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中在历史上确有其人，这一点读者诸君都知道，他就是保密局天津站倒数第二任少将站长吴景中，他的继任者李俊才，极有可能就是李涯的历史原型。至于余则成的历史原型，那可就多得数不清了，后来有人根据红色特工的潜伏经历编辑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卧底——解密“余则成”们的潜伏档案》。

真正的优秀潜伏特工不是飞檐走壁格斗射击无所不能，而是能巧妙地融入环境和光同尘，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扔进人堆都找不着”。在这方面，峨眉峰余则成显然要比风筝郑耀先做得更好——郑耀先要是潜伏在军统（保密局）天津站，即使他不是风筝，也会被吴敬中戴上一顶峨眉峰的帽子，在“押解途中”被“误杀”。

余则成显然比郑耀先混得舒展：戴笠拿他当心腹，毛人凤说“保密局需要一百个余则成”，吴敬中跟余则成的关系就不用说了——要没有吴敬中罩着，余则成早就被马奎和李涯扳倒了。

吴敬中之所以竭尽全力呵护余则成，除了看在“师生情谊”和玉座金佛、斯蒂庞克的面子上，戴笠对余则成的器重和信任，也让吴敬中不能不谨慎行事：戴笠召见余则成的三次密谈都说了什么，吴敬中根本就摸不着头脑，我们在电视剧中也只听到了两次，第三次密谈说了些啥，我们似乎只能从沈醉文强回忆录描述的戴笠性格中去找答案了。

吴敬中的背景深厚，这一点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当然都知道，他跟两方面的顶级人物都做过同学：老蒋方面有蒋建丰、郑介民，咱们这一方的更多——莫斯科中山大学原本就是为我方培养高级人才的，有些改变历史进程的名字要是提起来，这篇稿子又得审核好几个小时。

正因为吴敬中的历史极为复杂，沈醉称其为叛徒，但不知道是哪种叛徒：“在军统工作的大批叛徒中，有的是真心诚意投敌充当爪牙；有的是脱党（主要是失去了联系），却并没有出卖过组织，也没有出卖过其他党员，这种人在军统大特务中占相当多数；也有少数是冒充'叛徒’打入军统，利用军统作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的。（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沈醉和文强回忆录）”

沈醉被特赦后，于1963年与一个“在军统中工作多年，虽然特务们曾对他有过怀疑，但没有找到任何证据”的“老同事”重逢，听他讲起把脑袋提着，潜伏在军统中工作的情况，沈醉这才恍然大悟，并对他“为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感到无比钦敬。”

沈醉遇到的情况，原军统局东北区区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中将处长文强也遇到过：“我派人去收空投的粮食和弹药（淮海战役时文强任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可是，到空投场一看，很奇怪，都空投到解放军那边去了，每天收到的粮食和弹药只是投下来的不到三分之一。我想，这个空投司令是不是有问题呀？我们被俘后，空投司令穿着解放军的衣服来看我们，我才知道为什么一空投就投到解放军阵地上的原因。”

在军统临澧特训班，沈醉和吴敬中是同事（沈醉教行动术，吴敬中教情报学），在军统东北区，文强和吴敬中也是同事（吴先从军统西北区区长调任东北区区长，最后才去了保密局天津站），所以沈醉和文强对吴敬中都有一定了解，这一个军统少将一个军统中将（文强是在军统工作期间晋升的中将，而不是到湖南之后，这一点在《文强口述自传》中有明确记载），跟戴笠的关系也很亲密：沈醉是戴笠一手带出来的徒弟，文强则是戴笠的“念观兄”——文强字念观，虽然他比戴笠小十岁，但是在黄埔却比戴笠高两届（文四期，戴六期）。

文强和沈醉都写过戴笠的传记（沈的叫《我所知道的戴笠》，文的叫《戴笠其人》），后来这两人的作品由文史出版社合在一起出版，书名用了文强的《戴笠其人》。

据沈醉回忆，戴笠有“三件宝”，第一宝就是学生，第二宝石手枪，第三宝石汽车，像吴敬中那样的“叛徒”，戴笠和毛人凤都不可能给予完全的信任，只有文强例外——文强是戴笠亲自邀请加入军统（复兴社特务处）的。

沈醉回忆：“他在对待学生和老干部之间，往往是重学生轻干部。1941年重庆发生大隧道惨案（日机轰炸时，重庆用作公共防空洞的十八梯大隧道内发生人员窒息和踩踏，重庆防空司令刘峙因此被免职），有几个特训班的学生也死在里面，他知道后马上把该班副主任刘璠（黄埔一期生，曾任军统兰州特训班副主任，后去重庆主办特警班、特种通讯班、监训班、外事训练班，死难的学生就是外事班的）扣押起来，准备拿他当作一个不爱护学生的典型枪决示众。”

为了学生要枪毙高级教官，戴笠这处置方式有些离谱，最后是戴笠最亲密的好友、黄埔一期的胡宗南出面说情，刘璠这才逃过一劫。戴笠“护犊”的名声，也就此传扬开来。

文强也证实了沈醉的说法：“戴笠对学员的培训和考核极为重视，将认为够得上做特务干部条件的，除了保送国外留学外，绝大多数都送到特警训练班去深造，如果没有警校与特训班这样的大量特务骨干的制造者，他的红运也走不起来。”

