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9日晚，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现年77岁的美国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以表彰她在女性劳动力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她揭示了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差异的主要驱动因素。

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天发表的声明称，戈尔丁首次全面介绍了几个世纪以来女性收入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她的研究揭示了变化原因以及仍有的性别差距的主要根源。

声明还援引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主席雅各布·斯文松的话说，了解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角色对社会很重要。“得益于戈尔丁的开创性研究，我们现在对潜在因素以及未来可能需要解决的障碍有了更多了解。”

戈尔丁是历史上第三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也是第一位独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她将独享11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去年则由美国三位经济学家伯南克、戴蒙德、迪布韦克共同分享10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

“不出意外的意外”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长聘副教授包特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用“不出意外的意外”形容今年的诺奖结果。他表示，在其之前的预测中，也谈及身份认同经济学是近些年经济学发展非常快、也非常引人注目的领域，“性别相关的经济学从广义上来说，也可以认为是身份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包特认为，由于身份认同经济学研究领域较新，很多人认为研究获奖大概率是十年、二十年后的事情，而且猜测最先得奖的领域或是和种族有关的经济学研究，“但从事后看，先发给性别是有道理的。因为种族差异和不平等是一个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特有的问题，但性别问题是全球各国都面临的问题。”

包特进一步表示，戈尔丁对于性别问题的处理视角依然是基于经济的，正如她指出现代社会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进步，主要是伴随女性劳动参与率和收入提高带来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换句话说，她对于性别问题研究的入手点，似乎并不是强调女性的特殊性，而是指出更公平地让个人取得发展和机会的舞台可以同时提高经济效率和社会平等。”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很多时候大众认为诺奖是仅仅奖励方法或理论的创新，此前的诺奖也有不少劳动经济学家，大家更多认为他们是从方法上做出贡献，而戈尔丁是从问题本身做出贡献，“大家认为理论或者方法才有更大的贡献，其实也不见得。有一些重要领域本身，我们对其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些理论和方法也是为了指导实践。”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戈尔丁所提出的对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的分析突破了劳动者个体因素对劳动经济收入的影响，将家庭重新放回到劳动力市场的假说中。

学术意义：从历史视角做更长时间的实证研究

谈到戈尔丁所作研究的主要学术贡献，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庞晓鹏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首先，研究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涉及的时间比较长，再者，戈尔丁把收集的很多历史信息，用了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其实在劳动经济学领域，有很多人研究她研究的这些问题，但是我觉得她的角度不同，是从历史的视角做更长时间的实证研究。”

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的声明称，戈尔丁发现了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的关键驱动因素，她的研究成果“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

庞晓鹏进一步表示，戈尔丁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对近年来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些挑战的回应。“现在对主流经济学研究有很多批评，包括过于定量化、过于强调模型，但是戈尔丁的研究是从一个更长的历史视角，使数据更丰富、故事更丰富，让大家可以看到更长一段时间内，不同族群、不同阶层女性的就业情况，让一些规律更有说服力，从这一点上看，我觉得她的研究对主流经济学的贡献是很明显的。”

另外，庞晓鹏强调，尤其在当下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大环境中，历史视角会更让人们信服，“当现实有很多不确定时，大家就会想看看历史上都发生了什么。”

冯帅章也认为，戈尔丁对美国女性问题的研究，更多的是从历史的角度，“因为美国的女性，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看，过去100年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早前，美国的女性，尤其是结婚后的女性，基本很少参与劳动力市场，到后来不断参与劳动力市场，在工资薪酬、教育等方面，不断取得进步。放在历史背景去看待，会更加有意义。戈尔丁对这些现象的描述特别有价值，对我们做一些研究提供了借鉴意义，尤其是与社会相关、与人相关的研究。”

此外，关于戈尔丁的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冯帅章表示，这在国外是一个很大的经济学的分支，劳动经济学家中获得诺奖者为数不少。在中国，也有很多优秀的劳动经济学家，但因为学科发展阶段的原因，劳动经济学在国内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学科，中国很少有劳动经济学系甚至学院。他认为，国内应该更加重视劳动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劳动经济学这个学科，组织化的程度需要提高。”

现实意义：让更多人关注、研究女性相关话题

庞晓鹏长期关注女性主义经济学，她认为，戈尔丁的研究的现实意义之一在于与生育、照料有关，而照料经济学是当前女性主义经济学中特别重要的一部分。“照料里有一部分就是因为生育要照料孩子，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照料这项活动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疫情期间，更多人意识到照料是人类生存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它的重要性和谁来承担这项重要工作被放大了，大家也更意识到照料工作的重要性。”

戈尔丁的研究表明，性别收入差异如今大部分存在于从事同一职业的男性和女性之间，并且主要是由于第一个孩子的出生而产生的。由于女性在照顾孩子方面往往比男性承担更大的责任，这使得女性的职业发展和收入增长变得更加困难。

“照料工作非常重要，而这一部分往往被忽视，所以在女性主义经济学里，我们把它叫做无酬劳动，这项劳动现在不被重视，所以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收入低，这是因为参与劳动力市场只是她们劳动的一部分，她们还有相当重要的劳动是在照料劳动。”庞晓鹏说。

冯帅章也认为，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研究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也特别有现实意义。“我们社会和家庭对于女性在生育、养育孩子方面的承认度可能是不够的，我们没有认识到这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工作，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冯帅章说。

“希望这样一个奖，能够促使更多的人去研究与女性相关的话题。女性的生育、养育特别消耗时间和精力，要平衡家庭以及劳动力市场的表现，这并不容易。这就需要一些改变，比如家庭中男性能够更多分担女性的家务，给予女性更多的支持，在养育孩子方面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那么女性就更容易去取得平衡。社会上也需要有一些支持。技术上的进步，例如工作方式的改变，有利于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之间取得平衡。”冯帅章说。

庞晓鹏表示，解决儿童早期照料问题的办法包括产假制度、托幼制度等，再往后，比如孩子教育过程中的家庭角色的性别平等，“父亲和母亲平等承担照料孩子、养育孩子的职责，一方面对男女平等有益，另一方面对孩子的成长也是非常重要的。”

任远表示，女性在家庭劳务部门承担更多的责任，实际上是形成工作家庭冲突、性别差异的根本原因，“如果从工作家庭冲突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重点之一就是要加强对家庭家务劳动提供的社会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服务等。事实上需要通过社会就业部门和家庭部门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促进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协调。”

此外，对于如何平衡生育率低和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问题，庞晓鹏认为，这需要通过系统性办法解决，“女性如果要承担更多生育、养育职责，那在劳动力市场上按照市场规则运作，肯定天然就没有优势，收入就会低。但怎样去弥补、保证女性一生当中，比如生活福利、一生总体收益不会受到更大的影响，其实有很多国家有不同的做法，比如，在北欧一些国家，女性如果生育孩子，她的养老保险等最低交纳年限会降低，并且可能随着孩个数的增加年限继续缩短，从这个角度给女性补偿。”

“戈尔丁的研究也表明，社会性别的平等化仍然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不断发展的过程。”任远强调，“通过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等，逐步减少了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但是性别差异仍然存在，需要通过长期努力，改变经济生产方式、改变家庭部门的分工模式，实现长期的调整，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性别平等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