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經濟週刊

“每個禮拜,都有來自全國各地的人來合肥,交流項目招商經驗。”5月20日,合肥市財政局金融處處長夏亮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一些地方是“錢等項目”,而我們是“項目等錢”,由於合肥產業生態體系比較完善,隨着產業鏈龍頭落戶合肥,產業鏈上下游都跟着落戶到這裏,“有好的生長環境,企業在這裏才能生存好。”

近年來,合肥國資成功投資京東方、長鑫存儲、蔚來汽車,被外界解讀爲“最勵志、逆襲最成功的城市”。2010—2022年,合肥GDP規模從2700億元增至1.2萬億元,增速在全國24個萬億城市中排第6位,被稱爲“最大黑馬城市”。合肥通過以投帶引的資本招商“合肥模式”,引入並培育了新型顯示器件、半導體和新能源汽車等新興產業集羣,來實現10年“換道超車”。

合肥爲何能夠在10年間獲得如此巨大的增長?“合肥模式”爲何能夠成功?背後的投資底層邏輯是什麼?《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帶着這些問題進行了調研。

合肥產投集團大樓

聲名鵲起的“合肥模式”

近年來,“合肥模式”聲名鵲起。合肥靈活運用基金這一投資利器,打造國有基金叢林,孵化落地了一批典型產業和重點企業,尤其在推動產業集羣式、規模式發展上取得了不錯成績。

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佈的2022年創新指數報告中,合肥躍居全球“科技集羣”第55位,較上年提升18位。在“2022自然指數——科研城市”中,合肥又前進4位,位居全球科研城市第16位。

與此相對應的是,2022年即便受到疫情影響,合肥淨增國家高新技術企業1834家,平均每天誕生5家,總數達6412家;培育國家科技型中小企業8200餘家,同比增長近七成;新增國家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78家,總數達139家。

其實,“合肥模式”的核心邏輯是,由國資委牽頭,通過多元化立體化投融資體系,以投帶引,以合肥建投集團、合肥產投集團、興泰控股三大平臺爲資本紐帶打造產業集羣。

正如合肥市國資委黨委書記、主任張毅撰文所稱,合肥國資聚焦市委、市政府確立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目標,發揮國有資本引領帶動作用,撬動社會投資,推動項目落地,獲取收益回報,助力城市打造“芯屏汽合”(芯片、新型顯示、智能電動汽車、人工智能和製造業融合)、“急終生智”(安全應急產業、家電及智能終端、生物醫藥和大健康、人工智能)產業地標,實現了戰新產業蓬勃發展和國有資本保值增值的雙贏。

10餘年來,合肥市在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加速發展,以建設新型顯示器件、集成電路、人工智能3個國家級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羣爲牽引,從“無中生有”到“跨越發展”,推動“芯屏汽合”“急終生智”戰新產業成爲現象級產業地標。

合肥市發改委相關負責人介紹,數據顯示,2022年,合肥市戰新產業產值同比增長14.3%,佔全市規上工業的比重由2012年的24.4%提高到2022年的56.2%,戰新產業對全市工業增長貢獻率由2012年的30.5%提高到2022年的78%,合肥“芯屏汽合”“急終生智”戰新產業異軍突起,一大批產業新地標迅速崛起。

合肥建投集團相關人士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國有投資平臺作爲基石投資者,投資入股龍頭企業和重大項目,撬動引入戰略投資者跟進參與長期投資,再通過資本市場定向增發、企業回購等形式有序退出。

蔚來中國項目爲例,合肥建投集團與國投招商、安徽省投、經開區海恆集團等多主體合作,開創了國省市區聯動投資、創新合作的典範。根據相關方案,合肥市出資50億元,自首筆30億元出資到位後,市場信心迅速提振,蔚來汽車得以扭轉經營困境。

統計數據顯示,10餘年來,合肥建投集團、合肥產投集團、興泰控股三大市屬國資在戰新領域累計投入資本金超過1600億元,帶動項目總投資超過5000億元,2021年當年就引領了9個百億元以上項目落戶合肥。

