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於《上海文學》2023年5月號

父親扼殺了我的才華

王彬彬

小時候，我被周圍的人看成是很調皮的孩子，甚至以頑劣聞名鄉里。長大後我經常反思兒時的行爲，當然幹過一些比較搗蛋的事情，有過一些惡作劇，但特別出格的壞事實在沒有做過，讓我羞愧終身的劣跡，實在也沒有。頑皮的惡名，多少有些虛。我自認爲從小其實就不算膽大，因而也不敢真正地妄爲。成人後，膽子就更小了。說白了，我從小就不是一個勇敢的人。
但既然生而爲男，在少兒時期，總會做些讓別人惱怒、招父母打罵的事情。在外面惹了事，人家告上門來，這樣的情形，在我十幾歲的時候，是常有的。至於原因，大多數時候，是在外面與別人家的孩子發生了衝突。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在外面欺負了別人。孩子們在一起玩鬧，你瞪我幾眼，我罵你幾句，或者你推我一掌，我搡你一把，通常談不上誰欺負了誰。我從小便不是一個樂意欺負人、敢於欺負人和有能力欺負人的人。在外面與別的孩子玩鬧後，回到家，就把啥事都扔在外面了。但有時候，突然就有人告上門來，說我欺負了他的兒子。往往是牽着那剛剛與我玩鬧過的兒子的手，上門告狀。我在外面受人欺負的事情，也是有的。但我就是在外面被人無端地打得鼻青臉腫，回家也決不說實話，會編造個理由，例如，說是自己走路跌了一跤，或是上樹摸鳥摔下來了。那鼻臉上的傷，與走路跌跤或上樹摔下，實在不相匹配。父母雖然看得滿臉狐疑，但也懶得深究。可這樣的時候，也有可能有人告上門。有的孩子，明明欺負了別人，明明把別人打得鼻青臉腫，回家仍然要向父母訴苦。只要有人告上門來，父親自然收拾我一頓。我最怕的，是家中正在喫飯時，有人上門告狀。父親有一個毛病，就是特別厭惡喫飯時有人打擾。桌上有魚有肉，或許還喝着小酒時，誰都不願放下筷子酒盅應付瑣事。但父親是就着鹹菜豆腐乳扒着米飯時，也極其不願有人打擾。扒着飯時有人來告狀，父親便分外火氣大。往往是告狀的人一開口，父親也不問到底是咋回事，放下碗筷，抱起我，便往離家最近的池塘跑。那告狀的人，自然不好意思跟着我們，看看父親是否真的把我沉塘了。也不能在我家裏等着，看看我是否又回家了。所以，總是在父親抱起我往池塘跑時，告狀的人便訕訕地回去了。他來告狀，本意是要控訴我的罪行，但父親根本不給他訴說的機會。人家都要把孩子扔進池塘淹死了，你還能說什麼？父親這一招，對付上門告狀者，十分管用，實在是最佳應對方式。但我相信，這絕不是精心設計的招數。父親那喫飯最煩打擾的毛病，也遺傳給了我。我想，這其實是一種沒有在進化過程中喪失掉的動物本能。你看那些家養的貓啊狗啊豬啊，平時再溫馴，在進食時，有人騷擾，也會齜牙咧嘴、發出哼哼嘰嘰的憤怒聲和警告聲。人喫飯時不願意被打擾，還是這種動物本能的表現。也許有人說，這並非普遍現象。喫飯時特別厭煩打擾，說明這個人還很像禽獸。像禽獸很好。在很多時候，像禽獸，比像“人”，更令我心安。
