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駐韓國特派記者 張悅 環球時報記者 谷棣]當中國和韓國多地4月中旬被髮源於蒙古高原的沙塵暴籠罩時，又有韓國媒體不負責任地炒作“韓國是中國環境污染受害者”，這一幕自然讓人想起一些韓國人近年來屢屢“歸罪”中國的做法。與此同時，多家韓國和國際機構的民調均顯示，韓國民衆對華好感度下降，特別是一些自稱“進步”的年輕人“厭華”情緒相對更強。《環球時報》“中外民間交流系列觀察”欄目組就此話題深入採訪後發現，部分韓國人對華心態上的變化反映出他們尚未適應中國的快速發展及隨之而來的地位變化，仍固守原有利益觀和優越感，這使得他們在與中國人交往時高度敏感。中韓建交今年已是第31個年頭，兩國之間多領域的友好合作有目共睹，但韓國民間對華認知出現偏差讓雙方重視兩國關係發展的人士感到遺憾，並期待通過促進交流努力改變這一現狀。

民調顯示，對中國持“負面”態度的韓國人增多

中韓兩國地緣相近、文化相親，但近幾年韓國和一些國際機構的民調卻顯示，韓國民間的對華認知偏差嚴重，特別是在全球主要國家中，韓國是唯一一個年輕人對中國的負面看法比前幾代人更多的國家。長期關注中韓關係的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朝鮮半島研究中心主任詹德斌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視中國爲威脅”是韓國民間對華認知中最核心的部分，影響和左右着其他認知。綜合首爾大學統一和平研究院從2007年開始實施的民調結果來看，認爲“中國對朝鮮半島和平構成威脅”的受訪者總體上呈現增加趨勢。從2008年到2022年，認爲“中國是威脅”的比例從14.6%上升到了44%。

斯洛伐克智庫“中歐亞洲研究中心”（CEIAS）去年進行的一項針對中韓民間關係的調查，前不久仍引發韓國《中央日報》和美國《外交學者》等媒體的關注。這項有1364名韓國成年人蔘與的民調結果顯示，81%的韓國受訪者對中國持有“負面”或“非常負面”的態度，該比例是在56個調查對象國中最高的。而2015年美國皮尤研究中心進行的類似調查中，對中國持否定態度的韓國人僅佔37%。《外交學者》分析認爲，從年齡來看，二三十歲的韓國人“厭華”情緒最強烈，而經濟條件越好的韓國人“厭華”情緒越弱。

對CEIAS的這項民調，韓國東亞研究所所長禹守根認爲“採樣小，81%的‘厭華’結果並不能代表韓國人如何看中國的真實情況”。但他也告訴《環球時報》駐韓國記者，韓國國民尤其是年輕人對中國的負面認知一直存在，“嫌中”情緒近些年確實越來越嚴重。

韓國研究機構和媒體經常搞“最親近國家”之類的調查。韓國峨山政策研究院2020年12月的一項民調結果顯示，66.3%的韓國受訪者認爲“中國的發展對韓國造成負面影響”，認爲“正面影響”的只有15.5%。與此形成對照的是，絕大部分韓國人將美國視爲“最親近的國家”，這從側面顯示出韓美同盟關係具有相對穩固的民意基礎。詹德斌表示，不可否認的是，韓國涉華民調中的一些問題非常具有挑釁性、偏狹性和誘導性，但各種調查結果都近似，這顯然還是值得警醒的。

而《環球時報》旗下輿情調查中心近幾年做的民調結果顯示，中韓兩國民衆有很多相近之處。如2022年底“中國影視作品公衆認知與需求調查”的結果顯示，在調查涉及的10個國家中，35.9%的韓國受訪者最愛看中國宮鬥題材作品。今年1月“中日韓企業管理者經濟預期調查”的結果顯示，面對供應鏈持續混亂，中韓兩國企業代表分別有42.6%和43.8%選擇“要加強合作”。2015年環球輿情調查中心聯合韓國《每日經濟新聞》進行的“二戰勝利70週年中韓兩國如何看日本”的民調結果顯示，“韓國受訪者比中國受訪者更看好中韓關係的發展”，視中國爲“建立密切經濟關係”的首選國。該民調還有一項“好感度”打分（滿分10分，最低1分），結果中國受訪者給韓國人和日本人分別打出5.9分和3.8分，韓國受訪者給中日的分數分別爲5.7分和4.2分。