針對“合肥模式”的成功,東亞前海證券研報認爲,在這個過程中,短期來看,目標企業實現發展壯大、政府短期獲得投資收益;長期來說,政府方面逐漸吸引產業鏈上下游更多的企業入駐,逐漸形成產業集羣效應,實現地方產業升級轉型。

合肥市市長羅雲峯接受採訪時表示,合肥市將加快壯大新型顯示、集成電路、人工智能三大產業集羣,力爭新能源汽車、生物醫藥成爲第二批國家戰新產業集羣;加快量子科技、空天信息、應急安全產業化步伐,發展先進核能、類腦智能、元宇宙等未來產業,開闢新領域、搶佔新賽道。

合肥爲何能夠成功?

“‘合肥模式’風靡全國,離不開合肥市委、市政府堅強領導,他們一任接着一任幹,一張藍圖繪到底。10多年下來,合肥的成功印證了他們的戰略眼光、定力和魄力,令人印象深刻。”合肥市高質量發展引導基金有限公司總經理王克貴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首先,合肥歷任主政官員,保持產業戰略定力,“一張藍圖繪到底”。採訪中,一位公務員告訴記者,合肥主政官員換了幾任,但合肥市從上到下堅定圍繞“芯屏汽合”“急終生智”戰新產業鏈進行佈局發展,不另起爐竈。這種政策延續性和穩定性爲合肥產業發展、招引項目和優化營商環境起到了巨大作用。

截至目前,合肥建投集團、合肥產投集團、興泰控股三大市屬平臺公司總規模超過7800億元,淨資產超過2800億元,成爲合肥重大戰新項目建設的出資主體和運營主體。

以合肥建投集團爲例,截至目前,該平臺向各類產業項目完成現金出資約1100億元,參與項目累計完成投資近3400億元,退出資金約710億元,實現收益約330億元,實現了國有資本保值增值和戰新產業蓬勃發展的雙贏。

其次,“鏈長制”賦能產業鏈管理。2020 年,合肥市啓動“鏈長制”,爲12條重點產業鏈(集成電路、新型顯示、創意文化、網絡與信息安全、生物醫藥、節能環保、智能家電、新能源汽車、光伏及新能源、高端裝備及新材料、人工智能、量子產業)配備鏈長。2022年,合肥市將原來12條重點產業鏈動態調整爲16條重點產業鏈。

採訪中,多位合肥市國資平臺公司負責人都提及“強鏈”“補鏈”話題,在一條產業鏈上,龍頭企業就是“鏈主”,而地方政府領導班子擔任“鏈長”,二者一同來促進產業鏈上下游發展,“我們現在做的工作就是,在合肥產業鏈生態中,將缺少的產業要素或需要強化的產業項目再次招引到合肥來”。

最後,產業生態完整,吸引上下游企業落戶合肥。合肥市財政局副局長田勝彬坦言,“企業看中的是合肥成熟的產業生態和產業體系,一方面企業實現上下游協同效率高,另一方面產品可以找到市場和應用場景。”

合肥芯谷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芯谷微”)董事長劉家兵回憶起當初落戶合肥時仍異常興奮:“在我們公司最缺資金的時候,合肥市天使基金投資了我們,這也是我們希望的。一是這類融資不會過度稀釋公司股權;二是完善的產業體系,而且合肥國資平臺會給予初創期企業政策和補貼諮詢;三是良好產業生態有利於企業對接資源,協同產業上下游。”

芯谷微公司微組裝生產線

“企業起步階段,合肥國資平臺幫助企業度過了困難時期;產品成熟和產業做大後,我們也介紹資源助推合肥集成電路產業發展,不斷完善產業發展生態。”目前,劉家兵不僅是合肥市集成電路項目評審專家,還是“招商顧問”,經常把半導體上下游的企業資源推薦到合肥來。

此外,科研人才集聚也是合肥產業成功逆襲的原因之一。田勝彬表示,“合肥這兩年在科技創新方面沉澱了一定優勢,比如中科大落戶合肥,爲合肥產業發展輸送了大量科研人才;國家大科學裝置以及重點實驗室數量迅速增長,都爲合肥高端產業和新興產業發展提供了支撐。”

“合肥模式”能否複製?