與別的孩子打架、弄壞了人傢什麼東西，有人告上門來，是闖禍了。上樹摸鳥，一般不會惹出事來。要惹事，惹的也是鳥事，不是人事。一般的樹，你往上爬，大人即便看見了，也就是看一眼而已，理都不理你。但在鄉村，有那種特別大的老樹，是不能爬的。一個人，哪怕本來是不怎麼樣的人，甚至是很卑瑣無聊的角色，但如果活到被稱作人瑞了，就帶有幾分神聖，讓人仰視膜拜。樹也這樣。樹大到遠超尋常，往上爬，就觸犯了某種禁忌。我們村裏，北邊村口，那時便有一棵這樣的楓樹，拏雲攫石，是幾個成年人合抱方能抱住的粗；朝日初升或夕陽西下時，那樹影會伸展到老遠老遠的田衝；樹冠如一座鳥島，有許多鳥窩。這棵樹，是不能爬的。連續幾年，我一次次地圍着樹轉圈，數着樹冠上的鳥窩，像在羊堆裏數羊，鴨羣裏數鴨，總是數不清楚。春夏間，那鳥窩裏常有小鳥在啁啾，像是在引誘，像是在嘲笑，也像是在挑釁。一個夏天的下午，我繞着樹轉了一圈，又轉了一圈，這樣地轉了好多圈之後，終於忍不住，開始往上爬了。這麼粗的樹幹，根本抱不住，手和腳都沒有牢靠的着力點。好在樹皮很粗糙，手腿並用，緩慢地往上攀援還是可能的。爬到一半，離樹冠上的鳥窩還遠着時，遠處田衝裏幹活的村人們便發現了我。他們認出了是我，一半靠辨，一半靠猜。他們怒吼着，吼些什麼，我完全聽不清，但能感覺到他們的驚恐。我也被嚇住了，趕緊往下滑溜。落到地面，兩肘內側和兩股內側，都有了血印子。小時候，一到夏天，我身上不流血的日子很少，所以，也不當回事。在我的爬樹史上，絕少失敗的記錄。這棵樹，打了幾年主意，卻只爬了一半，心裏很憋屈，想：要找個人們都在家裏的日子，再來爬這棵樹。打定這樣的主意後，也就把這事忘了。喫晚飯時，父親從外面回來，直衝到我身邊，抓起我便往池塘跑。往常，是跑到離池塘還有一段路，便把我往地上一扔。這一回，是跑到池塘邊上，才把我扔下，弄得我真的差點滾進塘裏。後來知道，父親在回家的路上，就有三次被人攔住，都是有人控訴我竟然爬那棵楓樹的滔天罪行。難怪父親進門時，臉都歪着，那是氣的。
這樣的勾當，都算是武禍。小時候，我還多次闖過文禍。文禍，是因爲文章、言論而惹禍。一個鄉村裏的小毛孩，能招來什麼文禍？但我那些年，還真多次因爲文字、言論而招來父親的打罵。我後來回憶，每次我闖了武禍，父親的打罵都具有強烈的表演性，是做給別人看的。打，手舉得很高，動作很誇張，手掌落到屁股上，感覺如撫摸一般，沒有什麼像樣的痛感。至於動不動抱起我往塘邊跑，那與其說是要懲罰我，毋寧說是要讓告狀者難堪。但每次我惹下文禍，父親的打罵，非但沒有絲毫誇張，反而帶有隱祕性，即不想讓別人知道，卻打罵得很切實：罵，聲音不高卻咬牙切齒；打，動作幅度不大，卻招招陰辣狠毒，打一下是一下，用的是抓鐵有痕、踏石留印的功夫。
回想起來，我小時闖下的最嚴重的武禍，是把一個大娘的頭打破了。那應該是我初中二三年級時，年齡是十二三歲。那時，我的父母已經從小學調入公社初中，我的家就在學校內。進校門右手邊，是一排平房，前面兩間是分給我家的。學校邊上的村中，有一位獨身婦女，也就五十來歲。但因爲是孤老，所以是生產隊的“五保戶”。這位老大娘，是有精神病的。她的慣常行爲，是用一副籮筐，把全部家當挑着，進京找毛主席。每次她挑着一副擔子，往自認爲的北京方向走，我都有些擔心。但卻總是今天出去了，明天又看見她在家裏。除了經常進京拜見毛主席，她的另一個慣常行爲，是站在家門口罵人。罵人，她會說出許多人名和許多雞零狗碎的事情，但我們從她慷慨激昂的罵中，實在理不出一個頭緒。