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尾五部作品中,勘探一位作者的写作“前史”

文/徐兆正

迄今为止,宋尾的两部长篇(《完美的七天》《相遇》)与三部小说集(《到世界里去》《奇妙故事集》《一个平淡无奇的夜晚》),几乎无一例外以重庆为背景展开。我也正由此诧异这些“重庆故事”与一个“重庆作家”的诞生——他是如何变得比一些本地作家对这座城市更有感觉?为何他没有在自己的小说留下任何故乡的雪泥鸿爪,甚至连影子也没有?宋尾对怀旧的清除看起来是如此彻底。这种诧异,直至读到作家晚近以来的两个作品《一个平淡无奇的夜晚》《下汉口》,方才堪堪纾解。对于这两篇将目光转向江汉平原的小说,笔者的意图在于探究其中那个“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的前史。

大约十年前,重庆的小说家贺彬为宋尾小说集《到世界里去》写过一篇评论。贺彬在文中指出,集子里的《生日快乐》一篇庶几是“整本书的前传”,因为小说既没有落脚于作家长期生活的城市重庆,也不曾发生在他的故乡天门,而是“一个中间地带,一个悬置的时期”。读了贺彬的文章,我又重读了《生日快乐》,其中确已可见宋尾今天不疾不徐的语调。并且,那在故事里嵌套故事的写法,同样也在日后愈发精熟。故事内容如贺彬所言,一个男孩爱上了隔壁小妹,“出于青涩年华普遍的羞怯,他迟迟没有向女孩表白。生意太破烂,男孩几乎有些俗套地求助于牌桌上的好运。却是厄运的开始。一屁股的债务最终将他送进了看守所,当他最终出来,一心一意要在自己生日这天向女孩求爱,那女孩却匆匆地把自己嫁了。”这个故事在《生日快乐》里仅仅是一条支线,而在另一个中间、悬置的时空,它是一位落魄诗人应风尘女子的请求讲出的,他们以之打发漫长空虚的夜。其时,听众曾想指认这个男孩便是眼前的诗人,却被后者断然否认。

如果说《生日快乐》是宋尾写作的一个前传,那么宋尾恐怕也会否认这个论断,抑或令它变成卡桑德拉的预言:这篇小说之后,他便很少将小说地点置于重庆以外的地方,转而一心一意地写起重庆的故事。迄今为止,他的两部长篇(《完美的七天》《相遇》)与三部小说集(《到世界里去》《奇妙故事集》《一个平淡无奇的夜晚》),几乎无一例外以重庆为背景展开,这甚至从小说的标题就可管窥:《那天你在解放碑干什么》《收藏解放碑》《从歌乐山下来》《下半城》……然而,我也正由此诧异这些“重庆故事”与一个“重庆作家”的诞生——他是如何变得比一些本地作家对这座城市更有感觉?为何他没有在自己的小说留下任何故乡的雪泥鸿爪,甚至连影子也没有?宋尾对怀旧的清除看起来是如此彻底。这种诧异,直至读到作家晚近以来的两个作品《一个平淡无奇的夜晚》《下汉口》(收录在《一个平淡无奇的夜晚》),方才堪堪纾解。对于这两篇将目光转向江汉平原的小说,笔者的意图在于探究其中那个“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的前史。

在《一个平淡无奇的夜晚》里,宋尾克制住了他一直以来擅长讲故事、造悬念的能力,平淡地讲起一件小事:小鸥回到了“我”生活的湖北小城。两人相识,源于小鸥曾参与“我”的发廊生意,她在此滞留一月,离开前向“我”许诺会带来两个年轻一点的姑娘。“我”知是客套话,故并未挽留,而且后来“我”也因此进了拘留所。两人的重逢发生在“我”从拘留所出来后不久,彼此境况一仍其旧。可是,后来的情节又透露出“我”的改变:很快“我”便从众人的狂欢脱身。“我”珍重与小鸥的感情,不愿再次领受轻率的结合;离开旅馆维护了“我”最低限度的尊严,至于这点尊严能为那一潭死水的生活带来什么,“我”并不知情。十二天后,一张异地的诗稿汇款单让“我”有勇气重新面对小鸥,却被告知那晚他们已为治安队一网打尽。《一个平淡无奇的夜晚》同宋尾以往披着侦探小说外衣、深描城市人心的作品毫不相同。如果这篇小说也有谜底,这个谜底是直到结尾才被揭晓的:以上乃十数年前的往事。