戴笠把特训班学员视为自己的第一件宝贝，谁敢跟他抢宝贝，就会遭到报复。沈醉的姐夫、军统临澧特训班副主任（负责常务工作）余乐醒，就差点被戴笠干掉，沈醉知道戴笠讨厌余乐醒，不是因为他“叛徒（余和吴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被邓文仪勾引转换阵营的）”的身份，而是余乐醒在特训班学员中的威望有点高：“当时他最为不满的，是学生心目中只有副主任而没有他。戴以后一直想找机会收拾余，都是由于这一原因。”

军统（保密局）的副局长、局长和手下抢学生抢红了眼，余乐醒被戴笠以走私罪关进监狱（后来又放了，但再也不让他在军统管事，后来毛人凤要抓余乐醒，也是特训班学员通风报信，余才提前逃脱），沈醉的特训班“滨湖同学会”也被毛人凤抢走，沈醉本人也被发配到即将起义的云南去当站长。

特训班学员受宠，特训班教官受气，这就是戴笠和毛人凤治下的特务系统常态，根据沈醉和文强的回忆，我们不难推测出戴笠第一次第二次跟余则成密谈时的内容，而第一次单独谈话，读者诸君应该是都能看出其中深意的。

戴笠之所以选派余则成打入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去刺杀军统叛徒李海丰（确有其人，原名李开峰，又名余玠，原军统第一电讯专家，叛变后被戴笠悬赏二十万银圆击杀），也是因为余则成是自己最早的学生之一，他单独召见余则成，就是为了提醒余则成：你是我的学生，我信任你！

戴笠手里有余则成的详细资料，但他还是要问一句：“你是什么时候进军统的？”

余则成回答：“二十六年（1937年）参加的上海青浦特训班。”

戴笠先仰头后低头做回忆状，然后直视余则成：“二十六年，那还是特务处时期，你有点资格了！”

响鼓不用重锤，余则成当然知道戴笠此问的用意，所以他刺杀李海丰成功后，自称就从“在下”变成了“学生”——戴老板给他面子，他不能不接着。

于是第二次见面，就成了“师生”间的温情对话，戴笠的枭雄本色也尽显无遗：“我们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手书报告向我要你呢，你愿意去天津吗？”

戴笠说这番话的时候，双臂交叉于胸前，这猜疑和防范的肢体语言，余则成自然看得懂，所以他马上表明自己只是戴笠的学生：“学生愿意听从您的安排！”

余则成已经把话说得比较明白了，但是戴笠还是要确认一下：“吴敬中是你的老师吧？”

戴笠这话听起来好像不需要问，但余则成却不能不认真回答：“在上海青训班，吴先生教授过我们情报学！”

余则成的回答很有分寸，戴笠很满意，接下来他的话才是正题：“怪不得！那你就去天津吧，毛主任（毛人凤时任代理主任秘书）会给你安排好的。先玩要记住，天津刚光复，财富是党国的，切不可见利忘义呀！有些人在上海发胜利财发过头了，（戴笠双手按在办公桌上）我要严惩啊！”

余则成马上表态：“学生一定尽力辅佐吴站长，无愧局长亲训！”

话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感叹这两人实在是太精明了，有人说《潜伏》是披着谍战剧外衣的历史剧、职场剧，实在是太准确了：戴笠明说上海，实指天津；余则成口称辅佐，实为承诺监视。都是一个山头的狐狸，谁也别跟谁讲什么聊斋，聪明人一点就透。

吴敬中要是能猜到戴笠和余则成这两次密谈的内容，肯定会惊出一声冷汗，对余则成更加高看一眼——事实上以吴敬中的精明老练，应该是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的，所以戴笠到天津查办贪腐，第三次跟余则成密谈之前，他放低身段，对着余则成一通称兄道弟。

在沈醉的回忆录里，吴敬中确实在戴笠的“漱庐”别墅吃过饭，但那顿饭是在戴笠的骂声中吃完的。当年在中苏情报所任总务科长的吴敬中（中方所长是郑介民），想拉拢一位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跟自己一样叛变，戴笠兴高采烈地摆好宴席，结果吴敬中和沈醉去送请柬，那位同学根本就不给面子。

那顿饭吴敬中吃得很窝心，沈醉却有些幸灾乐祸：“一听说请的这位客人拒不肯来，戴笠便大骂吴景中不中用。他骂得连饭都忘记吃了，还是我走进去催了一下，他才叫大家吃饭。我把这顿饭准备得特别丰盛。戴笠吃饭时还在边吃边骂，因为与我无关，我吃得很舒服。”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当然知道，在戴笠眼里，吴敬中是郑介民的人，而郑介民跟戴笠一向不和，吴敬中自然知道戴笠会在天津站安插心腹眼线监视自己，现在戴老板是来跟心腹核实情况来了。如果抓到把柄，戴笠一定很乐意通过逮捕吴敬中，给郑介民一点颜色看看。

戴笠多疑且狠辣，吴敬中圆滑且老练，余则成其实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所以吴敬中未雨绸缪，早就抓住了余则成的一些把柄，他之所以不揭穿余则成的身份（左蓝出现的时候，吴敬中就已经基本可以确定余则成是潜伏者了），还让夫人梅姐对翠平百般拉拢，自己也跟余则成合伙压榨穆连成，为的就是这一天——自己说余则成是潜伏者，戴笠未必相信，即使余则成的身份被坐实，戴笠肯定会派新的眼睛过来，那更是防不胜防，还不如留着余则成，自己进退转圜的余地会更大一些。

戴笠、吴敬中、余则成都是精明人，读者诸君当然更睿智，所以戴笠和余则成第三次密谈的内容，大家肯定能根据戴笠那句“敬中啊，我们晚上吃什么”猜得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