我後來想，曾經與她一起生活的人，應該能夠聽懂她的意思。這兩樣之外，這位大娘也沒有什麼特別怪異之處。一天下午，我拿着彈弓，四處找鳥，走到這位大娘家門口，見她站在門前，倒是沒有罵人，而是朝很遠很遠的地方看着。我想，她可能又在遙望北京，又在深情地思念着。我沒有在意她。離她幾米處的一棵桃樹上，幾隻麻雀正嘰喳跳踉着。我沒多想，拉緊皮筋，一粒石子向樹上飛去。麻雀當然打不着，我也根本沒指望能打着，但麻雀雖小也是鳥。既然是專門出來打鳥，不能看見麻雀而不打。幾隻麻雀驚恐地飛走了。我正要離開，卻見大娘右手掌往前額一搭，“哇”地哭了，但哭聲不高。我趕緊靠過去，大娘把手掌拿下來，放在眼前看着。大娘仔細看着自己的手掌，是看看有沒有血，我仔細看着大娘的額頭，也是看看有血出來否。我沒有在大娘的額頭上看見血，但有一小塊油皮沒了，有半個小指甲蓋那麼大。我的豐富的打彈弓經驗告訴我，這是石子打中樹枝，又從樹枝反彈到大娘額頭，才碰掉一點油皮。如果是石子直接擊中額頭，那會傷到肉，會有一個小小的傷口，會有一點點血流出來。但我仍然十分恐慌，連聲道歉。我一道歉，她倒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來，一邊哭，一邊把兩手拍着地。我怕村人們圍上來，揍我一頓，一撒腿，跑了。
在一處小樹林裏鬼混到快喫晚飯時，我纔回家。心跳得多少有點快。家中正要喫飯時，門外起了喧譁。我一看，那被我打傷了額頭的大娘，挑着一擔籮筐，籮筐裏是被子衣服一類傢什。大娘身後，是那個村裏的兩個小夥子。他們是認識我的。大娘和兩個小夥子在我家門前站定。大娘一邊悲泣着，一邊嘴裏說些聽不明白的話。兩個小夥子則默默地看着我家的門口。他們是要把我父親逼出來的意思。很快，許多學生圍了上來，幾個老師也走了過來，校長也在不遠不近處站着。父親與校長的關係不大好，校長的神情裏顯然有幸災樂禍的意思。我縮在門後，探出半個腦袋，盯着門外。這時候，我最擔心大娘挑着傢什闖進我家來，那麻煩就不是一般的大了。但這位大娘，顯然是被那兩個小夥子引到這裏的，到底爲什麼要來這裏，她也不知道。所以，也沒有提出任何訴求，只是站在那裏，悲泣着、嘟噥着。人羣裏漸漸有了嘈嘈雜雜的聲音。所有人，都很快明白了事情的真相，那就是我竟然用彈弓把一位有精神病的“五保戶”老人的頭打破了。在我家門口，他們不便大聲表達譴責，但他們的竊竊私語，明顯透露出憤怒。我生怕他們看見了我，把我拉出去。我闖禍多矣！被人告上門來的情形多矣！但這一回不同了。告上門來的，是一個“五保戶”，是一個精神病患者。就是有理，也說不清。何況，確實沒有理。這一回，我是真的怕了。我在門後偷偷看着父親，父親坐在門口的小凳子上，吸着煙，神色十分平靜，彷彿什麼也沒有發生，彷彿門外只有空氣。這期間，不斷有人走到大娘身邊，查看她額頭上的傷勢。那一小塊破了油皮的地方，並不是一眼就能找到，要找好幾眼才能看到。好容易找到了，盯着看看，便有些失望，亢奮瞬間消失，像皮球泄了氣。天暗了下來，大娘額頭上的傷口，便無法確認了。父親始終沒有走出家門。人羣與我的家門這樣地僵持了許久。終於有人勸大娘回去了。他們說，“今天先回家吧！明天到北京告訴毛主席，毛主席一定會爲你做主！”這話還真管用。聽到“毛主席”三個字，大娘立即停止了悲泣和嘟噥，很高興地回去了。
