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陳植  上海報道

在上半年經濟復甦力度較弱後，未來中國將如何發力提振經濟增長動能，頗受金融市場關注。

近日，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長連平在上海證券2023年度資本市場峯會表示，今年以來經濟增長相對疲軟，主要受到複雜因素影響。

首先，疫情帶來的“傷疤效應”依舊發酵，主要體現在消費仍未恢復到疫情前水準，房地產市場低迷，地產投資下行壓力加大，外需疲軟拖累出口增速連續下降，民營企業修復進程較慢，城鎮化進程受阻導致經濟增速放緩、青年失業率較高。

其次，受西方發達國家高通脹與緊貨幣的影響，今年以來中國出口承壓。按美元計，7月出口同比增速降至-14.5%，環比下降-1.3%。此外，資本流出跡象有所出現，上半年外資機構減持人民幣債券共計1111億元。

第三，民營經濟發展低速。上半年民間投資由升轉降，6月民間投資累計降幅擴大至-0.2%，表明當前市場主體壓力依然較大。

第四，房地產市場週期性呈現深度下行特點。上半年，房地產投資累計下降7.9%，6月，70大中城市二手房環比連續兩個月下降，跌幅擴大至-0.4%；7月，全國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日均面積當月環比下降30%，淡季特徵明顯。

第五，過去五年城鎮化進程放緩，拖累經濟增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與城鎮化建設息息相關。2011年-2020年，中國GDP增速平均每年實現9.7%高速增長區間，同期城鎮化率平均每年增加1.4個百分點。但在過去5年期間（2018-2022），城鎮化率從2017年底的60.2%增值65.2%，平均每年增加1個百分點；其中，2022年僅增加0.5個百分點，表明疫情等因素綜合疊加令城鎮化建設步伐顯著放慢腳步。

連平指出，尤其是城鎮化推進受阻，導致投資，消費與GDP增速放緩。

“過去5年，城鎮化率增量放緩意味着農村人口轉市民化節奏放緩，產業發展的速度隨之相應減速，區域方面主要表現在中西部地區跟進不足。在宏觀層面，投資、消費與GDP年均增速均呈現下行趨勢，投資增速從年均11.9%降至4.8%，消費從10.1%降至5.15%，實際GDP增速從年均6.8%放緩至5.2%。”他強調說。

在連平看來，當前中國經濟復甦的着力點，應放在消費和房地產。究其原因，投資擴張空間有限，出口將持續承壓，令投資與出口未必能在短期內支撐中國經濟迅速恢復增長。

“短期而言，基建和製造業投資能夠推動投資整體保持平穩增長，但房地產投資下行也對投資領域較快恢復形成阻礙。此外，外需疲軟短期內難以明顯改善，出口下行壓力持續。”他指出。就中長期而言，“十四五”規劃與黨的“二十大”報告均提出要構建新發展格局，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這意味着在國際形勢錯綜複雜和出口國際市場份額已經較高，未來增長空間相對有限的情況下，作爲戰略基點的內需就要承擔拉動經濟增長的重任。

隨着近年經濟結構轉型步伐的加快，固定資產投資對內需的提振作用越來越小，2010-2023年期間，資本形成（投資）和淨出口對GDP的平均貢獻率分別爲44.3%與4%。與此對應的是，內需增長已逐漸向以消費爲主要拉動力的路徑轉變，2010-2023年期間最終消費對GDP的平均貢獻率爲51.7%。

“需要注意的是，上半年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77.2%，拉動GDP5.2個百分點，下半年，多項利好因素推動消費持續較快回升，成爲助力中國經濟較快恢復增長的重要引擎。”他指出。

連平還認爲，房地產對宏觀經濟具有“3456”效應，即房地產經濟活動站GDP的比重接近三成，與房地產相關的貸款佔銀行信貸的比重接近40%，房地產業相關收入佔地方綜合財力的50%，房地產占城鎮居民資產的60%。因此，當前房地產市場深度下行狀況正拖累宏觀經濟增長。

據植信模型測算，房地產開發投資每下降1%，將拖累GDP增速約0.1個百分點——一季度房地產市場在經歷了短暫的小陽春後，便在二季度轉頭直下，令上半年房地產投資下行拖累固定資產投資增速1.6個百分點，拖累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2.3個百分點，直接拖累GDP增速約0.4個百分點，間接拖累GDP約0.5個百分點。

此外，與房地產密切相關的產品銷量增速也低於平均水平。比如今年以來建築及裝潢材料類、家用電器和音像器材類，傢俱類，特別是建築類產品銷售增速非但沒有提升，反而出現了進一步下降。

在連平看來，隨着國家相關部門出臺一系列扶持房地產市場平穩發展的舉措，未來房地產市場有望很快觸底回升，成爲推動中國經濟恢復明顯增長的另一個引擎。

連平還強調，要進一步支持中國宏觀經濟儘快恢復較好增長，相關部門還需實施積極的、擴張性的宏觀政策，加大逆週期調節。

“7月24日政治局會議強調要用好政策空間，找準發力方向，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預期不穩、需求不足需要釋放積極、強有力的政策信號。”他指出。這次積極的宏觀政策力度應不同於尋常，但不宜實施2008年次貸危機期間過度的擴張性政策，要控制好政策力度。

此外，穩健貨幣政策應繼續強化“以我爲主、量力而行”，適時適度做好逆週期調節，但適度寬鬆的擴張空間有限。

連平認爲，短期市場利率持續低於央行OMO利率，預示着流動性相對寬裕。但資金流動性並非是當前經濟增長的制約因素，再度大幅“放水”必要性較低，但短期內，央行可以小幅降準0.25個百分點以傳達積極信號，降低銀行成本以推動利率下行仍有必要。

