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時報記者 田牧

位於深圳市中心的五洲賓館，是許多省區市地方政府來深舉辦招商引資推介會的首選酒店。疫情防控放開後，擁有17個會議廳的五洲賓館又熱鬧起來。門前一排排的立柱，也跟着不斷更換印有不同省份主題的會議招牌。

這種繁忙的景象是今年全國各地政府招商引資的一個縮影。當三年疫情告一段落，經濟復甦和發展重新成爲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務，招商引資涉及的各環節被快速調動起來。但由於過去幾年國內外環境發生較大變化，經濟發展進入不同階段，新的變化在招商引資過程中隨之顯現。一些傳統的方法愈顯低效，市場化、專業化的趨勢正在凸顯。同時，新的問題值得警惕。

招商回暖

各地舉辦的招商引資推介會是觀察招商活躍度的窗口。

10月是各地政府來深圳招商引資的集中期。胡耀的公司是五洲賓館指定的會務公司之一，進入10月後，他就一直很忙。胡耀告訴證券時報記者，今年以來公司已經服務了近30場政府招商引資推介會，即使與疫情前相比也有明顯的提升。

郭方（化名）是胡耀的同行，他也有同樣的感受，“今年不只是各地方政府到深圳招商引資的力度比往年大，深圳各個區的招商會規模也很大，甚至細分到一個行業的小型招商會也在舉辦。”疊加深圳今年各類活動、會展特別多，酒店場地費也水漲船高。“疫情前8萬元，現在是十二三萬元起。”郭方以深圳福田一家五星級酒店的場地費舉例。即使這樣，也經常會出現一地難求的情況。

胡耀還觀察到，今年許多地方政府對招商引資的資源投入和重視程度相比以往也有提升。來深圳的招商團人員規模越來越大，“一般都是一二把手帶隊參加”。郭方從接觸到的諸多政府部門發現，許多部門預算經費都有所縮減，但招商這塊沒怎麼減。

除了辦會，許多地方在日常招商引資工作中也比以往投入更多的精力和人力。

於洪（化名）供職於深圳一風險投資機構，與全國多個省份合作管理多隻政府引導基金。今年，他們已經接待了近20個地方政府的來訪。更讓她感到驚訝的是，僅西南一省會城市派駐深圳的招商人員就有60餘人。

馬濤（化名）是山東中部一個縣級市的公務員。當地今年與深圳寶安區進行幹部交流學習，分批次派各個政府部門的公務員前往寶安區對口單位。5月來深的馬濤，雖不屬於負有直接招商引資任務的單位，但也背上了招商引資的指標，要求他尋找有投資意向的深圳企業。

不過，以推介會爲主的傳統招商方式，近來越來越多地被詬病“低效”、“擺樣子”。

多位參與地方政府招商活動的人士向記者指出，許多地方政府耗資甚高的招商推介會，往往實際成果寥寥，一些宣稱百億規模的簽約，大多隻是意向框架。甚至有些推介會爲了不冷場，演變成了拉人頭湊數。

這些問題其實並不新鮮，一些政府部門已做出改變。

在北京一家知名外資諮詢機構工作的孫浩看到的一個積極變化是，諸如成都、重慶、佛山等地一些區縣，擔負招商引資日常工作的投促中心等部門，近來從事業單位轉製成自負盈虧的企業。一方面，以市場化公司運作的好處是可以擺脫事業單位編制的束縛，在人員數量、薪資激勵等方面提高戰鬥力、激發主動性。另一方面，也是這些地方爲應對越來越卷的招商競爭主動採取的措施。

陳惠勇是深圳山西商會的副會長，讓他感悟最深的一次招商活動，是他帶一位年輕的家鄉政府招商人員去香港與企業開會，雖然行程匆忙，幾個人又擠在一個狹小的會議室裏，但這位招商人員一坐下就打開筆記本電腦，直談問題。“不是高高在上，也不是讓人聽他宣講”。陳惠勇稱讚很接地氣。

競爭更烈

招商引資從招引目標屬性上可大致從兩個角度觀察：地區和產業。

從招商引資地區上看，過往國內不同城市間梯次分明。處於金字塔尖的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把招商引資放眼全球，吸引跨國企業前來投資落戶。二三線城市則把一線城市作爲招商引資的重點城市，承接產業轉移是一大特點。但隨着競爭形勢變化，地方間如“食物鏈”一般的招商引資秩序在重構。

讓孫浩印象深刻的一個新聞，是今年5月19日上海在成都開了一場“上海·川渝投資合作推介會”。據媒體報道，這是上海首次專門跑到西部地區開展招商引資活動。各類媒體紛紛解讀其中呈現的趨勢，圍繞存量市場進行挖掘的城市間競爭將變得更加內卷。

把“幫助地方政府招商引資”作爲核心業務的深圳創投機構時代伯樂在一篇研究文章中甚至提出一個觀點：中國未來20年發展的大機會，沿海地區並不佔有優勢，新的紅利更有利於中西部和現在的三四線城市。中國將上演第三次城市大洗牌。

