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在講話中指責社交媒體和電子遊戲在此次事件中起到了煽動民衆情緒的作用,尤其是對未成年人。

馬克龍呼籲家長們不要讓孩子們參與暴力抗爭,成爲暴力抗爭的一員。他說,當局抓捕超過1300人,平均年齡只有17歲。與此同時,馬克龍還敦促社交平臺與當局合作,刪除與騷亂相關的敏感內容,防止青少年將體驗視頻遊戲的操作導入街頭抗議中。

6月27日,法國一名17歲少年因沒有按照警察要求停車而遭後者擊斃。現場視頻流出後,瞬間引爆了社交網絡和整個法國社會,從法國總統馬克龍到部分反對黨人士都公開譴責槍擊行爲,法國民間更是掀起了持續多日、橫跨多地的抗議活動。

抗議活動進入第四晚,一夜之內便有471人被捕,數百名警察受傷。法國警方在全國各地部署了至少4.5萬名警察,應對隨時可能繼續發酵的騷亂。事實上,這一事件從一開始便超出了純粹的執法與司法範疇,而是上升到警察濫用職權、種族歧視這一老生常談的問題。

法國是否會因這次事件陷入更大危機,無疑是對法國政府的考驗。

法政府早早表態,

仍難避免騷亂

隨着現場視頻的曝光和各家媒體的報道,這一槍擊事件的來龍去脈並無太多異議:6月27日早上8時20分左右,17歲的快遞員納埃爾·M(目前公衆所知道的稱呼)在巴黎郊區上塞納省楠泰爾開車時遭到兩名警察攔截,理由是臨時檢查;但納埃爾沒有配合停車,而是試圖開車擺脫,結果遭到警察開槍擊中胸部,後因搶救無效而死亡。事發時車內還有兩名乘客,其中一人被警方拘押,另一人逃離現場。

最直接的爭議點在於,警方槍殺納埃爾的理由是否具有說服力。巴黎警察局長洛朗·努內茲儘管稱警方的行爲引發了疑問,但暗示執法警察可能遭到了威脅,理由是警察起初試圖攔截這輛“多次違規”的車輛,但司機又重新發動汽車,企圖撞向警察。這一說辭並沒有說服法國公衆,因爲現場視頻顯示:納埃爾停車後,被一名警察揪住衣領、用槍口對準,這纔有了他發動汽車、試圖擺脫離開,看不出衝撞警車的意圖。

對於廣大民衆而言,巴黎警方的做法顯然不可接受,往輕了說屬於過度執法,往重了說屬於明顯的濫用公權力,尤其是涉及民衆人身安全的執法權。就連過去經常力挺警方的總統馬克龍,當日也在內閣會議上表示槍殺17歲少年的做法“不可理喻”、“不可原諒”,“撼動了整個國家”。法國總理伊麗莎白·博爾內和內政部長熱拉爾德·達爾馬寧也分別在第一時間爲這一事件定調:“令人震驚、明顯違規”、“不可接受,毫無正當性”。

英國廣播公司(BBC)指出,法國政府第一時間“站隊”支持受害者及其家庭,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方面,在社交網絡和實時錄像分享的新時期,全世界都可如親歷般地看到原始畫面,其內容則凸顯了一個難以反駁的事實——警察當時的槍殺行爲乃過度反應,因此政府很難無視多數民衆看到視頻後的直觀感受和觀點。

另一方面,法國政府也擔心其措辭不當會激化矛盾,令民間不滿情緒和騷亂升溫。這一擔心很有道理,而事實證明即便法國高層高調聲援受害者,也很難迅速安撫公衆的憤懣。這一事件的後續效應,證明這場警方槍殺事件正在引發一場令人擔憂、潛在威脅不小的騷亂。