當人羣在我家門口聚集時，我以爲父親一定會把我拎到衆人面前，痛打一頓。我把全身的筋骨縮緊，等着這一頓打。父親一直不動聲色。我以爲，父親是等人走後再打。人散後，便開飯。飯菜在桌上擺好了，我仍然在門後縮着。母親衝着我喊聲“喫飯”，我才蹭到桌邊，坐下後，身上的筋骨仍然不敢放鬆。我以爲喫完飯，父親會與我算賬。喫完飯，父親沒有提這件事。第二天沒有提。第三天也沒有提。我的筋骨纔敢恢復常態。我以爲父親至少會問一下我爲什麼要用彈弓打人。如果問，我就解釋是石子從樹枝上蹦到大娘的額頭上，不是我故意要打她。但父親連這個都沒有問，我也就無由解釋。
這一次闖了這麼大的禍，父親竟然連罵都沒有罵一句。我想，那原因，就是門外的陣勢太厲害，我已經萬分恐懼，這足以構成對我的懲誡了。外面的陣勢有些令他反感，讓他反而懶得追究我，可能也是原因。這都是我的猜測，未必很準確。就是兒子，有時也猜不透父親的心思。也許他自己也說不清爲何那次輕輕放過了我。闖下這麼嚴重的武禍卻能放過我，倒是說明父親對於我在外面闖武禍，內心其實並不太在意。但是，我闖下的文禍，卻一次也沒有逃脫父親的鑿慄。
我記憶中的第一次文禍，是一場雪帶來的。那也是在初中時期，那一年元旦，早晨睜開眼，便覺屋裏分外亮堂。匆匆穿上衣服，出門一看，世界一片銀白。我家住在校門口。校門外面，是一個籃球場。我走出校門，籃球場上積雪幾寸厚。在我們那裏，這就算並不十分容易見到的大雪了。籃球場的雪面上，只有那一邊的邊緣處，有一行狗爪留下的梅花印，此外便潔白平整着。面對這樣一片難得一見的潔白平整，我忽然有了創作的衝動，轉身回家，拿了把掃帚，走到籃球場中間，一筆一畫，寫下了“慶祝元旦”四個大字，每個字有方桌那麼大。寫完了，往後退到一定距離，便欣賞起自己這雪地書法。正得意着，後腦上重重地捱了一下。急回頭，父親怒目注視着我，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還彎曲着，是隨時準備再來一下的狀態。好在父親並沒有打第二下，只是又瞪了我一會兒，便轉身走了。父親從小打我，喜用鑿慄，別的手段用得不多。鑿慄之爲物也，可輕可重。打得輕時，像用朽木敲了一下腦袋，沒有什麼痛感；打得重時，則似鐵塊擊來，能痛上好長時間。父親用怎樣的力度敲鑿慄，當然視闖禍的性質和程度而定。還有，敲幾下，也頗有講究。如果敲了一下，再敲一下，甚至敲打了三下，那闖的禍就不是一般的嚴重了。但父親的鑿慄，最多敲打過三下，超過三下的情形沒有過。通常情形，是敲得不輕不重。特別輕，如撫摸一般，那樣的敲從來沒有過。但敲打得極其重，像是用最大的力氣、咬牙切齒地敲，那樣的情形也很少。如果敲了一下再敲一下，甚至敲到三下，那一定每次都敲得很重。不是氣極了，不會一敲再敲；既然氣極了，必然要使勁敲。這一次，雪地上的“慶祝元旦”四個大字，只換來一個鑿慄。父親轉身回去了。我左手摸着後腦，右手提着掃帚，也回家了。但當時實在不明白，在雪地上寫個節日套話，有什麼不可以的。