故事写到的当下,“我”从位于上清寺的杂志社驱车回家,等待绿灯的时候,“我”随手扭开汽车广播,听到电台听众正热烈讨论着关于“新世纪盛典”的印象。这则插曲如流弹一样击中了“我”:离开小鸥的2001年冬夜,不正是“新世纪盛典”这一天吗?记忆潮水般涌来。其时,小城的红男绿女都在古城的高处为流星许愿、尖叫,同样年轻的“我”,则因受不了自尊心的折磨夺路而逃。“我”揣着剩下的五元钱与几支香烟,拖着被劣质酒麻痹的身躯,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游走。同时,“我”也遥望着那些为新世纪呐喊的人们,似乎这场庆典仅仅属于他们。得知小鸥下落翌日,“我”搭车来到武汉,随即登上前往重庆的火车一去不返。此刻是“我”在重庆生活的第十六年。“我”早已忘记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去,“不知不觉变成了一个看上去也算得体的人,一个似乎还算优越的人”。只是,又“有一种声音不曾放弃对我的提醒”:“我”真的将那个生命中独一无二的夜晚——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忘了吗?少年胸膛的虚无、多年后回望的激动,在此以一曲难用文字回述的旋律喷薄而出。

在贺彬看来,那个于爱情中惨败的诗人,在张金镇第一次收获了人世的一丝暖意,而这份馈赠也伴随着他“走向世界”的脚步:“两个带着昔日伤痕的人,以性交易的名义相遇,却有意无意地抵达了相互取暖的终点……可以肯定,他们将永不再见。张金一夜的萍水相逢,注定会成为两个人之间秘密的储蓄,总在他们不经意的时刻遥远地致意。”如此来说,《一个平淡无奇的夜晚》《下汉口》《生日快乐》便都是作家朝着往昔的一次回顾:《一个平淡无奇的夜晚》是他重写《生日快乐》的结果,《下汉口》将时间线推得更早,一路追溯到作家的童年。那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某天远居汉口的姑姑发来一函,邀请奶奶到汉口一住,而奶奶将这个出远门的机会让与父亲和“我”。对“我”而言,这既是第一次到异地的经验,也是第一次和父亲长时间的共处。小说涉及父子心思时的笔触细腻无双,如“我”始终规避同父亲讲话,但从小城而来的两人又都惧怕在大城市迷路。并且,平日不苟言笑的父亲,也是在这次旅途,向“我”袒露了他罕见的温情,尽管“我”毫不领受。

很难说是不是过往的创巨痛深让宋尾仅只写下了这不多的“江汉旧事”,但也让他在更多时候下意识地选择隐匿自身的文学源头。《下汉口》一样是以当下为跳板,以反顾而收尾:三十年后,姑姑倏然率领她的老年打鼓队造访“我”位于重庆的家,她高兴地向伙伴展示这个有出息的侄子。自然,两人也谈起“我”和父亲三十年前在汉口的那次迷路。姑姑笑言父亲是个“苕”,“从来就不晓得问个路”,敲门也“敲得那么鬼轻,我还真以为是做梦呢!”至于“我”,心情不免有些沉重,因为“直到父亲去世,我们再也没有这么单独而亲密地走在一起”。何况那段百感交集的旅途也不曾缓解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十二岁时,“我”还因为父亲发酒疯与他纠斗。总之,“我们这一生都在对抗。我一直梦想着逃离”,直到“我”前往重庆,变成姑姑口中“神奇的侄子”,也直到父亲以一种残酷的方式离去,徒留作为人子的“我”思索这段从未讲和的关系。