自事發後連續四晚,心生不滿的民衆在法國各地(尤其是事發所在的楠泰爾和巴黎)走向街頭抗議,過激言行和暴力舉動更是在警察與抗議民衆的衝突中持續升級。在巴黎,一些抗議者開始藉機打砸搶燒,街頭遍佈被燒燬、砸爛、推倒的車輛,加氣站一片狼藉,就連菸草店等普通商家都慘遭破壞、洗劫。在盧浮宮和愛麗捨宮附近的核心地段,巴黎著名街道里沃利路也未能倖免。

從週二到週四三晚,至少有667人在抗議中遭到警方逮捕,第四晚一夜便新逮捕了471人。據法國內政部說,僅週四晚上的騷亂便造成至少249名警察受傷。在法國全境部署了4.5萬名警察的情況下,社會秩序不僅沒有得到恢復,反而愈演愈烈。

騷亂對法國社會的直接影響已經出現:由於巴黎郊區的若干輛公交車遭到損毀,倉庫也成爲襲擊目標,巴黎的公交運輸服務遭到明顯干擾,以致法國交通部長克萊芒·博納也在社交網絡推特上發文指出“攻擊我們的交通系統,意味着攻擊需要公共交通服務的弱勢人羣”。

如果說法國警察面對拒絕停車檢查的納埃爾“反應過度”,那麼法國民衆對於警察槍殺納埃爾的抗議是否也屬於“反應過度”?

如果瞭解了這些年法國人目睹乃至親歷的類似事件,便能理解爲何他們對此類事件尤爲敏感。2022年,法國數次發生與交通阻攔相關的警察槍擊事件,已有13人與納埃爾一樣死於警察槍下。這一次在執法中對17歲少年的槍殺,也是今年第二起類似事件。在法國老百姓看來,拒絕服從交通管制停車要求,無論如何不構成重罪,而警方以此槍殺當事人的做法實屬過分,且發生得太過頻繁,只能說明有關方面存在系統性的問題。

此外,納埃爾的族裔身份,更是觸發了另一個更加敏感的問題:他是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後裔,其北非裔的身份引發了不少居住在法國的阿爾及利亞裔、摩洛哥裔、穆斯林乃至黑人的共情,他們從中看到了自己在法國生活所處的困境,自然而然地藉機表達對“種族歧視”的抗議。

積怨已久、積弊已深,難怪一個看似孤立的刑事案件能引發一場全國性的騷亂。

危機不無可能

改變勢在必行

法國和國際媒體在報道此次槍擊和騷亂事件時,不約而同地與2005年的法國騷亂加以類比。當年10月底,同樣是在巴黎郊區,警方爲了調查克里希叢林市的入室搶劫案追捕六名非裔少年,其中三人爲了逃避警方追捕而跑到一個變電站藏身,結果遭到電擊,兩名北非裔少年當場身亡,另外一人重傷。這一事件引發了持續三週的全國騷亂,大約有25000人蔘與了打砸搶燒,造成8000多輛汽車被焚燬、至少2800人被捕、3名平民死亡、上百名警察和消防人員受傷。

爲了平抑那場騷亂,當年法國政府實施了近兩個月的緊急狀態,而2005年騷亂的深遠影響,遠甚於對社會經濟秩序的衝擊。由於那場騷亂由當地的非裔青少年率先發起,此後又蔓延至衆多非裔聚居區,它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爲“種族暴力內亂”,將當時法國尤其是巴黎種族歧視風氣潛藏的矛盾激化。由此引發的討論認爲,2005年法國騷亂,標誌着二戰後法國實施多年的多元融合文化與社會政策事實上破產,而極右翼政治人物瑪琳娜·勒龐更是把騷亂歸咎於“來自第三世界、無法控制的大規模移民”,並引發了英國、德國等歐洲國家對其多元文化、社會政策的重新審視。

紐約時報》發現,一股類似的風向似乎在近期的法國騷亂中再現。據《紐約時報》駐巴黎記者凱瑟琳·波特的分析,儘管沒有證據表明納埃爾是因爲其膚色和族裔被警察針對,且這一事件與之前的警察暴力事件沒有明顯區別,但法國的非裔(包括北非裔)和穆斯林羣體紛紛悼念這位17歲的北非裔少年,稱他爲他們的孩子、兄弟、朋友,並基於這種高度的共情走向街頭,抗議他們所認爲的“警方系統性歧視”。