在牆上寫字招來鑿慄的事情也有過。那也是在初中階段的事情。一天，我在校園裏閒逛，見地上有半截粉筆，便撿了起來。會寫字的人，手裏有了能寫字的筆，便想寫寫畫畫。晃悠着到了學校邊上的公廁。那公廁，是青磚建成。青磚上很適合粉筆寫字，寫出來效果一定很好。想到這，心裏很高興。於是走到公廁後面，面對那後牆，上下左右估算了一會兒，便走近去，一筆一畫地寫了“廁所”兩個字。字很大，從左邊的男廁所寫到了右邊的女廁所。寫好後，也是後退到合適距離，一筆一畫地欣賞着。最後一筆，寫得太細了，正要去描粗一些，後腦上捱了一鑿慄。這種打法，這種方式的痛感，不用扭頭也知道是誰來了。我兀自痛了一會兒，覺得不扭頭看看，不太禮貌，才慢慢地扭過頭，父親又在身後對我怒目而視着，那右手還半抬着，食指和中指還保持着彎曲的狀態。我明白，如果再不扭頭，又會來一下。我很後悔寫以前沒進廁所一趟。如果知道他在裏面，我就不急着寫那兩個字，可以等他走了再寫。現在後悔也沒有用。但好在他也沒有打第二下。這一下，不能算太重，但偏於重，比在學校門外雪地上挨的那一敲，要明顯痛些。或許在父親看來，在學校公廁上用粉筆寫“廁所”二字，比在白雪覆蓋的學校籃球場上用掃帚寫“慶祝元旦”，性質要惡劣些，儘管雪地上有四個字，而公廁上只有兩個字。
招來兩下鑿慄的文禍，也闖下過。那是因爲隨口說出的一句話招致的。還是在初中時期，一次，上面的雜技團下鄉慰問貧下中農，來到了我們公社。雜技團只在每個公社演一場。貧下中農白天都在“抓革命，促生產”，當然只能是晚上演出。演出在中學的操場上進行。我們家就住在學校。早早喫過晚飯，一家人進了操場，都帶着小凳子，在入口處不遠的地方，一字排開，坐下來，等候演出開始。這操場，四周挖了一條溝；挖出的土，沿着溝的內側堆起一道壩，壩上種了芭茅，起着圍牆的作用。天一黑，操場上亮起了好幾盞汽燈，把操場照得雪亮。上面的雜技團下鄉演出，是不收門票的。那時節，難得有這樣的娛樂機會。貧下中農們、公社社員們，從四面八方，成羣結隊地湧來。有好幾個派出所的警察在維持秩序。入口處站着一名警察，拿着小喇叭，不停地喊：“貧下中農同志們！社員同志們！大家進場後快點找地方坐下，坐下後就不要再走動了！”每次，這“坐下後就不要再走動了！”要重複好多遍。我因爲來得早，已經坐了好久了，有了尿意，又有些煩躁，便想出去一下。走到出入的地方，警察伸手攔住了我，說：“進來了，就不要隨便出去了！”我當然不敢跟警察分辯。好在尿意也不大，便又回到原地，坐下，脫口道：“這搞得像坐牢一樣！”話音未落，坐在左邊的父親急速地扭頭看着我。我們是並排坐着，兩人緊挨着，幾乎頭碰着頭，父親那眼神離我的眼睛很近，那眼神像刀子一般閃着寒光，又像火焰一般灼痛我的臉龐。在用這樣的眼神逼視我一番後，父親還是抬起右手，在我的頭頂上鑿了一下，又鑿了一下。父親平時鑿我，都是從後面鑿後腦。這次，是肩並肩坐在那裏，不能水平地鑿後腦，只能垂直地鑿頭頂。平時，總是先感受到後腦的疼痛，後看見父親那兇狠的目光。這一次，是先感受那兇狠的目光，後經受那鑿慄的打擊。這一次是在人羣中，是在雪亮的汽燈照耀下，是否要打我，父親想來有過片刻的猶疑，但他還是終於克服心理上的顧忌，果斷地出手，而且迅速地擊打了兩下。我後來明白，在這樣的場合，在警察的身邊，說這樣的活動像“坐牢”，比在雪地上寫“慶祝元旦”和在公廁牆上寫“廁所”，性質要惡劣一萬倍，宜乎連鑿兩下。頭頂的抗打擊能力，遠不如後腦，所以痛感是後腦的好多倍。其實，鑿慄，只應該打在後腦，就像耳光只應該抽在臉頰。父親朝頭頂上敲鑿慄，是很不講武德的。