2021年11月，韓國現代中國學會曾舉辦過一次以“如何看韓日反華情緒擴散”爲主題的學術會議。會上，首爾市立大學漢語文化系的一位教授在講述“韓國青年一代的網絡反華情緒現狀”時，也公佈了一份2018年進行的以韓中日三國20多歲大學生爲對象的民調結果，其中韓國青年對中國的好感度爲2.14分（滿分5分），對日本的好感度爲2.83分。民調還顯示，越是自稱“進步”的韓國青年對中國的好感度越低。該教授認爲，韓國人對中國政府和中國人的認知存在片面性。

“對華錯誤認知根源在於中韓實力對比發生結構性變化”

據《韓民族日報》報道，在2021年的這次研討會上，部分韓國學者認爲，韓國網絡空間中顯露出的“厭華”情緒大體上是基於認爲“中國懷有侵略韓國的野心”而形成的危機感和不安感。

在詹德斌看來，伴隨着中韓建交後30餘年的全面交往，兩國民間的各種矛盾也日益增多，有的表現在個體層面，有的表現在國家層面。這些矛盾很多由具體問題引起而發酵，而當這些問題反覆出現或長期得不到解決時，自覺利益受損的一方就會對對方產生厭惡情緒。

舉例來說，韓國主流媒體大約從2002年初開始大量報道中國沙塵暴、霧霾等對韓國空氣質量的影響，甚至韓國中小學教材中也有“韓國是中國環境污染受害者”的內容。在韓國，一些有識之士反駁這一言論反而會遭到媒體的尖銳批評。除環境問題外，經常被炒作的還有“中國食品安全問題”。韓國人愛喫的泡菜很多進口自中國，但一項民調顯示，50%以上的韓國人不信任中國農產品的安全性或品質。有相對客觀的韓媒澄清說，從中國進口的泡菜很多都是韓國知名企業在中國設廠生產並返銷韓國的，炒作中國產泡菜“質量問題”無疑讓這些韓企非常尷尬。

針對新冠疫情，韓國一些保守媒體和政客也跟着個別西方國家使用污名化的名稱或“甩鍋”中國。峨山政策研究院的一項調查顯示，造成韓國民間對華認知惡化的原因中，疫情曾列在第二位。此外，部分韓國媒體不斷給中國扣上“竊取韓國技術或剽竊知識產權”的帽子，或在報道中指責“中國人在韓購房置地導致房價上漲”、刻意誇大“中國人在韓國犯罪”。

而從國家層面來看，如“薩德”入韓事件、海域劃界和中韓漁業糾紛等都會影響韓國民間的對華認知。詹德斌認爲，一些韓國民衆錯誤地將中韓實力對比和相互依賴的結構性變化、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以及朝核問題久拖不決等問題歸罪於中國。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韓國民間對華認知出現偏差的根源在於中韓實力對比發生了結構性變化。”數據顯示，中韓建交前一年（1991年），韓國的GDP（國內生產總值）相當於中國GDP的86%。在與中國的對比中，韓國人的這種優越感是不言而喻的。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影響，2020年韓國GDP規模下降到只是中國的1/9，僅相當於中國廣東省的規模。

韓國副總理兼企劃財政部長官秋慶鎬近日表示，韓國對華貿易大規模順差的時代已落幕。詹德斌認爲，隨着中韓技術優勢縮小，韓國對華貿易逆差將越來越大。此外，韓國近年來進口的上萬種商品中，有1800多種特別依賴中國，其中鎂、氯化鈣、尿素等的依賴度都在90%以上。他發現“中國風險”一詞開始被韓國社會廣泛使用，要求減小對華貿易依賴的呼聲也有所增多。

