代已經過去，因爲我們現實當中還存在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的企業，但是勞動剝削資本的時代也已經正在到來，關鍵是怎麼定義勞動和資本。

在今天這個時代，馬克思對資本和勞動的經典定義需要大大拓展和豐富。中共中央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按“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來進行分配”，這是一個重要的理念創新，哪個要素具有稀缺性、排他性、獨佔性，哪個要素在生產與分配過程中就有優先性、主導性、控制性。我認爲這也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原理的。

第二個理論問題是，私有資本是惡的嗎？資本家的傳統形象是：唯利是圖、剝削工人、破壞環境、不正當競爭巧取豪奪，乃至組成利益集團操縱公器。今天的社會物質愈益豐富，法治癒益健全，勞動者保護、消費者保護、環境保護、反壟斷措施越來越有力，社會教育水平提升，文明程度提高，越來越多企業家承擔社會責任，回饋社會。當今ESG已日益成爲全球商業世界的共識和行動。大多數私有資本家即使有所揮霍，其個人享受總是有限的，他們仍然重視家族傳承，如果他們培養的二代、三代也屬精英人才，則由他們經營的財富就有可能創造比社會平均更高的收益率，則是爲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如果他們經營效率低、報酬率低，他們的企業就會在競爭中失敗，要麼破產，要麼被兼併收購。今天的時代，越來越多私有資本家努力向善，先前有榮毅仁，現在有任正非、曹德旺。

在我們這個社會，我們要警惕的是資本與權力的結合，資本腐化權力、操縱權力，無論其所有制性質！所以我們要設立屏障，阻斷私有資本向公權力滲透的企圖和野心。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私有資本是有原罪的，隨着社會繁榮、文明進步，私有資本也在不斷進化，逐步融入文明進程。

其次，影響我們走向未來的是體制問題。

我舉兩個方面，首先是科研體制，我們的科研體制仍是僵化的、效率低下的。重視產出規模，不以產出質量爲重。只講產出，不講投入，不評估投入產出比。研究導向仍然以發論文、評職稱、報獎項、升院士爲主線，申報課題、評獎、競爭院士的進程仍然被錯綜複雜、厚實深入的關係網、人情網、交易網所籠罩。大量的資源浪費在申報、評獎過程中，浪費在課題的低水平重複研究中，浪費在儀器設備重複添置、低效率使用中，浪費在許多不必要的出差和會議中。對於如何激發廣大科技人員、專家學者的創造潛能，缺乏研究和積極舉措，不敢在人力資本本身作大力度投入。一些大學不能正確理解上面指示，對上唯唯諾諾，搞一刀切，把不應該關閉的、有利於跨學科交流合作、有利於科技成果轉化、有利於教授、學生參與社會實踐的平臺企業、科技園統統關掉了事，關門大吉，讓廣大教授、專家在成果轉讓方面畏手畏腳、怕秋後算賬。

第二個方面，最近一年，資本市場，主要是一級市場遭遇霜降，相對有錢的基金主要是國資背景的基金，然而國資背景基金決策慢、程序複雜、附加條件多，不能響應科創企業融資與發展要求。資本運營應當是最市場化的，然而卻不能完全按市場規律、市場規則辦。這都是我們體制的問題。

第三，我認爲是最重要的、影響我們科創事業和國家前途的最大瓶頸是教育。

今天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開始在理工領域停止和限制招收我們的留學生，限制和阻礙我們的學者訪問和交流。中國這一波科創浪潮五年，或許十年會達到頂峯，那十年後，我們自己的大學能培養出那時候能瞄準世界科研前沿的創新人才嗎？二十年後我們同世界最高水平的科技儲備和能力是更接近了、還是差距更大了？我們的科研院所、高校沒有培養出拿諾貝爾獎的人才，一是因爲我們的基礎積累不夠、水平不高，二是因爲我們教育理念和體系落後。

大學不能造就創新人才主要源於我們的基礎教育沒有輸送大量有好奇心、探究心和初步專業興趣和素養的高中畢業生。從幼兒園、小學到初中、高中，孩子們完全拘泥於課本和課程考試，孩子們的創新思維、開放思維、質疑精神統統成爲應試體制的累贅，他們很少人會按自己的天性去發展自己的個人興趣愛好，更不要說在一些專業領域去探究學習、積累知識。他們能考進復旦錄取分數最低的專業，也不願意去同濟學習自己感興趣的建築設計，他們能進金融專業就會放棄去中文專業追逐成爲小說家的夢想。其實孩子們都是有天賦的，基礎教育的首要使命應該是去幫助孩子發現天賦，激發潛能，順其天性，給予培植提攜，如若有錯，還可以及時調整。

人才培養也自有其規律，每個孩子各有天性、各有天賦，因材施教是祖訓，培養創新人才是國家的當務之急、教育界的迫切使命。我們的高考體制一考定終身，要求全科優秀、均衡發展，不少搞教育的有的剪枝去葉，有的拔苗助長，以爲如此是合理選拔和培養棟樑人才，渾不知自己已經成爲“泯滅”孩子天性的劊子手、屠戮未來創新人才的劊子手。我們要救救孩子，否則我們來不及救我們的未來、救我們的國家，更救不了我們自己！