我闖了武禍，父親幾乎沒有動用過鑿慄，總是裝腔作勢地要把我沉塘。我闖了文禍，一次也沒有逃脫過鑿慄的擊打。但留在記憶裏的，並不是那鑿慄帶來的痛感，而是父親在施用鑿慄時的眼神。闖了武禍，父親的目光有時也很怕人，但那目光放射的是氣憤，臉有時都氣得冒煙，也是恨鐵不成鋼的惱怒和悲哀。而闖了文禍，父親那眼睛裏，滿是恐怖，那恐怖，寒氣逼人，又熱浪襲人。那些年，各種各樣的“反標事件”太多了。不小心寫錯了個字，就成了“反革命標語”；無意間說了一句什麼話，就成了“反革命口號”。一成了“現行反革命”，那就是家破人亡。我這樣地喜歡亂寫亂說，怎不令父親深深地恐懼。
連挨三下鑿慄的禍，我也闖過。還是初中時期的事。一年暑假期間，學校的老師都回家了，我因爲家就在學校，所以仍然在學校生活。另外就是校長偶爾來學校，每次來都住一兩晚。我的同班同學中，有一位是公社副書記的兒子，姓趙。趙副書記是北方南下的幹部，家就在公社院子的邊上，離學校很近。趙同學暑假裏經常來學校找我玩。我那時剛剛讀了魯迅的《自嘲》詩。這首詩中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盡人皆知。但一般人也就只知這兩句，並沒有讀過全詩。我很快背熟了全詩，雖然並不很懂其意，但覺得十分有味道，總在咀嚼玩味着。這天，我與趙同學一起在空寂的校園裏蹓躂着，逛到了單身教師的宿舍區。老師們的房門都鎖着。走到走廊盡頭，正要離開這裏，卻見最頂頭的那間宿舍門前有一破舊的桌子，桌上有硬紙做成的粉筆盒，盒中有幾根寫掉一半的粉筆。我於是拿起一段粉筆，在這房門上寫了一副對聯：“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這也是魯迅《自嘲》中的兩句。我平時寫字潦草難看，但因爲是寫魯迅的詩，便不敢潦草，是一筆一畫地寫。難看仍然難看，但並不難認。那位趙同學，也不知我寫的是啥。他問都懶得問。這間宿舍，住的是一位教數學的女老師，姓汪，是安慶市人，暑假裏汪老師自然回安慶市了。但我寫下那副對聯時，根本沒管房間的主人本來是誰。寫完了，我和趙同學便走開，把這事忘記了。第二天傍晚，我們家正在喫晚飯，校長進來了。雖然是盛夏，校長臉上颳得下霜來。校長昂着這樣一張臉進來，我們自然都停止了喫飯。“王老師！你到我這裏來一下！”校長說完轉身離去，父親立即站起身，跟着校長到了他的房間。父親走後，我們繼續喫飯。飯剛喫完，父親回來了，也換了一張凝着霜的臉。父親厲聲命令我：“跟我走！”於是，父親在前，我在後，走到了汪老師宿舍門前。這時，我已經猜出是咋回事，心裏並不很害怕。我想：我寫的是魯迅的詩啊！寫魯迅的詩，難道也有錯？站在汪老師門前，父親用研究的眼光看了一會兒那對聯，然後父子之間有了這樣的互動——
“擦掉！”命令低聲而強硬，同時移步到我身後。
“這是魯迅的詩！”我爭辯着，扭過頭，斜眼看着父親，有幾分得意。父親用異樣的眼光看了我一眼，抬起右手，“咚！”一個鑿慄打過來。平時，鑿慄總是打在後腦的正中間，這次，因爲我頭微微向後偏着，鑿慄的擊着點也偏了些，後腦正中最抗痛，兩邊的部位抗痛性能就差些，又打得比較重，就比較痛。
這第一下，雖然打得偏重，但不是最重。
