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陈植  上海报道

在上半年经济复苏力度较弱后，未来中国将如何发力提振经济增长动能，颇受金融市场关注。

近日，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在上海证券2023年度资本市场峰会表示，今年以来经济增长相对疲软，主要受到复杂因素影响。

首先，疫情带来的“伤疤效应”依旧发酵，主要体现在消费仍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准，房地产市场低迷，地产投资下行压力加大，外需疲软拖累出口增速连续下降，民营企业修复进程较慢，城镇化进程受阻导致经济增速放缓、青年失业率较高。

其次，受西方发达国家高通胀与紧货币的影响，今年以来中国出口承压。按美元计，7月出口同比增速降至-14.5%，环比下降-1.3%。此外，资本流出迹象有所出现，上半年外资机构减持人民币债券共计1111亿元。

第三，民营经济发展低速。上半年民间投资由升转降，6月民间投资累计降幅扩大至-0.2%，表明当前市场主体压力依然较大。

第四，房地产市场周期性呈现深度下行特点。上半年，房地产投资累计下降7.9%，6月，70大中城市二手房环比连续两个月下降，跌幅扩大至-0.4%；7月，全国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日均面积当月环比下降30%，淡季特征明显。

第五，过去五年城镇化进程放缓，拖累经济增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城镇化建设息息相关。2011年-2020年，中国GDP增速平均每年实现9.7%高速增长区间，同期城镇化率平均每年增加1.4个百分点。但在过去5年期间（2018-2022），城镇化率从2017年底的60.2%增值65.2%，平均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其中，2022年仅增加0.5个百分点，表明疫情等因素综合叠加令城镇化建设步伐显著放慢脚步。

连平指出，尤其是城镇化推进受阻，导致投资，消费与GDP增速放缓。

“过去5年，城镇化率增量放缓意味着农村人口转市民化节奏放缓，产业发展的速度随之相应减速，区域方面主要表现在中西部地区跟进不足。在宏观层面，投资、消费与GDP年均增速均呈现下行趋势，投资增速从年均11.9%降至4.8%，消费从10.1%降至5.15%，实际GDP增速从年均6.8%放缓至5.2%。”他强调说。

在连平看来，当前中国经济复苏的着力点，应放在消费和房地产。究其原因，投资扩张空间有限，出口将持续承压，令投资与出口未必能在短期内支撑中国经济迅速恢复增长。

“短期而言，基建和制造业投资能够推动投资整体保持平稳增长，但房地产投资下行也对投资领域较快恢复形成阻碍。此外，外需疲软短期内难以明显改善，出口下行压力持续。”他指出。就中长期而言，“十四五”规划与党的“二十大”报告均提出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这意味着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和出口国际市场份额已经较高，未来增长空间相对有限的情况下，作为战略基点的内需就要承担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

随着近年经济结构转型步伐的加快，固定资产投资对内需的提振作用越来越小，2010-2023年期间，资本形成（投资）和净出口对GDP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44.3%与4%。与此对应的是，内需增长已逐渐向以消费为主要拉动力的路径转变，2010-2023年期间最终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率为51.7%。

“需要注意的是，上半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7.2%，拉动GDP5.2个百分点，下半年，多项利好因素推动消费持续较快回升，成为助力中国经济较快恢复增长的重要引擎。”他指出。

连平还认为，房地产对宏观经济具有“3456”效应，即房地产经济活动站GDP的比重接近三成，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占银行信贷的比重接近40%，房地产业相关收入占地方综合财力的50%，房地产占城镇居民资产的60%。因此，当前房地产市场深度下行状况正拖累宏观经济增长。

据植信模型测算，房地产开发投资每下降1%，将拖累GDP增速约0.1个百分点——一季度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短暂的小阳春后，便在二季度转头直下，令上半年房地产投资下行拖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6个百分点，拖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2.3个百分点，直接拖累GDP增速约0.4个百分点，间接拖累GDP约0.5个百分点。

此外，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产品销量增速也低于平均水平。比如今年以来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家具类，特别是建筑类产品销售增速非但没有提升，反而出现了进一步下降。

在连平看来，随着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一系列扶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的举措，未来房地产市场有望很快触底回升，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恢复明显增长的另一个引擎。

连平还强调，要进一步支持中国宏观经济尽快恢复较好增长，相关部门还需实施积极的、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

“7月24日政治局会议强调要用好政策空间，找准发力方向，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预期不稳、需求不足需要释放积极、强有力的政策信号。”他指出。这次积极的宏观政策力度应不同于寻常，但不宜实施2008年次贷危机期间过度的扩张性政策，要控制好政策力度。

