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大環境鉅變，財經媒體的出路在哪兒？

　　李蓉表示，在不斷創新轉型與時俱進的同時，如何不爲短期壓力所迫，如何不爲各種眼前利益所誘惑，堅守和定力變得尤其不易。

在改革開放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中誕生的財經媒體，正在大環境的鉅變中面臨全新的挑戰。

7月2日，在第一財經與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聯合主辦的“與改革開放同行：2023財經媒體發展論壇”上，國內多家財經媒體大佬們就當前面臨的新形勢和新挑戰提出了自己的觀察，也對未來的機遇和突破路徑做出了基於實踐和思考的分享。

上海文化廣播影視集團副總裁，上海第一財經傳媒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李蓉表示，中國改革開放45年，財經媒體從無到有、由弱變強，涓滴之水匯成江河，特別是伴隨着新世紀的到來集中誕生了一批市場化財經媒體，不僅是這個偉大時代的記錄者和見證者，也始終在不遺餘力地推動着市場進步和完善。

“市場化財經媒體爲什麼在中國媒體羣落中是個非常獨特的存在？我認爲最突出和最重要的一個基本邏輯，是將市場經濟原則奉爲圭臬。”李蓉表示，財經媒體主要的報道對象和受衆就是市場及其各類利益相關方，因此大家都將市場經濟原則作爲行爲方式的基本底線和準則，這是20多年來市場化財經媒體能夠成爲中國媒體界一道獨特風景線的根本原因所在。

時代需求變了

毋庸置疑，大環境的變化及其帶給每個行業的影響都是巨大的。

《經濟觀察報》社長、總編輯劉堅表示，市場化財經媒體的誕生和中國的改革開放及經濟增長高度關聯。這個時期中國的發展變成了以經濟建設爲中心，隨着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整個市場對商業資訊和經濟信息的需求出現了爆發性增長，而財經媒體的出現就是在滿足這樣的市場需求的背景下，“可以說是一個時代的需求”。20多年後的今天，中國面臨着新的形勢。

他提出，中國的經濟增長從較高的速度轉向了中等甚至中等偏低的速度。與此同時，技術的變革不可避免地給媒體行業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南方財經全媒體集團副總編輯，21世紀報系黨委書記、總編輯鄧紅輝也提出，互聯網革命改變了傳播邏輯，讓媒體從一個內容的壟斷生產者和中心，成爲了不足千分之一內容的生產者，怎麼打破封閉？需要“媒體+智庫+數據”。其中，基於媒體、超越媒體的部分就在內容生產。面對海量內容，機構媒體要提供更有價值的內容，同時基於算法邏輯提供一個框架，通過建設媒體智庫來提升能力。

另一個變化從輿論生態來說也很明顯。鄧紅輝認爲，在公衆的議程設置和政策的議程設置中，傳媒原本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現在整個生態改變了，機構媒體所起到的作用逐步被消解。第三，商業模式也發生了變化。二次售賣的商業邏輯被顛覆了，二次售賣乃至N次售賣如何做各種延伸的鏈條，都需要思考。

堅守與變革

李蓉表示，回首歷史，市場的潮起潮落，技術的不斷更新迭代，中國整體社會環境的巨大變遷，對始終堅定市場化方向的財經媒體並非坦途。在不斷創新轉型與時俱進的同時，如何不爲短期壓力所迫，如何不爲各種眼前利益所誘惑，堅守和定力變得尤其不易。

面對這樣的大趨勢，主流媒體必須謀變求生，但也不能放棄自身優勢，完全被動跟隨。她認爲，主流媒體完全可以在掌握數字世界傳播規律後，充分發揮自身在採訪、調查方面的能力優勢、組織優勢、專業優勢，以及客觀、理性、權威的品牌優勢，找到自己在數字世界的生態位。

與此同時，主流媒體必須堅守價值觀，“尤其在當下越來越大的輿論場鴻溝面前，我們需要證實民心民意，不斷提供真相和真知，努力彌合鴻溝，推動共識的形成，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對社會產生價值。這是我們第一財經矢志不渝的信念，是我們內心的準則”。