在熟悉韓國曆史和國民心態的中韓學者看來，近代以來韓國成功構建了單一民族的身份認同，並通過歷史教育、經濟發展、政治轉型和文化振興等建立起了高度的民族尊嚴、自豪感和優越感。當一些韓國人認爲其民族自豪感和優越感遇到來自中國崛起的“挑戰”時，遂產生了對中國的負面情緒。在前些年“韓流”盛行時期，有韓國學者表示，韓國主導亞洲潮流的趨勢讓中國產生了“危機感”。而隨着中國軟實力的提升，以及中國影視劇、網絡遊戲、社交媒體平臺在全球越來越受青睞，韓國民衆的心態也出現變化。加上在歷史上存在一些爭議問題，都加大了韓國民衆的對華誤解和誤判。

韓國東亞研究院近年來進行的“爲何對中國持有負面看法”的調查顯示，有40%的韓國受訪者認爲“中國不尊重韓國”。在詹德斌看來，韓國民衆之所以有這種心態，部分原因是中韓實力對比已發生實質性逆轉，但韓國社會還處在俯視中國，甚至貶低中國的階段，還未適應也不願適應將中國視爲一個崛起的強國，特別是一些民主化之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更加以所謂的“制度優勢”自居。

美國因素無疑也影響到韓國民衆的對華態度。據詹德斌介紹，上世紀70年代，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就對韓國知識分子的對華認知產生過巨大影響。中韓建交後，韓國長期奉行“安美經中”（安全上依靠美國、經濟上依靠中國）的對外政策，但這個政策成功的前提是中美關係總體上處於戰略穩定的狀態。隨着美國對華政策從以合作爲主導轉向以競爭爲主導，韓國在中美之間的戰略迴旋空間正在縮小，由之前的“左右逢源”轉變爲“左右爲難”，這自然也影響到普通民衆對中國的認知。

“多向韓國青年傳遞加強中韓友好的真正意義”

韓國民衆對華認知受負面情緒困擾，中韓民間交流該如何走上正常軌道？“對中國持有負面認知的韓國年輕人中，大部分是受韓國媒體和網絡的誤導。”韓中城市友好協會會長權起植告訴《環球時報》駐韓國記者，受疫情影響，過去3年兩國民間交流明顯減少，韓國人對中國的認知更多依賴媒體和網絡，這其中不乏對華歪曲報道。他建議中方能通過網絡、社交媒體，特別是面對面對話等方式，向韓國青年傳遞加強兩國友好的真正意義，這樣纔會取得更好的效果。權起植說，各國青年都容易被錯誤信息誤導，但也容易改正錯誤認識，因此，要對中韓民間交流，特別是青年層面的交流抱有希望。韓中城市友好協會從2019年起每年都舉辦韓中友好青年論壇，創造韓中青年對話的機會，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

韓國東亞研究所所長禹守根建議韓國多引進中國高水準的文藝作品和書籍，多搞一些有關中國話題的高質量演講，通過這些方式讓韓國年輕人認識到中國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逐漸打消他們覺得“中國只是人多、錢多”的刻板看法。

“以去年中韓紀念建交30週年爲起點，我希望中韓關係能在新的30年裏向前向好發展。”談到重塑韓國民間對華認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詹德斌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要警惕部分韓國民衆的“厭華”情緒會牽制韓國政府推行友好的對華政策，並給外部力量離間中韓關係提供空間。他建議中韓政府層面要合力解決共同的難題，發掘新的利益增長點，如儘快升級中韓自由貿易協定（FTA），加強兩國在人工智能、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等領域的合作，加強供應鏈穩定和對第三方市場的共同開發等。兩國民衆和媒體都要“平視”對方，積極評價對方在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發展上取得的成就，並通過頻繁交流消除心理隔閡和誤解。

中國有句古話說得好，“百聞不如一見”。《環球時報》記者的一位韓國朋友幾年前第一次準備到中國旅遊時，擔心治安狀況不好，在廈門遊玩了幾天後，他徹底改變了對中國的偏見。從那時起，這位韓國朋友就對中國產生好感，後來還帶着母親到中國旅遊。

詹德斌認爲，儘管政治制度不同，但中韓在歷史和文化方面的共性仍非常多。目前民間出現的“共性越多、矛盾越大”的奇怪現象只是歷史長河中短暫的瞬間。隨着後疫情時代的來臨，中韓民間交流也將出現新的面貌。權起植也表示，隨着韓中交流逐漸增加，韓國青年對中國的負面認知將會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