但他指出，利率調降空間不大。在國內利率較低但美聯儲可能進一步加息的背景下，央行利率政策調節將相對謹慎，後續相關部門除了繼續指導銀行依法有序調整存量個人住房貸款利率，也可能會調整再貸款利率。

此外，連平認爲中國央行還可能會創設新的結構性工具，支持民企、消費、房地產市場等的恢復。充分發揮總量和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作用，大力支持科技創新、實體經濟與中小微企業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如何積極擴張財政政策助力中國經濟恢復較好增長，也是一大挑戰。

數據顯示，在持續多年擴張後，地方財政似乎有點“捉襟見肘”。截至今年二季度末，中國地方政府債務餘額達到38.8萬億元，是五年前的2.25倍；2022年中國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與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之和約18萬億元，遠低於二者支出之和33萬億元，缺口達到14.7萬億元。這意味着持續擴大的財政缺口與地方債務或難以支持地方政府擴大財政支出。

“在這種情況下，中央財政仍可適當加槓桿。”連平指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中央財政一般公共預算與政府性基金預算盈餘是3.8萬億元（未扣減其他項），情況要好於地方財政。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今年3月底，政府部門槓桿率爲51.5%，遠低於國際通用的政府債務風險控制標準參考值60%。

他提醒，實際上，60%的國際通用債務槓桿管控水平已無人遵守，日本、美國、歐元區、英國等發達國家政府債務槓桿率已遠遠超過這個數值。

在連平看來，中央政府之所以仍有進一步加槓桿的空間與能力，另一個重要底氣是政府資產端相當強勁。因爲政府擁有國有土地使用權，金融集團或國有企業股權債權，基礎設施所有權及收益權，對外股權債權等，中央政府較大規模的資產端與較小規模的負債端並不匹配，可以適度擴張中央債務。

“此外，7月24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要有效防範化解地方債務風險，制定實施一攬子化債方案；這也是對地方債務問題的政策要求重大轉折，未來相關部門加快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與國債發行節奏，充分發揮政府投資的帶動作用。”他指出。

儘管城鎮化率進程有所放緩，連平依然認爲城鎮化仍是經濟中長期增長的關鍵抓手。

近日，浙江已出臺政策加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進一步暢通農村轉移人口融入城市的渠道同時，進一步強化農業轉移人口公共服務保障。

連平指出，農村剩餘勞動人口仍有潛力。據數據顯示，假定人口平滑運動，截至2022年底，中國農村人口規模爲4.91億人，其中，0-14歲的少兒人口約0.95億人，佔比19.3%；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爲3.09億元，佔比達到63%，65歲以上的老年人人口爲0.87億人，佔比17.7%，且農村少兒人口占比高於全國平均水準（16.9%），表明未來農村轉市民化的潛力依然不小。

連平強調，農村人口流入和市民化對城鎮化貢獻巨大。究其原因，一是農村居民轉市民，令消費層次提升。對2025年以來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消費支出結構裏的幾個大類進行分析，大致可以發現，城鎮居民消費支出能力是農村的逾2倍，經測算，平均每年農民轉常住人口規模大約是1200萬人，合計每年新增消費支出規模約5500億元。

二是流動人口落戶也令民衆消費能力得到有效改善。具體而言，這部分人羣未來消費支出端的提升，大致可以通過財政公共服務支出的擴大進行橫向參考，平均每年城鎮人均享有公共財政保障支出水平將有望從1.65萬億元升至2.43萬億元，到2030年，平均每年額外財政支出將達到3500億元。

三是城鎮化建設還會帶動基礎設施與相關投資的新增需求。2023年7月，國常會指出，在超大特大城市積極穩步實施城中村改造，是改善民生、擴大內需、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的一項重要舉措。經測算，預計到2030年，平均每戶農村轉移城市人口大約可以帶動相關投資12-15萬元，每年可新增投資約1.5-1.8萬億元。

需要注意的是，要推動城鎮化進程吸引更多農村人口“落戶”城市，還需深化宅基地改革。

連平認爲，深化宅基地改革可以增加農民財產型收入。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深化農村本地制度改革，賦予農民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保障進城落戶農民合法土地權益，鼓勵依法資源有償轉讓。

“因此，宅基地市場化流轉具有重大經濟意義。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是促進有條件的宅基地參與到市場化流轉的過程，逐步形成國內統一的本土市場。”他強調說。若農民擁有的宅基地從只有使用價值，轉爲可抵押、可交易的資產，一旦能夠交易，宅基地作爲本土要素以及在其之上建造的房屋都可以成爲資產，從而增加農民財產型收入，進一步提振農民工入城的消費與投資能力。

連平建議，中央財政應直接支持農民進城與市民化，鼓勵地方政府加大力度推進城鎮化。就財政預算支出方面而言，通常有四大部分被視爲農村人口落戶城市後所享有的財政民生支出，包括教育、社會保障和就業、衛生健康與住房保障。截至2021年底，上述四大項支出合計9.8萬億元，人均財政支持約1.5萬元/年，較2021年人均9000元水準增加了約2/3。預計到2023年底，城鎮居民人均享受公共財政保障支出的水平有望提升至2萬-2.5萬元之間。

（作者：陳植 編輯：周鵬峯）

責任編輯：石秀珍 SF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