“在強調新的媒體技術、新的傳播方式、人工智能的時候，我們是否忘記了好內容和讓用戶歡迎的好內容、喜歡的好內容，纔是真正有價值的。”《財經》雜誌主編何剛提出，“不存在新媒體來了，人人都是自媒體，所以這些機構媒體沒有價值，這個悖論在歐美主流市場已經被解決了，他們都活得很好，主要原因是他們在堅守創刊時的初心、好內容”。

在李蓉看來，這個時代有太多的雜音和困惑，而社會依然需要真相、需要一些基本共識，因此主流財經媒體其實大有可爲，那就是提供真正的新聞，定義時代的議題。一旦建立這樣的公信力、傳播力和影響力，中國的市場化財經媒體一定會迎來一個又一個發展的春天。

關於市場化財經媒體的未來，李蓉總結了三個“離不開”：離不開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則的遵循、離不開對媒體主業的堅守、離不開對自我變革和創新的執着。

“今天的市場越來越規範，但是又存在着信心不足的問題。”劉堅認爲，面臨技術挑戰的媒體行業，也同時面臨着外界對於這個行業存在價值的質疑。媒體能給這個社會創造什麼價值？當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應該想一想媒體的基本功能到底是什麼。

在劉堅看來，媒體具有社會議題設置、挖掘事實真相的功能，需要有勇敢捍衛真相的追求，“如果沒有這個，我們還真沒有什麼價值”。而追求真相的能力，無論是大數據還是人工智能，都可能無法解決，這必須要去現場。除了相對富足的物質生活，人民的美好生活還包括美好的精神生活。作爲媒體，在精神生活方面更多去滿足最廣大人民羣衆的基本要求，其實並不高深。對《經濟觀察報》來說，爲了提高影響力，既有具體技術方面的操作，也來自於“內容質量”乘上“傳播質量”，但是這依然是技術性的，真正的高要求就是“你的報道、你的行爲多大程度上改變了世界，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澎湃新聞總裁、總編輯劉永鋼表示，不管是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首先是媒體。因此，擁抱新技術不等於丟掉老手藝，擁抱新表達不等於形式狂歡，擁抱大平臺，但不能被平臺或流量裹脅，“在這個過程當中要有自己堅定的東西”。

未來的主流媒體到底能幹什麼？劉永鋼認爲，能幹的很多，價值也很大。首先最直接的就是做精準信息的打撈者，“信息很多，一定要有人打撈。打撈的方式包括編輯的方式、搜索的方式、算法的方式、AI的方式等，而這裏面一定有人在”。其次，是成爲新聞事實的核查者，也是個性化風格的訓練者。最後，還是主流價值觀的堅守者，“不僅僅是堅守，還是塑造。未來我們堅持什麼樣的價值觀，我們塑造什麼樣的價值觀，會很大程度上影響我們整個社會”。

《每日經濟新聞》董事長兼總編輯劉學東（聞達）看來，財經媒體除了對於新聞持續的堅持、持續的新聞創造影響力，同時它是能夠創造財富和價值的，好的報道、好的行業探索是能夠給投資者以額外的回報，這也是大家經常會忽略的。

就主流媒體的智庫化和數據化轉型，鄧紅輝坦言，實踐起來邏輯非常難，一定程度上“傳統賽道的機構要換軌、要轉型、要升級，比創業要難”，因爲要求同時做兩件事——探索新資源、處理舊問題。因此，需要新策略。

他分享說，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的小融合是一個基礎，但是還不夠，需要“中融合”，即縱向一體化——“媒體+智庫+數據，對集團來說還要+交易”。這一塊就是高度場景化。中融合仍然不夠，還需要大融合，即媒體如何利用資源連接的能力搶佔各類場景。其次，作爲一個系統工程，轉型在戰略上必須系統謀劃、整體設計，可以先做一些試點，積累到一定的勢能之後再倒過來推進系統的轉型。

鄧紅輝提出，要用增量改革推動存量改革，而人是最關鍵的，要引進一些人，還要有增量的資源。對於人工智能帶來的新挑戰，要吸取20多年前起大早趕晚集的教訓，要起大早也要趕早集，“改革永遠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