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尹錫悅政府在強徵勞工賠償問題上對日單方面讓步後，日韓關係有所緩和，美日韓三邊合作也在加速。然而，韓國政府爲了改善對日關係承受巨大的政治壓力，日本對韓國則顯得從容不迫，其中呈現的日本對韓俯視心態，始終是阻礙兩國和解的主要障礙之一。

首先，日本自視甚高，其自身定位是充當所謂“印太地區的軸心國家”、美國亞洲同盟體系的“核心國家”。除了全力配合美國外，在地區事務上日本上躥下跳、拉幫結派，試圖構建遏制中國的包圍圈，儼然“地區領導者”，韓國等被它視爲配角。然而，尹錫悅政府雄心勃勃要成爲“全球樞紐國家”，推行“堂堂正正的外交”。3月21日，韓國外長樸振在國會質詢會上，針對批評他展開“屈辱外交”的指責稱，屈辱是“弱者對強者的讓步”，韓國在國家信用度和人均購買力方面都超過日本，不能用弱國屈從強國的框架來界定。可見，韓國自視和日本是同等地位國家，希望和日本建立的是“志同道合”的夥伴關係，而非受日本“領導”。從這個層面上看，兩國關係的緩和終有“錯付”的成分。

其次，日本加速右傾化，架空和平憲法，試圖打破戰後國際秩序，而韓國恰是戰後國際秩序的受益者之一。戰後，美國爲了一己私利沒有清算日本的右翼，反而扶持日本右傾保守勢力。後冷戰時代，美國又將日本作爲制衡、遏制中國的“利器”，更是縱容日本右翼和保守勢力，默許日本在歷史和國際秩序問題上肆無忌憚的修正主義行爲。日本利用美國爲了遏制中國不擇手段的迫切心理，一步步突破和平憲法，謀求“正常國家化”和軍事大國化。這種建立在右傾基礎上的大國化，勢必引起歷史上深受其害的周邊國家的警惕。正如近日韓國前駐日大使、慶南大學教授李洙勳所擔憂的那樣，“從歷史上看，日本推廣其大國主義路線時，周邊國家總是深受其害”，從16世紀末侵略朝鮮到20世紀上半葉推廣“大東亞共榮圈”而侵略亞洲。爲此，他主張，韓國應警惕日本的大國主義趨勢，避免盲目跟隨美日對抗中國。

最後，日本瀰漫的“嫌韓”意識與韓國極強的民族主義情緒難以彌合。受近代史上對朝鮮半島的宗主國心態、在日朝鮮人社會地位低下，以及韓國綜合實力日益逼近日本的焦慮感等因素影響，日本社會的“嫌韓”情緒漸濃，有些時候甚至到了近乎種族歧視的地步。2014年8月，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因此要求日本政府提交對《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的履行情況並審議日本的反韓行爲是否屬於種族歧視。

近年來，“嫌韓”在日本甚至成爲一門生意，不少日文書籍、電視節目通過攻擊和挖苦韓國來博取流量和盈利。例如日本漫畫家山野車輪的系列叢書《漫畫嫌韓流》、原日本駐韓大使武藤正敏的《幸虧我不是韓國人》、居韓20多年的池原衛的《做好被打死的準備而寫的對韓國和韓國人的批判》等書籍，公然嘲弄和挖苦韓國，竟然銷售了上百萬冊，一些書籍還成爲日本亞馬遜網站暢銷書榜第一名。日本的政客、名流公開挖苦韓國的事例也不在少數。日本《文春週刊》此前報道，前首相安倍晉三曾表示韓國“簡直是一個愚蠢的國家”。安倍還曾對記者稱，“韓國是不能被信任的國家”。今年出版的《安倍回憶錄》記載着，安倍生前對韓國的評價是“跟韓國沒法談，因爲韓國人會踹棋盤”。2019年，安倍力排衆議對韓實施日本冷戰後很少使用的經濟制裁措施，與其對韓認知有着重要關係。

上述日本對韓國以及亞洲其他國家的傲慢與偏見，摻雜了其歷史上稱霸亞洲的舊夢和新時代謀求地區主導權的野心。這與其偏狹滯後的歷史觀、熱衷陣營對抗的時代觀、零和博弈的發展觀以及日益右傾的社會環境有很大關係，與全球化、一體化、合作共生的時代潮流相違背，阻礙了東亞的和解合作進程。可以說，沒有日本對錯誤歷史和發展道路的深刻反省與糾正，僅靠美國的外力施壓和兩國部分利益集團的媾和，日韓關係很難實現長遠發展。（作者是山東社科院國際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對外經貿大學朝鮮半島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