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四年（745），开启了一个洋溢着酒精与豪情、推崇诗歌和远方的时代。

当年深秋，34岁的杜甫与45岁的李白经历了去年畅游梁宋后的暂短分别，再次相遇于鲁郡东石门（今山东曲阜）。两位诗人度过了一段“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日子，在鲁郡一带的名胜古迹亭台楼阁留下了登临歌咏的足迹。潇洒之余，杜甫隐隐担忧：人生除了诗和远方，难道就没有其他追求了吗？他便写下《赠李白》，以诗代问：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横亘在李白和杜甫之间的，除了11岁的年龄差，还有不同的人生阅历和阶段。

一年前（744年），两人首次邂逅之时，杜甫科举落第、无人问津，年逾而立还一无所成，对已经名满天下、几乎执诗届之牛耳、正蒙玄宗皇帝赐金放还的“李翰林”充满崇拜之情。二人攀登了高耸峻拔的王屋山，回到平原时，“莫愁前路无知己”的高适也加入了进来。失意三人组的雅集，在深夜醉舞的梁园、在仗剑而行的宋州、在吟诗切磋的席间，书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璀璨盛事。不过，始终有一个幽灵萦绕在文学盛典之上。那就是：仕途功名。尽管科场失意、入仕无门，落魄的杜甫和高适二人胸中炽热的仕进之心丝毫没有冷落，对各自的仕宦前程依然抱有信心与幻想。三人雅集的离散，也是因为杜甫、高适分别去试探入仕门路了。李白挥挥手，折向东南，翌年北返山东又遇“小迷弟”杜甫。他发现杜甫的仕进欲望和努力没有丝毫改变。

杜甫草堂

对于杜甫的心情，李白感同身受。他何尝没有一颗奋进官场兼济天下的心？

终其一生，李白都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充沛着仗剑走天涯、执笔写江山的激情，面对挫折和困境“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上天赋予李白文采与抱负的同时也限定了他商人家庭的出身。后者导致李白无法通过门荫或科举入仕，正常的仕途大门向他紧紧关闭了。李白无奈选择了干谒权贵、游历博名的途径，终于以鼎盛文名得到了大明宫的青睐，进入翰林院。在金銮殿内外奔走的岁月，李白深切感悟到一个文人的功名事业由两大因素塑造：一是自身与政治体制的契合程度，其中包括个体文采和能力，也包括个体对体制的认知；二是外力的帮衬，既有家族门第的助力，也有达官显贵的荫庇。二者对文人的成功缺一不可。遗憾的是，李白二者都不具备，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始终只是唐玄宗的文学侍从，一个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宫廷点缀。皇帝赏他的“翰林供奉”一职甚至不是王朝官制的职事官，没有品级，没有正式职掌。李白完全达不成参预政治的雄心壮志，又适应不了大明宫的做派，身心俱疲之后，幸好落得赐金放还的和平结局。

这是李白离建功立业最近的一次，到光芒万丈的皇权边缘走了一遭后无奈承认自己并不适合仕途。如今，杜甫孜孜以求的，恰恰是李白刚刚放下的。然而，他不能扑灭杜甫的进取心。这个年轻人有着李白不敢企望的门第，杜家连续十余世都有仕宦经历，而且同样文采飞扬，“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同样雄心勃勃，渴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或许能成为朝堂的明日之星。

于是，李白避开正面回答，以《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相赠：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

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

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饮下杯中酒，杜甫西去洛阳再战功名，李白再下江东，继续诗酒买醉、江湖泛舟的潇洒生活。从此，李、杜再未重逢，万般情绪只能付诸笔端。

李白与杜甫的选择，折射出文人对于事功与学问的取舍。无知者有无知的快乐，识字者有认知的烦恼。学得文武艺的唐代文人，总有抑制不住的入世抱负，积极实践治国平天下的先贤教诲。践志的道路却日趋狭窄，除了入仕当官几乎没有他途。可惜，他们的文武艺并不必然导向现实的成功。正如上述李白用生命体悟出来的道理，锦绣文章仅仅是导向成功的一个分量很轻的因素，面对体制、门第、权贵等不堪一击。承认这一点后，文人们紧接着直面另一个残酷的现实：尊严同样不值一提。他们必须奔走于权贵门阀，温恭自虚、谦卑伺候，行卷求荐举、求荫庇。在浩大的长安洛阳都市，多少饱学之士渺小如尘埃，耗尽家财、尊严和生命，依然求一官而不可得，乃至寻一门路而不得法。

挥别李白的杜甫，绝想不到前方迎接自己的会是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的十年长安岁月。他直到44岁才谋得第一个官职：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时为天宝十四年（755），这一年，杜甫正是东石门相别时李白的年纪；这一年，大唐深处的所有阴暗、隐忧以安史之乱这一极端形式喷薄而出。

为了这一顶迟缓而低微的冠冕，杜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付出与所得似乎是不相称的，却是大多数唐代文人的常态。一代文宗、“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也在长安蹉跎十年，汲汲于功名富贵，四处求官不得，生活陷入困顿，“终朝苦寒饥”。多年后，已经取得世俗意义成功的韩愈仍旧对这段凄惨的“付出”无法忘怀：“始余初冠，应进士贡在京师，穷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马燧）于马前。”（韩愈《殿中少监马君墓志》）年轻的韩愈在长安权贵马前低三下四，极尽谄媚，令人赧颜。尤其是他吹捧攀附的李尚书（李实），是一个坏事做绝、声名狼藉的奸臣，连累韩愈的人品也遭世人质疑和后人诟病。这或许是韩愈追求功业的代价，不得不吞下的人生苦果。