在我們這個處於社會主義發展初級階段的國家，地區之間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教育資源分佈也不平衡，追求絕對公平既不現實也不必要。恢復高考以來，人爲設計的高考配額從來沒有實現絕對公平，一刀切的入學抽籤，優秀校長、優秀教師輪換，也無助於資源配置公平，反而加劇了有限優質資源的錯配。

剛纔我主要回應了爲什麼有科創不一定有未來，因爲邏輯上是這樣的。如果我們要開創光明的未來， 我們在前提條件上就要改革創新，建立一系列有利的條件束，包括科創實踐，纔有可能構成光明未來的充分條件。接下來我就想分享一個觀點，沒有對科學規律的尊重和對科學精神的弘揚就沒有科創的成功。

我清晰地記得，我的初中、高中時代的政治課，特別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事求是和尊重客觀規律、按規律辦事。世界上任何運動都是有其規律，自然規律、歷史規律、教育規律、科學規律。曾幾何時，我們很少談論規律了。

三年來，在國家動員與強力支持下，我們搞出了疫苗，搞出了特效藥，這是很了不起的，說明我們在醫藥的研發上已有一定的積累和能力，但是在藥的設計上，無論是機理、針對性、有效性，我們仍是有差距的。我們在PD1研發上的一哄而起實際上就是暴露了我們在醫藥研發方面基礎薄弱的窘境。

爲什麼我們沒有大國應有的諾貝爾獎獲獎人數？爲什麼我們有那麼多“卡脖子”領域和技術？顯然，中國的科學研究基礎還很薄弱，基礎研究水平不高、積累不足，大多數領域與世界先進水平和前沿發展還有很大差距。短期內，要在大多數“卡脖子”領域突破，達到Me Too、Me Better，幾乎不可能。如此，我們要成就科創，建成創新國家，任重道遠。惟有臥薪嚐膽、花大力氣改革教育體制、科研體制，以二十年、三十年爲維度，以造就一個世界級創新人才輩出的局面爲目標，着力發掘孩子天賦，因勢利導、因材施教激發人才潛能，滿足科技人員較爲優裕物質生活的要求，鼓勵他們潛心研究、成就事業，鼓勵他們積極拓展與國際先進同行交流合作。如此，經過兩代、三代教育工作者、科學技術專家的艱苦奮鬥，我們就有可能在多數領域突破“卡脖子”圍困，在少數領域有First in Class的發現和創造，讓別人有求於我們，我們就可以通過技術合作和交換來更大程度地解除西方敵對性壓制。

沒有日積月累的努力和沉澱，我們不可能有突破性的發現和創造，科技創新不能輕信跳躍發展，也不應奢望彎道超車。今天我們要做的、還來得及做的，就是把科學當作老老實實的東西來做。

於是，與此同時，我們要弘揚科學精神。

首先是尊重科學規律。其次是實事求是，基於事實和事物本質，運用專業工具和方法，開展探索、研究、提煉、抽象、證明或證僞。第三，堅守學術獨立、思想自由，鼓勵積極進取、主動創新，提倡開放辯論、寬容試錯。第四，科學無國界，發展無邊界。第五，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鼓勵質疑、批判，不固步自封、不迷信權威！

在今天這個科創時代，在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我還要提出一個新的科學精神內涵，即科技向善，科學家要使命驅動、擔社會責任、擁人文情懷。

我們不能要求所有的科學工作者都能以殉道的精神去發展科學、堅守真理，但是我們仍然期望他們能夠恪守求真精神的本源，尊重公衆所給予他們的尊重。美國學者托馬斯·索維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中說：知識分子所負的道德責任，是在生產理念的過程中，需要努力去達到思想的清晰和邏輯的延展，要求具有自由獨立精神和徹底思考的能力。

人在浩瀚宇宙面前只是一粒沙子，在科學麪前再高大的人也是矮小的。科學的精神要求我們應該秉持自己的專業功底和實證發現來發表意見，雖然有些科學工作者智商很高，可以跨領域學習和研究，但這仍然不足以讓他超越自己的研究去評論和指摘其他領域專家的研究。搞小分子生物學研究的不一定懂傳染病學、公共管理學，其實也沒必要懂，反之亦然。一個科學工作者要去跨行抨擊另一個科學工作者，他的勇氣要麼來自於對另一學科領域的無知，要麼來自於把基於自己所在領域的成就建立起來的豪氣甩溢出去、去佔領更多領地話語權的野心。這種霸道源自於一種無知的傲慢，對自己無知的無知和對自己所從事科學工作應秉持的精神的傲慢。當然個別人還在背後、在不見光的地方有功名利祿的掛鉤，那就更不值得以君子之道待之了。總之，我認爲，科學只要同功名利祿結合就會變味、就會變樣。