此外，稳健货币政策应继续强化“以我为主、量力而行”，适时适度做好逆周期调节，但适度宽松的扩张空间有限。

连平认为，短期市场利率持续低于央行OMO利率，预示着流动性相对宽裕。但资金流动性并非是当前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再度大幅“放水”必要性较低，但短期内，央行可以小幅降准0.25个百分点以传达积极信号，降低银行成本以推动利率下行仍有必要。

但他指出，利率调降空间不大。在国内利率较低但美联储可能进一步加息的背景下，央行利率政策调节将相对谨慎，后续相关部门除了继续指导银行依法有序调整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也可能会调整再贷款利率。

此外，连平认为中国央行还可能会创设新的结构性工具，支持民企、消费、房地产市场等的恢复。充分发挥总量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实体经济与中小微企业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如何积极扩张财政政策助力中国经济恢复较好增长，也是一大挑战。

数据显示，在持续多年扩张后，地方财政似乎有点“捉襟见肘”。截至今年二季度末，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到38.8万亿元，是五年前的2.25倍；2022年中国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之和约18万亿元，远低于二者支出之和33万亿元，缺口达到14.7万亿元。这意味着持续扩大的财政缺口与地方债务或难以支持地方政府扩大财政支出。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财政仍可适当加杠杆。”连平指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中央财政一般公共预算与政府性基金预算盈余是3.8万亿元（未扣减其他项），情况要好于地方财政。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底，政府部门杠杆率为51.5%，远低于国际通用的政府债务风险控制标准参考值60%。

他提醒，实际上，60%的国际通用债务杠杆管控水平已无人遵守，日本、美国、欧元区、英国等发达国家政府债务杠杆率已远远超过这个数值。

在连平看来，中央政府之所以仍有进一步加杠杆的空间与能力，另一个重要底气是政府资产端相当强劲。因为政府拥有国有土地使用权，金融集团或国有企业股权债权，基础设施所有权及收益权，对外股权债权等，中央政府较大规模的资产端与较小规模的负债端并不匹配，可以适度扩张中央债务。

“此外，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这也是对地方债务问题的政策要求重大转折，未来相关部门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与国债发行节奏，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他指出。

尽管城镇化率进程有所放缓，连平依然认为城镇化仍是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关键抓手。

近日，浙江已出台政策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畅通农村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的渠道同时，进一步强化农业转移人口公共服务保障。

连平指出，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仍有潜力。据数据显示，假定人口平滑运动，截至2022年底，中国农村人口规模为4.91亿人，其中，0-14岁的少儿人口约0.95亿人，占比19.3%；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3.09亿元，占比达到63%，65岁以上的老年人人口为0.87亿人，占比17.7%，且农村少儿人口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准（16.9%），表明未来农村转市民化的潜力依然不小。

连平强调，农村人口流入和市民化对城镇化贡献巨大。究其原因，一是农村居民转市民，令消费层次提升。对2025年以来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结构里的几个大类进行分析，大致可以发现，城镇居民消费支出能力是农村的逾2倍，经测算，平均每年农民转常住人口规模大约是1200万人，合计每年新增消费支出规模约5500亿元。

二是流动人口落户也令民众消费能力得到有效改善。具体而言，这部分人群未来消费支出端的提升，大致可以通过财政公共服务支出的扩大进行横向参考，平均每年城镇人均享有公共财政保障支出水平将有望从1.65万亿元升至2.43万亿元，到2030年，平均每年额外财政支出将达到3500亿元。

三是城镇化建设还会带动基础设施与相关投资的新增需求。2023年7月，国常会指出，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实施城中村改造，是改善民生、扩大内需、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经测算，预计到2030年，平均每户农村转移城市人口大约可以带动相关投资12-15万元，每年可新增投资约1.5-1.8万亿元。

需要注意的是，要推动城镇化进程吸引更多农村人口“落户”城市，还需深化宅基地改革。

连平认为，深化宅基地改革可以增加农民财产型收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农村本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鼓励依法资源有偿转让。

“因此，宅基地市场化流转具有重大经济意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是促进有条件的宅基地参与到市场化流转的过程，逐步形成国内统一的本土市场。”他强调说。若农民拥有的宅基地从只有使用价值，转为可抵押、可交易的资产，一旦能够交易，宅基地作为本土要素以及在其之上建造的房屋都可以成为资产，从而增加农民财产型收入，进一步提振农民工入城的消费与投资能力。

连平建议，中央财政应直接支持农民进城与市民化，鼓励地方政府加大力度推进城镇化。就财政预算支出方面而言，通常有四大部分被视为农村人口落户城市后所享有的财政民生支出，包括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与住房保障。截至2021年底，上述四大项支出合计9.8万亿元，人均财政支持约1.5万元/年，较2021年人均9000元水准增加了约2/3。预计到2023年底，城镇居民人均享受公共财政保障支出的水平有望提升至2万-2.5万元之间。

（作者：陈植 编辑：周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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