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蔡昉：要動用所有合理、合法、合規也符合經濟規律的渠道，把錢發到居民腰包裏

每日經濟新聞

出口、投資、消費並稱驅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其中消費的作用尤其重要。在當前情況下，消費該如何提振？

發改委此前表示，促消費政策不是所謂的“掏空錢包”“透支需求”，恰恰相反，政策的出發點是幫助居民節約開支，買到物美價廉的商品。促進消費不僅僅在於“供給側”，多位專家提出，促消費最重要前提是居民收入的增加。

比如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學術委員會主席、中國社科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蔡昉昨日撰文表示，現在最緊迫的目標是刺激居民消費，因此需要動用所有合理、合法、合規也符合經濟規律的渠道，把錢發到居民的腰包裏。在經濟發展和人口發展新常態下，宏觀經濟政策應該有新對象、新手段和新目標。其核心是刺激的對象要從投資轉向消費。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也表示，“消費刺激是刺激不出來的，沒有收入就沒有消費；如果收入沒有增長，刺激消費從而讓消費增長也只能是“曇花一現”。

蔡昉：刺激對象要從投資轉向消費

8月14日，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學術委員會主席、中國社科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蔡昉撰文表示，把中國經濟遭遇的短期困難和麪臨的新常態結合起來，着眼於從刺激消費入手擴大內需，加快經濟復甦，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

總體來說，現在最緊迫的目標是刺激居民消費，因此，需要動用所有合理、合法、合規也符合經濟規律的渠道，把錢發到居民的腰包裏。這也就意味着，在經濟發展和人口發展新常態下，宏觀經濟政策應該有新對象、新手段和新目標。其核心是刺激的對象要從投資轉向消費，這樣可以更加直接對應現實經濟中的堵點和短板。同時，對居民的消費進行刺激，可以產生更大的乘數效應。而乘數效應的大小，決定刺激政策的效果。此外，這有利於實現短期和長期目標的統一、措施的兼容，可以減少後遺症，儘可能不在“三期疊加”中造成新的“前期政策的消化期”。

以農民工落戶爲核心的戶籍制度改革通常被認爲是一項長期的改革任務，其實，如果及時出臺的話，完全可以產生真金白銀和立竿見影的刺激效果。

我們來看戶籍制度改革如何促進消費。2022年，外出農民工家庭的人均收入達到4.2萬元，接近城鎮中間收入組平均4.4萬元的水平。由於沒有城鎮戶口，未能均等享受城鎮基本公共服務，農民工的消費顯著低於城鎮居民平均30391元的水平，據估算他們消費被抑制的程度爲23%左右。

因此，1.72億外出農民工如果成爲城鎮戶籍居民，平均消費人均可增長6686元，由此產生的居民消費增量可超過一萬億元。關於疫情期間形成的超額儲蓄說法不一，如果按照GDP的3%計算，大概是3.6萬億。所以，只有萬億元量級的新增消費，才能抵消過度儲蓄。

此外，一系列與老齡化相關的基本社會保險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務，都可以藉此機會顯著提高保障水平。隨着人口負增長時代的開始，2022年—2035年期間，老年人口撫養比即老年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現收現付”社會保障體系的可持續性，以及養老、醫療、照護的人財物保障，都高度依賴於相對有利的人口撫養比，隨着今後十幾年撫養比加快提高，保障的難度明顯加大，必須有相應舉措才能維繫。

這要求提高基本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普惠水平，個人積累的部分只能是必要的補充，而不是解決問題的出路。我們面臨着一個機會窗口，可以把長期的制度建設目標與短期經濟刺激效果結合起來，用改革紅利推進經濟復甦和社會福利體系建設。

專家建議有共同點：增收

促進消費是當前恢復和擴大需求的關鍵所在。近期一系列提振消費的政策文件陸續出臺，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商務部等部門已經發布《關於促進家居消費的若干措施》《關於促進汽車消費的若干措施》《關於促進電子產品消費的若干措施》，以促進大額商品消費增長帶動經濟恢復；國家發展改革委還出臺了《關於恢復和擴大消費的措施》，提出20條具體政策舉措，與各領域、各品類重點政策一道形成促進消費的一攬子政策體系。

國家發改委此前表示，促消費政策不是所謂的“掏空錢包”“透支需求”，恰恰相反，政策的出發點是幫助居民節約開支，買到物美價廉的商品。

多位專家認爲，讓居民敢花錢，關鍵是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做好民生保障工作。我國居民往往越是在經濟下行壓力大的時候，就會通過增加儲蓄來預防未來可能會發生的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的支出。

近日在“2023博鰲房地產論壇”上，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表示，“消費刺激是刺激不出來的，沒有收入就沒有消費。”樊綱認爲，如果收入沒有增長，刺激消費從而讓消費增長也只能是“曇花一現”。同時，這種“曇花一現”或將導致經濟出現反饋機制，即“市場越不好，價格越下降。價格越下降，預期越差，市場則越不好”。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長連平近日撰文表示，工資性收入是城鎮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大幅增加就業並改善就業結構，是當前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首要舉措；長期以來，我國居民財產性收入的增長較爲緩慢。如果通過改革創新，允許農民住宅流轉交易和抵押，將大幅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此外，推動資本市場健康發展也是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的重要途徑。

據澎湃新聞報道，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近日則表示，不認爲我國會進入“低慾望社會”，因爲目前收入水平還是太低了，還有很多人沒有被基本的公共服務覆蓋，他們被壓抑的需求其實有很多。比如，14億中國人中，有多少沒有護照，有多少沒坐過高鐵、飛機，有多少一輩子沒出過自己的城市，這些不是“低慾望”造成的，相反更擔心無法滿足人們需求而帶來的社會問題。

劉俏分析稱，長期以來，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只佔GDP的43%，居民消費佔GDP比重約38%，而美國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比重能達到65%以上。居民消費佔GDP比重更是高達70%。

要支持需求改善，長期來看要改變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居民收入，而要短期見效則必須採用轉移支付直達需求端的方式，發消費券、發現金都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劉俏認爲，有統計數據顯示，我國有約2.8億人年收入不足8400元。如果採用財政直達機制，給2.8億人每人每年補貼1萬元，將年收入從8400元提升至18400元，相當於月收入從700元提升至1500元。我相信大部分人會把這些錢用於消費，可以預見，很多此前長期沒能滿足的剛性需求可以在財政轉移支付之後得到釋放。比如，從每月喫一次肉變成每週喫一次肉。

編輯|盧祥勇杜恆峯校對|劉小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