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大环境巨变，财经媒体的出路在哪儿？

　　李蓉表示，在不断创新转型与时俱进的同时，如何不为短期压力所迫，如何不为各种眼前利益所诱惑，坚守和定力变得尤其不易。

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诞生的财经媒体，正在大环境的巨变中面临全新的挑战。

7月2日，在第一财经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主办的“与改革开放同行：2023财经媒体发展论坛”上，国内多家财经媒体大佬们就当前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提出了自己的观察，也对未来的机遇和突破路径做出了基于实践和思考的分享。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副总裁，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蓉表示，中国改革开放45年，财经媒体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涓滴之水汇成江河，特别是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集中诞生了一批市场化财经媒体，不仅是这个伟大时代的记录者和见证者，也始终在不遗余力地推动着市场进步和完善。

“市场化财经媒体为什么在中国媒体群落中是个非常独特的存在？我认为最突出和最重要的一个基本逻辑，是将市场经济原则奉为圭臬。”李蓉表示，财经媒体主要的报道对象和受众就是市场及其各类利益相关方，因此大家都将市场经济原则作为行为方式的基本底线和准则，这是20多年来市场化财经媒体能够成为中国媒体界一道独特风景线的根本原因所在。

时代需求变了

毋庸置疑，大环境的变化及其带给每个行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经济观察报》社长、总编辑刘坚表示，市场化财经媒体的诞生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及经济增长高度关联。这个时期中国的发展变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整个市场对商业资讯和经济信息的需求出现了爆发性增长，而财经媒体的出现就是在满足这样的市场需求的背景下，“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需求”。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面临着新的形势。

他提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从较高的速度转向了中等甚至中等偏低的速度。与此同时，技术的变革不可避免地给媒体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副总编辑，21世纪报系党委书记、总编辑邓红辉也提出，互联网革命改变了传播逻辑，让媒体从一个内容的垄断生产者和中心，成为了不足千分之一内容的生产者，怎么打破封闭？需要“媒体+智库+数据”。其中，基于媒体、超越媒体的部分就在内容生产。面对海量内容，机构媒体要提供更有价值的内容，同时基于算法逻辑提供一个框架，通过建设媒体智库来提升能力。

另一个变化从舆论生态来说也很明显。邓红辉认为，在公众的议程设置和政策的议程设置中，传媒原本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现在整个生态改变了，机构媒体所起到的作用逐步被消解。第三，商业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二次售卖的商业逻辑被颠覆了，二次售卖乃至N次售卖如何做各种延伸的链条，都需要思考。

坚守与变革

李蓉表示，回首历史，市场的潮起潮落，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中国整体社会环境的巨大变迁，对始终坚定市场化方向的财经媒体并非坦途。在不断创新转型与时俱进的同时，如何不为短期压力所迫，如何不为各种眼前利益所诱惑，坚守和定力变得尤其不易。

面对这样的大趋势，主流媒体必须谋变求生，但也不能放弃自身优势，完全被动跟随。她认为，主流媒体完全可以在掌握数字世界传播规律后，充分发挥自身在采访、调查方面的能力优势、组织优势、专业优势，以及客观、理性、权威的品牌优势，找到自己在数字世界的生态位。

与此同时，主流媒体必须坚守价值观，“尤其在当下越来越大的舆论场鸿沟面前，我们需要证实民心民意，不断提供真相和真知，努力弥合鸿沟，推动共识的形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对社会产生价值。这是我们第一财经矢志不渝的信念，是我们内心的准则”。

“在强调新的媒体技术、新的传播方式、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是否忘记了好内容和让用户欢迎的好内容、喜欢的好内容，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财经》杂志主编何刚提出，“不存在新媒体来了，人人都是自媒体，所以这些机构媒体没有价值，这个悖论在欧美主流市场已经被解决了，他们都活得很好，主要原因是他们在坚守创刊时的初心、好内容”。

在李蓉看来，这个时代有太多的杂音和困惑，而社会依然需要真相、需要一些基本共识，因此主流财经媒体其实大有可为，那就是提供真正的新闻，定义时代的议题。一旦建立这样的公信力、传播力和影响力，中国的市场化财经媒体一定会迎来一个又一个发展的春天。

关于市场化财经媒体的未来，李蓉总结了三个“离不开”：离不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的遵循、离不开对媒体主业的坚守、离不开对自我变革和创新的执着。

“今天的市场越来越规范，但是又存在着信心不足的问题。”刘坚认为，面临技术挑战的媒体行业，也同时面临着外界对于这个行业存在价值的质疑。媒体能给这个社会创造什么价值？当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想一想媒体的基本功能到底是什么。

在刘坚看来，媒体具有社会议题设置、挖掘事实真相的功能，需要有勇敢捍卫真相的追求，“如果没有这个，我们还真没有什么价值”。而追求真相的能力，无论是大数据还是人工智能，都可能无法解决，这必须要去现场。除了相对富足的物质生活，人民的美好生活还包括美好的精神生活。作为媒体，在精神生活方面更多去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其实并不高深。对《经济观察报》来说，为了提高影响力，既有具体技术方面的操作，也来自于“内容质量”乘上“传播质量”，但是这依然是技术性的，真正的高要求就是“你的报道、你的行为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澎湃新闻总裁、总编辑刘永钢表示，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首先是媒体。因此，拥抱新技术不等于丢掉老手艺，拥抱新表达不等于形式狂欢，拥抱大平台，但不能被平台或流量裹胁，“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有自己坚定的东西”。

未来的主流媒体到底能干什么？刘永钢认为，能干的很多，价值也很大。首先最直接的就是做精准信息的打捞者，“信息很多，一定要有人打捞。打捞的方式包括编辑的方式、搜索的方式、算法的方式、AI的方式等，而这里面一定有人在”。其次，是成为新闻事实的核查者，也是个性化风格的训练者。最后，还是主流价值观的坚守者，“不仅仅是坚守，还是塑造。未来我们坚持什么样的价值观，我们塑造什么样的价值观，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整个社会”。

《每日经济新闻》董事长兼总编辑刘学东（闻达）看来，财经媒体除了对于新闻持续的坚持、持续的新闻创造影响力，同时它是能够创造财富和价值的，好的报道、好的行业探索是能够给投资者以额外的回报，这也是大家经常会忽略的。

就主流媒体的智库化和数据化转型，邓红辉坦言，实践起来逻辑非常难，一定程度上“传统赛道的机构要换轨、要转型、要升级，比创业要难”，因为要求同时做两件事——探索新资源、处理旧问题。因此，需要新策略。

他分享说，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小融合是一个基础，但是还不够，需要“中融合”，即纵向一体化——“媒体+智库+数据，对集团来说还要+交易”。这一块就是高度场景化。中融合仍然不够，还需要大融合，即媒体如何利用资源连接的能力抢占各类场景。其次，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转型在战略上必须系统谋划、整体设计，可以先做一些试点，积累到一定的势能之后再倒过来推进系统的转型。

邓红辉提出，要用增量改革推动存量改革，而人是最关键的，要引进一些人，还要有增量的资源。对于人工智能带来的新挑战，要吸取20多年前起大早赶晚集的教训，要起大早也要赶早集，“改革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