“這是魯迅的詩呀！！”我又一次分辯，斜眼看着父親，有幾分委屈。父親用憤怒的眼光看了我一眼。那右手本來就半抬着，食指和中指本來就彎曲着，於是，很便當地“咚”了一下。這一次的鑿慄，比第一次力道大得多，接近於最大值了，擊着點仍然有些偏，也就比第一鑿明顯痛些。
“這是魯迅的詩啊！！！”我第三次分辯，聲音高上去，同時斜眼看着父親，有幾分憤怒。說完，我把頭扭回正常狀態，把後腦正對着他。那意思是，要打就盡情地打吧。我雖然看不見父親，但能感覺到我的憤怒讓他怒上加怒。我感覺父親把右手像拉弓一般扯向肩後，然後猛地向我的後腦打來。這一次擊着點在正中間，把我打得向前一趔趄，額頭碰到汪老師門上，後腦還沒有感到痛，前額卻先痛起來了。父親的右手，與汪老師的房門，算是合夥完成了一次對我腦袋的前後夾擊。我站直身子，用左手摸着後腦，用右手摸着前額，終於明白，我把魯迅的詩背得再熟，魯迅也救不了我。可是，用什麼擦呢？我四周看看，找不到傢伙，便用右手的拇指以外的四指扣緊袖口，用袖子前端上下左右地把汪老師房門上的字都擦掉了。但門上卻是一片白色。見字沒有了，父親轉身回家。我也跟着回到家中。父親在家裏找到一塊抹布，在臉盆裏打溼，然後輕輕擰了擰，抓着還在滴水的抹布，又向汪老師的宿舍走去。第二天，我溜去看了一下，父親把汪老師宿舍的門，擦得像水洗過一樣。
我後來知道，校長假期裏每次到校，要裏裏外外巡視一番。這天午睡起來，巡視到汪老師宿舍門前，大驚失色。校長不知道這是魯迅的詩，但那十四個字當然都認識，也知道“破帽遮顏”“漏船載酒”不是什麼好話。現在特意寫在一個女老師的門上，那是存心要罵她。我和趙同學時常在校園裏晃悠，校長是知道的。這汪老師門上的字，不是我寫的，就是趙同學寫的。趙同學是公社趙副書記的兒子。如果是趙同學寫的，那另當別論。爲了查明真相，校長特意到趙副書記家瞭解情況，弄明瞭是我寫的後，校長決定要嚴肅對待。把我的父親找去，肯定有一番嚴厲的告誡。好在校長倒是沒有往政治上想，沒把這作爲政治事件，只以爲是我存心要氣那汪老師，甚至懷疑是我母親與汪老師鬧了彆扭而唆使我幹了這樣的事情。父親則一開始就嗅出了政治性的風險。幸好是魯迅的詩，幸好校長抓不住政治性的把柄，否則麻煩就很大。我這次寫的是政治上無礙的文字，說不定下次就寫成了“反革命標語”。只要喜歡亂寫，遲早要出事。想到這些，父親怎能不緊張，怎能不氣憤，怎能不恐懼？想到這些，父親怎能不連給我三個鑿慄，而且一個比一個結實有力？
我初中時期闖下的文禍不止這些，有些就不寫了。爲什麼文禍都集中在初中時期呢？小學時期，還沒有創作欲和發表慾，也寫不了幾個字，主觀上客觀上都不具備闖文禍的條件。到了高中階段，我已被父親的鑿慄規訓得很懂得約束自己了，已經知道亂寫亂畫、亂說亂動，後果可能極其嚴重。自己死無葬身之地不算，還要給家裏人帶來巨大的災難。
在初中時期，父親的鑿慄有效地打掉了我頭腦中對亂寫亂畫的喜好，政治上比較安全了。但我此後就有些瘟頭瘟腦，直到現在還是如此。我本來在寫作上可能有點天賦、有些才華，但在初中時期，就被父親的鑿慄扼殺在萌芽狀態。到現在，也只能寫些不痛不癢、不冷不熱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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