千辛万苦的求职仅仅是宦海沉浮第一站，来之不易的官职考验着受官者的长远实力。并不是所有读书人都能适应漫长的仕途。杜甫的性格中有过于刚正、不近人情的一面，这给他的仕途困顿埋下了种子，伴随着他从一位洒脱浪漫的翩翩公子变为一个身形瘦弱、眉头紧锁、后背佝偻的老头。杜甫的仕途终于节度使幕僚、检校工部员外郎。大历五年（770）冬天，在江河日下的大唐晚晖中，杜甫病逝于湘江的一条扁舟之中。

李白的一个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够压制住仕宦欲望，在事功之外开辟了一条新路：钻研文学或研究学术来实现个人价值。“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舍弃仕途成功，李白获得了自由，并在江河山林之间创作了丰硕成果。

山东济宁太白楼的李白塑像

李白不是生而为李白，而是在一轮轮的攀附、求告和失败、屈辱中锤炼出来的。一个傲气冲天的李白，也要因为冲撞州县长官而卑躬屈膝地公开道歉：“白，嵚崎历落可笑人也……白孤剑谁托，悲歌自怜，迫于凄惶，席不暇暖……白妄人也……白之不敏……如能伏剑结缨，谢君侯之德……辞旨狂野，贵露下情，轻干视听，幸乞详览。”（李白《上安州李长史书》）一个饱经风霜的李白，也会在年过半百之后，因为永王李璘的征辟而重燃仕进之心，幻想仗剑平定中原、力挽安史狂澜，出任幕僚。李白终究昧于时局，永王李璘在与唐肃宗的权斗中失利，以叛逆身份亡入史册。附逆的李白锒铛入狱。下狱之后，李白的生花妙笔被迫创作一封封求救信、乞讨书。

命运是如此吊诡与无常，当年一道畅游山水的故人高适此时正是镇压永王的主帅，官拜御史大夫、淮南节度使。在大唐诗人中，高适是极少数手握藩镇大权、平衡好舍与得的著名诗人，《旧唐书》甚至夸赞：“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李白第一时间向高适求救。他还自信于二人昔日的私交。在《送张秀才谒高中丞并序》中，一贯心高气傲的李白不得不奉承微时的好友高适：

高公镇淮海，谈笑却妖氛……我无燕霜感，玉石俱烧焚。但洒一行泪，临歧竟何云。

遗憾的是，没有任何材料证明高适对李白施以援手。如果说高适在附逆案惩办高峰的敏感时刻不方便干涉案情，那么，在李白流放夜郎遇赦“千里江陵一日还”后，他依然没有任何帮助身陷谷底的李白的痕迹，就相当令后人寒心了。

最可能的解释，或许是高适已经不是刚入仕时那个“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的感性之人了。如今，政治成熟的高适极可能无法理解李白一以贯之的天真。要想追求事功就必须舍弃文人的思维做派。而宦海的一大行为准则是稳重、圆滑和以静制动。高宗武后时期宰相杨再思，历事三主，知政十余年，除迎合皇帝，阿谀奉承之外毫无作为。“或谓再思曰：‘公名高位重，何为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艰难，直者受祸。苟不如此，何以全其身哉！’”（《旧唐书·杨再思传》）对高适而言，十余年前的友情和当下的荣华富贵、一个落魄的犯罪嫌疑人和唐肃宗的好恶喜怒，孰轻孰重，毋庸多言。

李白体悟不到这一层，注定无法取得世俗的成功。几年后的宝应元年（762）隆冬，身无分文且久病缠身的李白逝于宣城，结束了传奇而坎坷的一生。

士大夫在世，除了报效朝廷追逐功名事业外，也就会舞文弄墨、著书立说。前者求事功，后者做学问，前者是显性的、是主流，后者是隐性的、是末流。一个成功的文人士大夫要兼顾事功和学问，既平步青云，又诗书传家。如此完美的成功者，在实践中是极少数。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要面对二者的取舍。这种取舍是极不平衡的，学问创作要求天赋、勤奋和思绪，以上都是个体自身能够拥有的；追逐事功的门槛则要高得多，除了衡量追求者的标尺外，还索取追求者的忠诚、尊严，并附带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要求。显然，追逐事功之路更崎岖难行。人生纠结之处，在于这条路不好走，又不得不走。因此，读书人的人生取舍，准确地说是如何获得仕途的成功，以及在仕途困顿之后如何或主动或被动地在文字中寻求内心的平静。不同的取舍，决定了不同的人生方向和结局。

李白、杜甫在人生终点线前，应该都会感慨事功无成、抱负难伸。好在，李白在世时便有“诗仙”美誉，盛名遍传天下，籍籍无名的杜甫则要等到病逝半个世纪后才被人发现价值，后来居上，成为我们民族的“诗圣”。二人并称“李杜”。

当年，那些李杜仰望并乞求的达官贵戚早已完全为历史淡忘，他们在李杜那一声声没有尊严的乞求中连带的姓名，反而成为了留在人世间的唯一痕迹。

（张程，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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