就納埃爾之死而言,涉事警察的動機或許沒有種族考量,但以非裔爲代表的少數族裔也不是毫無根據地神經敏感、做出聯想。對於這背後的原因,《紐約時報》毫不諱言:近年來的相關研究和事件表明,種族歧視作爲社會性問題在法國頗爲普遍。

2017年,法國政府下屬“公民權利捍衛機構”(Défenseur des Droits)調查發現,“被視爲黑人或阿拉伯裔的年輕人”被警察查驗身份的幾率比其他法國人高出20倍。2021年,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和“大赦國際”等機構發起了針對法國政府的集體訴訟,聲稱法國政府未能處理警方針對少數族裔的“種族歸納”(ethnic profiling),而這恰恰是法國警界根深蒂固的老問題。

僅在楠泰爾地區,不少參加抗議活動的非裔抗議者都有類似納埃爾的經歷,多次被警察攔截,進行“臨時交通檢查”。有北非裔居民甚至對《紐約時報》表示,自己不怕搶劫犯,就怕“以追查搶劫犯爲由找上門的(法蘭西)共和國”,就像2005年被追到變電站的三名少年所遭遇的情況。

然而另一方面,基於“種族盲”的邏輯,即所有人無論族裔都享有平等的普遍權利,公開談論種族問題在法國竟然是一個禁忌。在大多數情況下,彙編種族相關的數據甚至不合法。就這樣,“不分族裔一律平等”正確話術,竟能在客觀上限制人們採取有效行動、反對事實上的種族歧視。

除了種族問題這個“老大難”,警察內部治理與改革的問題同樣考驗着法國政府,稍有不慎也會“擦槍走火”。法國警察的暴力執法、種族與宗教歧視可謂各界公認的老問題。在今年5月初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普遍定期審議期間,適逢法國出現養老金改革民間抗議活動,法國警方針對少數族裔移民的攻擊、種族歸納和宗教不寬容等行爲便遭到了各國與會代表的指責。近年來各界要求法國政府整改警察部門的呼聲從未停止,這次槍擊納埃爾事件後,法國左翼政治人物讓-呂克·梅朗雄和綠黨等左翼政黨都再次發聲,要求徹底改革“不受控制的警察部隊”。

法國政府不是不知道問題所在,可又不得不小心翼翼、避免得罪警察部門,令後者心寒。畢竟近些年來無論是不時發生的恐怖襲擊事件,還是此起彼伏的民間抗議,法國政府都需要警方在關鍵時刻發揮強有力的作用,更離不開警方日常工作中盡心履行職責,預防、排除潛在風險。

迫於民間壓力,這次事件後馬克龍和內閣部長們第一時間聲援受害者、批評警方行爲不可接受,拘押了涉事警察並對其提起了謀殺指控。可法國警察聯盟又對此表示不滿,發表了公開聲明,表示“很難相信總統與過去支持警方的聲明背道而馳……在司法部門有機會發聲定論之前,就開始譴責我們的同事。”在法國警界人士看來,在事實完全調查清楚以前,各方都有義務避免妄加評論(一般來說政府尤其應該堅持這一原則),而“無罪推定”也應該同等適用於警方。

從這個意義上說,法國是否會陷入真正的危機,並不完全在於騷亂是否會繼續升級(從最新進展來看,已有降溫的趨勢),而是存在於事實層面的系統性種族歧視、警方執法不當、社會安全穩定隱患(包括預防極端人士的恐怖襲擊)、警民關係緊張等問題是否會持續惡化,釀成更加嚴重的社會矛盾。既要切實有效處理這些問題,又不能顧此失彼、滿足一方而得罪另一方,此次槍擊引發的騷亂,只是再度揭開了法國政府無法迴避又難以面面俱到的“老大難”問題。

(胡毓堃,中國翻譯協會會員、國際政治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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