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汽車流通協會會長沈進軍看來，限購效果不及施行初衷，限購令細節亟待細化，在保證公平的同時進行規範化調整，充分利用市場機制促進汽車消費。

作者 | 李響     編輯 |王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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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重新思考中國汽車限購政策？如何創新中國汽車與交通出行的解決方案？如何從新的時代、新的經濟、新的汽車消費等角度去思考中國汽車限購政策，這是限購十年大家必須要面臨的新問題。

1月10日，汽車預言家圍繞以上問題獨家採訪中國汽車流通協會會長沈進軍，在他看來，限購效果不及施行初衷，限購令細節亟待細化，在保證公平的同時進行規範化調整，充分利用市場機制促進汽車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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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預言家：中國汽車“限購令”進入第十年，是否達到預期目標？您如何評價限購措施實施效果？

沈進軍：我認爲，汽車限購令沒有達到施行初衷。以北京市來說，雖然機動車保有量有所縮減，一方面是來自小客車限購的影響，但受經濟環境影響更大。

同樣不能忽視的是，排放標準切換使很多機動車流轉至其他地區，另外，未被限購的皮卡市場承接了一小部分汽車消費需求。所以，從根本上來講，限購對汽車總量的影響並不大。

通過這十年的治理效果來看，擁堵問題的改善程度，可以說是微乎其微。我們依然還能深切感受到路上的擁堵。尤其是在熱點區域，擁堵狀況依舊明顯。從單雙號限行到尾號限行，再到燃油車搖號、新能源車排號，限購令效果並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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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預言家：您認爲接下來是否有必要對“限購令”進行細化或調整？

沈進軍：限購措施很多是臨時性與階段性。十年時間，道路交通與汽車消費的發展出現了很多新現象、新問題，如何解決這些新的矛盾，協調消費需求和交通擁堵是必須重新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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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預言家：我們注意到今天已經是限購令第十年，汽車環境發生變化，您認爲限購應該怎麼變？

沈進軍：綜合當下供求關係與消費水平來看，供求出現了明顯差別，在限購措施的細節調整中更需要關注公平。要注意的是，公平需要通過經濟手段實現，發揮市場調節機制，而不能單單依靠行政力量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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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預言家：限購措施對汽車產業還帶來了哪些影響？

沈進軍：限購之後，犧牲了大家買車的權利。尤其是北京實施後，在首都的示範作用下，不少城市開始了“跟風限購”。尤其是在一二線城市，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當地市場的汽車消費，當即最重要的是要提振汽車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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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預言家：最近一段時間國家頻繁推出刺激汽車消費的政策，部分限購城市放寬限制，甚至直接開放指標，對此，您怎麼看？

沈進軍：拿北京來說，新能源車排號已經排到了8年後，汽車是僅次於房地產的消費品。國家統計局2019年第三季度報告中也強調了，除汽車以外的消費品零售額增長9.1%，這意味着，如果加上汽車就要將增長拉下來，汽車消費下降已經拖累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長。

接下來，要通過市場機制或稅制改革等方式，促使地方釋放汽車消費需求，實現汽車消費正向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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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預言家：如今汽車指標成爲了炙手可熱的“投資品”，您如何看待以這一現象？

沈進軍：車牌不該是一件“投資品”。限購令實現了短期內的目標後，沒有及時進行調整。現在車牌租賃、車牌交易十分常見，在糾紛後的認責問題上很混亂，甚至還有通過假結婚完成指標過戶的。

剛需無法被滿足、指標過剩、指標到期失效，在搖號環節就已經出現很多問題，在有限的社會資源中，難以實現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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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預言家：有輿論認爲限購政策缺少法理性，需要進入立法階段，您如何看待“限購立法”？

沈進軍：我認爲限購立法更要慎重。一旦立法，限制措施就變成了限制命令，增加了更多的強制性，對後代也將產生影響，而且對汽車這樣的大額消費品進行限制不現實。

我個人不認爲限購需要利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在治理擁堵的層面需要的是富有彈性機制的合理調控，要確保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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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預言家：在施行限購中，您認爲保證公平的關鍵是什麼？

沈進軍：我認爲最好的方法是要用經濟槓桿來調節供求關係。2003年倫敦開始徵收交通擁堵費，北京也可以仿照這樣的方式進行調控。之前，技術不允許，現在ETC技術很成熟，可以實現不停車繳費。

例如，將ETC收費設置在交通嚴重擁堵地區，根據不同時段、不同位置實行不同階梯的繳費標準，在用車成本出現變化時，既要兼顧到收入水平，又要與往期用車成本產生明顯區分，從“被限制開車”到“不想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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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預言家：您認爲接下來該如何釋放汽車消費能力？

沈進軍：“買不了車”、“賣不出車”成爲限購地區的汽車消費主要問題，地方政府應當根據發展情況，調節地方汽車消費。

首先要做到的是，提高政府的調控積極性。之前，協會也提出過將汽車購置稅的徵收權由中央政府轉向地方政府。通過增加地方稅收的方式，促使地方政府提振汽車消費，當政府有了更多的財政收入後，也就有能力將財政投入改善交通環境的領域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