2020 年以來,我國新增政府引導基金規模、數量較爲穩定,但隨着監管趨嚴,疊加早期設立的政府引導基金存在投資佈局和定位不合理、基金政策目標交叉重疊、政府資金投資效率不佳等問題,多地政府引導基金開始進入存量優化整合、精耕細作的新階段。

“合肥模式”以其國資敢闖敢幹的風格受到廣泛關注,各地的發展戰略亦因地制宜,雖難以複製,但創新思維值得借鑑。

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書記虞愛華曾在央視《對話》欄目中回應說:“合肥不是‘風投’是‘產投’,不是‘賭博’是‘拼搏’。賭博是有今天沒明天,拼搏是抓今天贏明天;賭博靠的是手氣,拼搏靠的是手藝。”

“‘合肥模式’是以產業爲背景的投資,且形成了一個完整產業投融資體系,最重要的是合肥從上到下形成了濃厚的幹事、創業氛圍。這是難以複製的。”合肥興泰金融控股集團監事會主席孫泉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比如,劉家兵口中的合肥市天使投資基金就形成了完整的多層級基金投資體系,截至2023年4月底,合肥市天使投資基金已形成了“1+14+3”的天使基金羣(“1”指合肥市天使基金,“14”指14只縣區天使基金,“3”指3只受託管理外埠子基金)架構,總規模達到20.52億元,累計審批通過項目431個,累計投資項目總數338個。

實際上,完整的基金投融資體系,加上合肥招商投資團隊紮根產業,深耕區縣,有力帶動了合肥各區域產業的均衡分佈和齊頭並進。

值得注意的是,合肥國資孵化投資項目不謀求控股,不以短期利益爲目標。芯谷微在啓動IPO之後,合肥天使基金按照協議約定部分退出,將超額收益讓渡給創業核心團隊,達到了階段扶持目的,此後合肥的科創基金和產業基金再次接棒天使基金,持續賦能企業發展,實現企業全生命週期的服務與扶持。目前穿透芯谷微的股權比例後,合肥產投集團持股比例不超過5%。

這也讓劉家兵這類海歸創業家對合肥產投系基金的投資專業能力和服務連連稱讚,“退出的股份迴流團隊,這不僅幫助擬IPO企業夯實了控股權,而且,天使基金退出芯谷微所獲投資受益,又循環投入合肥其他集成電路項目,持續推動集成電路產業循環發展,實現多贏”。

東亞前海證券研報分析認爲,“產業結構影響城市的興衰,單方面的資金支持或者單方面的土地、財政補貼支持都不足以培育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產業集羣,需要精密的頂層設計。”

孫泉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合肥之所以能夠從全國衆多城市中脫穎而出,是有爲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場共同作用的結果。有爲的政府體現在:一是頂層設計上把方向。持續對戰略性新興產業開展規劃,做好前瞻性佈局,保證規劃方向和產業政策的連續性。二是國資引領上把決策。依託3家國資平臺,靈活運用參股基金廣泛撬動社會資本,很好地發揮了國資引導作用,同時運用直接投資引入重大產業項目,這也是目前“合肥模式”獨特之處。有效的市場體現在: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政府弱化行政性干預,充分尊重投資團隊對基金和項目的專業判斷,給了投資團隊底氣和信心,所以投資團隊在後續項目的投資賦能上顯得遊刃有餘。

此外,合肥上下注重幹部隊伍專業化素養和能力提升,提出幹部要成爲懂經濟、會發展的行家裏手。那麼,合肥幹部隊伍是如何迅速“換思路”、升級知識結構的?

