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增長背後，印度經濟“寡頭化”現象日益凸顯

近日，在新一年度的聯邦財政預算演講中，印度財政部長西塔拉曼宣稱，2022-2023財年（2022年4月1日-2023年3月31日），印度名義GDP的增長率高達15.4%，實際GDP增長7%，“位列全球主要經濟體首位”。

近年來，全球經濟趨於放緩之際，印度似乎一躍成爲國際經濟舞臺上的“明星”。有分析認爲，印度經濟今年預計將維持高增長，創造令人矚目的成績。

但是，印度式增長模式的固有問題，疊加並不樂觀的國際經濟外部環境，構成其繁華表面之下的不確定潛流。

印度經濟增長前景幾何

實際上，本財年印度雖然擁有7%這一令其引以爲傲的GDP增速，但低於沙特阿拉伯的7.6%，丟掉了增速“全球第一”的名頭。

據報道，由於能源飆升帶來的經濟收益等因素，2022年沙特阿拉伯的經濟增長率達7.6%。

而在上一個財年（2021-2022年），印度GDP增速達到8.3%，被公認是全球增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

在宣佈了2022-2023財年的成績後，西塔拉曼進一步預測，2023-2024財年印度名義GDP將增長10.5%，實際GDP增長率也將維持在6%-6.8%的高位水平。西塔拉曼指出，自2014年莫迪政府上臺以來，印度的經濟規模由全球第十位躍升至第五大經濟體，人均國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多，達到19.7萬盧比，經濟治理成績耀眼。

國際輿論也看好印度經濟的增長前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文指出“印度仍是全球經濟復甦的亮點”，其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預測，印度經濟增速將從2022年的6.8%下降到2023年的6.1%，但2024年又將回升至6.8%。世界銀行去年底發佈報告稱，印度經濟在全球經濟風浪面前保持了相當的韌性，因此將其2023財年的GDP增長率預測由6.5%上調至6.9%。

實業界也紛紛闡述印度的增長潛力所在。信實集團掌舵人穆克什·安巴尼稱，清潔能源、生物能源和數字化轉型這三大“革命”將成爲印度經濟高增長的驅動力；標普指出，伴隨印度貿易和金融自由化、勞動力市場改革以及對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本的投資持續進行，到2030年印度年均名義GDP增速將達到6.3%。

摩根士丹利將外包、製造業投資、能源轉型和數字基礎設施看作是推動印度經濟繁榮的四大驅動要素，預測印度到2030年左右將超過日本和德國，成爲全球第三大經濟體。而據經濟學人智庫的分析，印度的優勢在於充足的低成本勞動力、低製造成本、對投資的開放、對商業友好的政策以及具有強烈消費偏好的年輕人口。

內外結構性挑戰未解

然而，在一片叫好聲之中，印度經濟仍然面臨不小的內外挑戰。

從產業結構來看，印度政府對科技、知識密集型等價值鏈頂端產業的偏好，加大了二元經濟的結構性不均衡，難以解決“有增長無就業”的困境。

自20世紀80年代末拉吉夫·甘地發動“計算機革命”開始，信息技術、軟件科技等產業就成爲拉動印度增長的有力引擎。這一模式延續至今，印度決策層期待以此繞過本國資本短缺、基礎設施落後、勞動力素質偏低等發展短板，通過摘取產業鏈、價值鏈上最頂端的“果實”，實現對主要工業國家的“彎道超車”。

以近年大熱的芯片產業爲例，莫迪政府不願從測試、封裝等產業後端環節來滲入半導體市場，而是不顧本國基礎設施落後、產業基礎薄弱的現實，直接瞄準產業最關鍵環節——晶圓製造，其一意突進的產業政策風格可見一斑。

西塔拉曼在預算演講中指出，印度接下來的目標是實現科技驅動、知識驅動型經濟，爲此政府將投入大量財政資源支持科技和初創企業，包括爲其特定進口產品降低關稅、擴建人工智能中心、協助Digilocker等金融科技創新項目等。

在頭部產業蓬勃發展的同時，印度的農業、勞動密集型製造業長期發展滯後、生產效率低下，經濟結構的二元性特徵依然突出，大量勞動力人口無法在正規經濟中尋得生計，只得棲身於低端服務業等非正式部門。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疫情之後印度的勞動力參與率降至46%，爲亞洲最低的國家之一。對於即將成爲全球人口第一大國、勞動年齡人口超九億的印度而言，如何爲這些人口創造充足的正規就業，無疑是一項艱鉅挑戰。

▲2月15日，在印度新德里，一名男子騎自行車從路邊開放的鬱金香花旁經過。圖/新華社

印度經濟“寡頭化”現象日益凸顯

與此同時，印度經濟的“寡頭化”現象日益凸顯。

莫迪政府樂於藉助大財團、大企業的力量來提升經濟計劃效率，創造漂亮的增長成績單。在這一思路主導下，印度傳統的社會經濟基礎——中小企業日益式微，大財團則依靠政府在融資、拿地、環保等多方面優惠政策高歌猛進，排擠外國企業，搶佔基礎設施、能源、通訊等國民經濟基礎性行業，坐收龐大租金。

在此基礎上，“執政黨庇護財團——財團反哺執政黨”的模式在印度日益牢固，利益集團對印度政府經濟決策的影響力增大，導致其市場競爭環境惡化。

據《經濟學人》報道，2016至2021年間，印度通過“厚租金”或裙帶行業獲取千萬以上財富的比例從29%上升到43%。日前爆出的阿達尼集團欺詐醜聞，恰恰是莫迪治下經濟寡頭化現象的體現。可以設想，在清潔能源、數字化轉型等重大發展機遇面前，倘若莫迪政府依然延續對這些寡頭財團的支持與偏好，只會導致印度自身財政資源的浪費與經濟效率的降低，無法孵育高效且富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力量。

從外部環境來看，儘管在當前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國際格局中，印度看似左右逢源、如魚得水，但由於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爲控制通脹採取貨幣緊縮政策，削弱商品、服務需求，外需對印度經濟的實質性拉動作用減弱。

2022年下半年，印度的出口額已經呈下降態勢。外部環境的風險上升，意味着印度目前仍需提升內需以刺激增長，爲此，印度政府在新一年財政預算中提出要爲中產階層減稅，但是，爲控制赤字和通脹，將資源集中於投資性支出，莫迪政府同時大幅削減用於扶助底層民衆生活的公共開支，例如降低農村就業保障計劃（MGNREGA）支出，將食品和肥料補貼砍掉22%和31%，叫停疫情以來對貧困人口的免費救濟糧計劃等。

印度社會財富分配高度不平等，大量底層民衆就業不暢，收入上升緩慢，原本生計又受到新冠疫情衝擊，很難爲內需提供有效增量，被外界熱炒的“消費市場巨大潛力”恐難充分兌現。

作爲一個超大型新興經濟體，印度經濟風頭正勁，其增長的車輪一旦轉動起來，確實能夠爲經濟的不斷向前提供一定的自我驅動力。但是，是否能夯實增長基礎，將潛力故事轉變爲真正的國家經濟實力，印度仍面臨諸多變數和挑戰。

特約撰稿人/寧勝男（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發展中國家研究所副研究員）

編輯/柯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