相较毫无保留地展示,父子关系在作者第三部小说集的《大湖》一篇,还有另一重变体。《大湖》采取的依然是一个俄罗斯套娃的叙事形式:故事最外层,是“我”和几位朋友在一个私家园林聚会,饭桌上我们不约而同谈起自己所知的离奇事件,如张尹讲了一个托梦破案的故事,这则讲述又勾引起席间一位警察的回忆;故事的内层,即是这个警察的自叙,这一部分占据了《大湖》的绝大篇幅。通过他的讲述,我们了解到这个人生命中的某些奇异经历,如在他年幼时父母离异分家,他独自一人跟随父亲生活,后来由于生病,父亲又工作繁忙,他被送往乡下的祖母家。有一次他在故乡湖边溺水,被湖水冲到了一个陶渊明式的渔村,又在翌日被渔民送回家中。祖母知道这件事后,慌忙叫父亲把“我”领走。然而,这段经历又先后被表兄与母亲否认。表兄否认的原因是“我”凭着记忆指认的渔村,在他的印象中从未有人居住,母亲则是断然否认“我”在幼年回过故乡。她说,“我”是被送到了省城的铁路总医院,并且在那里才获得了康复。

此后几年,这位警察又从母亲那里获悉了一些父亲的旧闻,如他总是在夜晚做梦,“问他梦见什么,他就说回了趟家。”纵使如此,父亲又从不愿回家。关于这个细节,后来“我”在表兄、表姐那里得到一些关联性佐证。表兄对父亲从不回家的解释是他害死了自己的父亲,而表姐径直告诉了“我”家族几代人的隐秘:并不是父亲害死了“我”的祖父,而是“我”的奶奶,但这件事最终却由父亲背负。“我”也对表姐讲述了幼年那个离奇的梦,她的解释是梦具有遗传性。换言之,“我”所做的这个梦,很可能即是母亲口中父亲经常做的那个噩梦。事情至此全部得到解释,可是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些不可解的因素:在父亲留下的物件里,“我”看到了梦中渔村的小伙伴赠予的五枚石子儿……《大湖》的另一外层,重又回到作为倾听者“我”的角度:那次聚会的私人园林在两年后被当作违建拆除,这件事让“我”想起离奇故事的讲述者刘警官——下面这一段是最让笔者感到震惊的地方:“我”身边的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否认了这个人的存在。他们凭借记忆,认定那天“我”喝得不省人事,早已悄悄离开酒席。

《大湖》这篇小说纯粹是以一连串梦境的描述与对这些描述的否认完成的拼图。刘警官的讲述,以他自身的“现实”经历与将这种经历指认为不可靠的梦结束;作为主人公的“我”,又经历了他人对“我”关于刘警官回忆的否定。如果前者是现实被指认为梦境,后者就是在指认梦境的现实中又一次地被指认为此乃关于梦境的梦。既然如此,是否还存在一种真实呢?曾和父亲下汉口的人子在成年后时常分不清哪一个父亲的形象才是真的,而《大湖》的结尾回答了这个问题:朋友们不仅否认了“我”关于刘警官的记忆,也把“我”那晚说起的一件异闻在电话中重述于“我”。末了,“我”怔怔握着电话,在镜中又看到了父亲独有的姿态、神情与犹疑。以笔者之见,宋尾这些作品既容纳了对真实并不存在的惶恐,其主旨也十分接近福克纳《修女安魂曲》中所言“The past is never dead. It’s not even past.”

综上,或可谨慎立论如下:那始终在宋尾“重庆故事”中回荡的基调、不变的底色、察觉的真相,其源头都是一位落魄诗人在“走向世界”以前所经历的刻骨铭心的希望与幻灭的二重奏。“过去永远不死,它甚至还没有过去。”

(原文刊发于《文学报》2023年3月9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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