三年疫情的挑戰與應對給了我們許許多多的拷問和反思的機會，在科學與僞科學、假科學的博弈中，科學沒有始終佔領上風。科學研究跟不上病毒的傳播，科學規律得不到社會的尊重，科學精神得不到廣泛弘揚，還有一點，就是沒有把管理當作科學。

三年疫情防控，有些政府做得比較好，有些政府做得不夠好，其差別除資源原因外，很大程度在於對管理是不是科學的認識上的差別，以及是否有能力運用科學的管理分析方法、制定合理的決策目標和效益評估機制，從而建立一個系統化的、綜合化的、彈性適變的防控方案，隨之有效地配置資源，有力地執行方案，並動態調整。

。管理與科創必須雙引擎驅動，才能顯著地提升科技創新的成功概率和質量，避免與投資機構、專業中介無謂的博弈消耗，加速科技成果轉化、產品驗證和商業化過程，以每個科創企業的成功助力於產業創新和升級。

科創企業的實踐迄今爲止少有現成的理論、規範和標準可以加以指導，所以一方面我們要加快科創管理理論創新，另一方面我們也要以例外原則來鼓勵科創企業探索並不斷總結提煉新的管理原則。

我認爲，企業家精神對於科創企業成功尤爲重要。因此，我對企業家精神認識稍異於傳統。我認爲，企業家精神最大的特徵與價值在於企業家的自驅力和學習力。經典的學者如馬克斯·韋伯呼喚企業家精神，是認爲企業家是自利的，他們因爲追逐私利而奮鬥，從而去促進企業去競爭、去發展、去創造財富，從而促進社會繁榮，並惠及整個大衆。然而我所認識的科創企業家們已是當代中國第四代企業家，同前三代企業家有個顯著的區別在於，他們不是因爲貧窮而創業。更多的是因爲他們有科學理想，有人文情懷和社會責任感，他們願意個人致富，但在財富觀上也更開放，更願意分享，這些人往往都有使命和情懷。

所以我認爲自驅力是企業家精神光輝的特質，它並不以企業家擁有產權、追逐私人財富爲前提。而這種無數個別的企業家的自驅力匯合起來就形成了這個社會經濟驅動的巨大源動力。

同時，成功的企業家都有很強的學習力，這同其學歷似乎沒有太大的關係，他們不僅從自己先前的經驗教訓中學習，向同行學習，而且逐漸地跨越行業、跨越文化去學習，有的還進到大學、進到管理學院去進修，逐步匯聚、學習、借鑑全社會乃至全人類的智慧。這些人才是真正聰明絕頂的、會學習的企業家。

企業家精神是先進生產力，代表着這個社會的潛能、動力和方向，是這個社會最值得珍惜的資源和資產之一。對於科創時代，尤其如此。我們可以說，無企業家精神，無未來。

當然有企業家精神，也並不一定有未來，因爲它的萌芽、發育、成長也需要環境條件的催化、滋養和呵護，最基本的就是要有真正的市場，其前提就是公平、自由的交易機制和充分、有效的法治環境。

當今世界政治形勢波詭雲譎，經濟秩序分化重組，我們已經沒有太多的時間去彷徨、去等待。企業家精神會折損、消耗殆盡，科創企業也會挫敗，被打回原形。

今天我們站在一個新的歷史時點，面向未來，我們仍然有太多的焦慮、無助和掙扎，甚至有的人還有恐慌。疫情肆虐，衝突不止。然而我們是因爲樂觀而活在當下，因爲樂觀我們得以長遠期待，並付出努力。我曾經寫過一篇文字，暢想二十年、三十年以後我所理解的人類社會的面貌，想象人工智能時代人可以活多少歲，服務機器人如何服務到家，我們不僅在地面上享受自動駕駛，也可以在空中實現立體自由移動。那時，我們會享受更多的自由，人民也會有更多選擇的權利。人類共同的文明成果，包括科學技術和文化，最終都會在全世界範圍內流動和分享。我深信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會越來越好。

但在現實面前，我們的樂觀應該是審慎的，我們仍然要回到事物發展規律的認識上去，我們仍然要用科學來武裝自己。爲什麼要審慎？因爲這個未來並不是自動到來的。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我們可能會走岔，明明應該向左但我們向右了，明明應該向前我們向後了，我們以爲是向前了，結果我們是走下坡路。也許我們右拐一下又可以再左拐一下，然後再回到正向的康莊大道上。

儘管科創是今天這個時代的主旋律，但這個主旋律並不是那麼的強勁、清晰，可以令創業者一往無前。其實它本身能否引領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引領中國經濟去迎接新一輪的產業革命，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確定性。

所以我們必須倡導真正的大學精神、科學精神、企業家精神，這是國家社會走進新時代、進行現代性轉型的動力。哈耶克曾經認爲，人類心智的成長，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共同問題，這其中會產生必然的思想分化和碰撞，我們抱有怎樣的態度至關重要。我們培育什麼樣的土壤，纔會開出什麼樣的花。

作者爲復旦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陸雄文，系 “瞰見未來”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新年論壇整理成文，有刪節。

責任編輯：劉萬里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