“我們都是幹中學,每一個業務處室專管員對應細分產業和行業。財政系統人員只有通過不斷交流學習,熟悉產業政策、發展趨勢以及產業優勢,理念上才能不斷更新。不能把個人能力侷限於財政業務,更要拓展行業的視野。”田勝彬表示。

一位產業人士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合肥各個層級官員都是抱着做產業、理解產業的態度來招商。他們把產業發展現狀摸得一清二楚,更懂得如何招引產業項目,如何把產業上下游資源匹配起來。”

劉家兵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合肥從上到下的市直部門負責人在產業發展過程中都非常注重學習,通過學習沉澱形成對產業的深刻理解。隨着與產業資深人士、專家頻繁溝通學習,在不斷看項目、研究產業項目過程中,合肥的政府官員都成爲了產業專家,有時候對產業趨勢判斷比我們還精準。”

劉家兵以集成電路產業爲例,不管是芯片設計、封裝到芯片製造裝備,還是全國有哪些龍頭企業、哪些企業可能引入合肥,合肥招商線上的政府官員心裏都有“一本賬”。

有爲纔有位,從晉升機制來看,一位長期與合肥官員打交道的人士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合肥很多官員都在普通崗位上,通過項目招引、產業發展做出成績後,才能實現職位晉升,這也是合肥廣大幹部在沒有物質激勵條件下,一任接着一任幹,投入熱情、激情招商乾產業的一個動力。

升級版的“合肥模式”走向何方?

“合肥模式”仍在不斷創新發展中。

爲了營造更好的營商環境,招引更多項目落戶合肥,2022年3月,合肥市高質量發展引導基金成立,註冊資本200億元,這是一隻由合肥市政府出資設立、財政部門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政策性、市場化運營的母基金。

截至2023年3月底,合肥市高質量發展引導母基金累計招引、設立各類參股基金47只,總規模達1537億元,初步形成涵蓋種子、天使、科創、產業投資等全生態鏈的政府投資基金體系。

王克貴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我們這個母基金通過財政資金的引導和撬動作用,與其他投資基金共同成立子基金,再投入到具體產業項目,旨在吸引資本聚集、招引產業項目,推進項目與資本對接。我們預計通過母基金可放大6倍資金槓桿,可爲合肥產業發展提供充足金融資本支持。”

田勝彬表示,這200億元母基金不會一次性到位,而是根據成立子基金數量以及項目落戶進度,每年動態調整母基金預算安排,分階段完成出資。

合肥基金投資容錯機制也在突破。“投資就有風險,但是我們會根據不同基金類型和投資項目類型,給予不同的容錯機制,即允許一定比例的投資失敗。”田勝彬說,但這個容錯是有前提的:前期基金管理人必須對投資項目進行充分盡調,在後續履行出資人責任和投資過程中要全力盡職履責,並對項目運行跟蹤及時到位。項目仍因客觀原因出現風險可以免責。

孫泉認爲,未來“合肥模式”會更加註重科創屬性,更往早期走。具體來說,一是更加關注招引的重大產業項目的科創屬性,二是更加強調早期科技成果轉化項目的落地孵化。

東亞前海證券研報認爲,“合肥模式”的成功與政府引導基金主導、多層次政策錯位扶持密不可分。市場化的投資基金僅關注單個項目的回報率,並不關注項目的溢出效應。而政府引導基金結合政府對企業的扶持政策,能夠從更高層次統籌基金回報率、稅收、就業、城市長期增長等多維度發展目標,從而實現多贏。

對話合肥產投集團總經理江鑫:“合肥模式”的體制機制

中國經濟週刊:近年來,合肥創新國資投資模式、多領域推動戰新產業集聚,被人稱爲“合肥模式”。爲何能夠成功?

江鑫:合肥政府基金運作取得成績,五方面因素髮揮了關鍵作用。第一是合肥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視、有力領導和高效決策。首先,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視產業基金在支持產業發展中的作用,把產業基金作爲重要工具,並通過財政資金不斷做大產業基金規模。其次,合肥產業基金的投資策略都在貫徹市委、市政府的發展思路,投資方向與合肥主導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是完全契合的。最後是高效決策,合肥產業基金從基金管理人的決策到市委、市政府的決策是完全暢通的,充分體現了“上下齊心”的決策機制,也充分彰顯了合肥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敢於拍板、勇於擔當”的責任和魄力。

第二,賽道選擇精準且聚焦。合肥產業基金堅持聚焦合肥市重點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始終圍繞“芯屏汽合”“急終生智”進行產業佈局,搶抓產業風口、提前佈局、持續投入,對看好的方向始終保持戰略定力,從而在產業“紅利”釋放的時候享受“紅利”。