支撐這一觀點的邏輯是，時代伯樂認爲，未來的產業變革和升級將聚焦碳中和、新能源、生物醫療等領域，而中西部地區、三四線城市在這些領域存在資源紅利和優勢。

先不論時代伯樂關於未來的推測是否令人信服，從產業的角度觀察地方招商引資，確實如其所說，不同層級的城市圍繞幾大新興產業的競爭日趨激烈，過往梯次分明的金字塔格局不再穩固。這其中尤以新能源產業表現最爲明顯。

新能源產業涉及行業、範圍、鏈條廣泛，既依賴自然資源，也依靠先進技術。上海、深圳可以成爲特斯拉、比亞迪的大本營，內蒙古、江西也能憑藉風電、鋰礦佔據一席之地。於洪的同事張鑫（化名）長期與地方政府打交道，他表示，“你去看各地政府的十四五規劃，超過一半都把新能源產業列爲發展重點。”

記者在查看今年以來各地方日報發佈的招商引資相關報道中，新能源相關項目出現頻次最多。如10月19日《克拉瑪依日報》報道，克拉瑪依啓動40個氫能產業合作項目，總簽約金額達380億元；8月29日《內蒙古日報》報道，總投資170億元的高性能磷酸鐵鋰正極材料的首期項目，7月在鄂爾多斯零碳產業園下線；7月6日《佛山日報》報道，今年以來多個新能源汽車產業項目落戶佛山，投資額360億元。

在新能源產業如火如荼、風頭正盛的情況下，也有些地方爲了追趕風口，盲目“硬上”新能源這趟“快車”。於洪在工作中瞭解到，東部某縣政府領導，因當地有家比亞迪的供應商，便想圍繞這家公司打造百億規模的新能源產業鏈。經過他們的分析，認爲這一設想難以實現，建議該領導放棄。

據多位接受證券時報記者採訪的業內人士觀察，類似的情況在許多地方都較普遍。

而在愈加激烈的競爭下，政府的壓力也傳導給了它們的“乙方”。過去多年，孫浩的主要工作是爲地方政府招商引資做好前期的產業規劃，產出就是一份份產業規劃報告。他調侃自己“就是賣PPT的”。但如今，只給政府一份報告就能拿錢的輕鬆日子過去了，政府開始要求他們把招商引資落地，帶來實際的項目。

資本招商

孫浩表示，當下國內各地招商引資所處的階段，正從以傳統提供土地、稅收等優惠政策的“要素招商”向“資本招商”模式轉變。業內把2014年視爲轉折點，當年發佈的《國務院關於清理規範稅收等優惠政策的通知》等文件，和同時鼓勵地方設立的政府引導基金形成“一收一放”的效果，地方招商引資模式隨之開始轉變，至今已快十年。

這期間，“合肥模式”取代“蘇州模式”一時備受追捧，各地爭相學習。但整體上各地成立的政府引導基金褒貶不一，諸如返投、明股實債等問題導致不少亂象。

張鑫作爲公司合作的多個地方政府引導基金項目的負責人，他大部分時間不在深圳，而是頻繁往返於浙江、江西等地。政府引導基金這種資本招商的模式近年來漸成主流。

他告訴證券時報記者，以前一隻規模10億元的引導基金，成立後不久政府就會將幾億元資金打到賬上，如今他負責的一個縣級政府基金，只打了500萬元作爲前期運營費用，後期則視投資項目進展放款。

出現如此變化的原因，一方面跟地方財政寬裕度有一定關係，更重要的是，過去多年各地引導基金暴露出不少問題，地方政府在學習進步的同時，也更爲謹慎。

近來，孫浩又觀察到的一個變化是，作爲地方政府資本招商的一個抓手，一些政府平臺類公司不再只是作爲基礎設施建設方，還要做些產業投資。在一些重大項目落地談判時，企業除了向政府爭取各種補貼、優惠政策外，有時還希望得到國資（即平臺公司）的配資。

記者今年9月中旬在深圳參加了銀川市政府主辦的投融資推介會。會上銀川市主要平臺公司通聯集團相關負責人在介紹情況時表示，該公司正以“基金引導+政府出資+國企注資+財團配資+民營投資”的方式推行資本招商模式。

而當平臺公司直接承擔越來越重的招商引資任務後，新的隱患也隨之出現。

一位接近某東部地區縣級市城投公司的人士告訴記者，該公司近期發行了一筆總額達75億日元（以發行時匯率計算約3.5億元人民幣）的離岸債券。這隻三年期的債權息票率爲2.3%，但該人士表示，綜合各環節發行、擔保等費用後，實際成本達7%。更重要的是，這隻債券的買方是一家國內城商行的香港分行。

該人士稱，城投公司已經獲得該城商行的授信，只是把本已獲得的銀行授信額度變成外資債券。這麼做的目的爲何？該人士稱，此舉是爲了完成當地給城投公司下達的招商引資任務。“以前招商引資任務我們根本就沒有，今年開始商務局分給平臺公司，由發債來抵這個任務。”

一位不願具名的業內資深人士表示，整體上中資境外債券發行方中城投公司佔比超過一半，購買城投債券的買方中，“9成以上是中資機構”。

這一變形的“招商引資”方式，反映了地方招商引資壓力的增大。當地方招商的市場化、專業性在逐步提高的同時，新的應對考覈模式也在湧現，如何因勢利導、趨利避害，需引起各級政府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