第三,明確的投資策略。合肥產投集團切實貫徹市委、市政府提出的“龍頭企業—大項目—產業鏈—產業集聚—產業基地”發展思路。從與龍頭企業合作大項目切入,沿着龍頭企業的產業鏈進行佈局,投資產業鏈核心環節和關鍵領域的配套項目,提高投資的針對性和高效性,降低投資風險,持續強鏈補鏈,着力形成產業集聚。

第四,科學研判、專業設計。合肥產投集團管理的產業基金雖爲政策性導向基金,但始終堅持市場化運作,堅持全方位、多角度進行項目研判。通過建立嚴格的內控體系,實現對重大項目及複雜項目的分析研判能力。同時,最大程度保護國資權益、降低投資風險,集團在投資案例及退出安排上均進行專業設計。在項目投資時設計退出通道,待項目落地或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國有資本有序退出、實現保值增值,而後投向下一個產業,實現資本的良性循環。

第五,培養了一支高素質的投資隊伍。經過多年的積累和多個大項目的歷練,合肥的產業投資平臺培養了一批具有較高專業能力和市場化經驗的投資團隊,擁有精準抓取和研判具有真正投資價值和發展潛力的優質項目的能力,這確保了合肥在踩準相關賽道的基礎上,能夠做到科學決策,最大可能地提高成功率,降低風險。

中國經濟週刊:創投行業是經營風險的行業,外界十分關注產業投融資“合肥模式”容錯機制。合肥在健全容錯機制、投資風險管理方面有哪些經驗?如何讓敢擔當、善作爲的幹部心無旁騖地幹事創業?

江鑫:這主要從制度和操作兩個層面來說。在制度機制上,合肥市早在2014年制定的“1+3+5”產業政策體系(即一個規定《合肥市扶持產業發展政策的若干規定》,產業基金、創業基金、天使基金等“三個”基金管理辦法,工業、自主創新、農業、服務業和文化等“五大”具體政策)中,在全國較早提出了盡職免責、寬容失敗的概念,在《合肥市天使投資基金管理辦法》《合肥市政府投資引導基金管理辦法》中,分別予以市天使投資基金、市政府投資引導基金30%、10%的容錯率,鼓勵基金管理團隊敢於投、積極投,2021年又將市天使基金容錯率提高到40%。2022年市種子基金管理辦法發佈,將市種子基金的容錯率提高至50%,更進一步鼓勵“投早投小”,助力科技成果轉化“最初一公里”。

在操作層面上,做投資一定有風險,有失敗也會有成功。首先,最關鍵的是“一開始就要科學研判”,即對項目本身盡職調查。第一步研判方向,若出現重大偏差,投資後續再把控風險的難度無疑巨大。投早期項目,項目研判就是要研究細分行業、研究技術路線,更要看團隊,而不是簡單看財務報表。

其次,投後管理上,投資企業出現問題後,不能避之不及。合肥相關經濟部門、各縣區開發區以及國資平臺更多是思考如何幫助企業渡過難關。這些年合肥從相關政府部門到各國資國企幹了很多給企業“雪中送炭”的事情,投資方不去幫襯所投企業,企業可能就真的倒閉了,這也是風險管控一種方式。

中國經濟週刊:合肥產投集團在投行人才培養,以及人才知識結構升級方面有哪些成功經驗?

江鑫:投行人才培養首先要實現戰略認同,從股權結構、投資方向上要統一戰略思維。不能拾到項目就是好項目,那是機會主義者。我們實際上是價值投資者,要從股權全週期、產業佈局、戰略打法上對標戰略。

其次,人才培養組織架構上,我們推崇“幹中學、傳幫帶”文化。很多市場化投資機構和國有平臺都不會選擇我們這種傳統打法。我們通過“傳幫帶”“師傅帶徒弟”方式可以傳承我們投資文化和投資邏輯,這是我們人才培養的邏輯所在。在外界看來,合肥產投集團的年輕人普遍有一種“狼性”,產業洞察力強,反應速度快,這就是文化的力量,也是一種投資文化和企業文化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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