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雷始終深信，在自己的崗位上“大有可爲”。侯欣穎/攝

環球人物消息，今年10月，張雷在網上火了一把。圍繞他的兩個身份標籤“博士後”和“交警”結合在一起，產生了出其不意的效果，直衝熱搜。

在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簡稱北京公安交管局）位於東城區的一處駐地，環球人物記者見到張雷。48歲的他頭髮白了大半，戴着一副無框眼鏡，鏡腿的地方還仔細裝了防滑硅膠墊。學霸特有的嚴謹和矜持，被他一開口的熱情打破：“來，我先帶你們參觀下。”

這是一處尚未完全啓用的新駐地，全新的智能化會議室、實驗室正在裝修，張雷話語間充滿迫不及待要在這裏大幹一場的勁頭。

在一間掛着“張雷工作室”標牌的屋子外，記者停下腳步。

“工作室是新設的，”張雷笑着說，“小‘火’一把也有些好處，外界能更多瞭解交警這個職業，我們的發揮空間也更大了。”

2008年從清華大學博士後出站，張雷成爲北京公安交管局事故鑑定中心的一名交警。選擇是對是錯？張雷有一份答卷：從事交通事故現場勘查15年無一錯漏，主持和參加省部級以上科研課題7項、制定行業標準16項，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1項，作爲國務院調查組專家和公安部專家承擔數十例重特大交通事故的調查和認定工作。

他懂痕跡、懂法醫、懂法律，緊急現場，一個人就是一支隊伍。

“就一個字，軸”

2011年，在一次全國交管系統交流活動中，大家對張雷“博士後”的身份很感興趣，討論了一圈，只有當時的天津交管局局長正在攻讀博士後，被認爲將是繼張雷之後，交管系統內的“第二個博士後”。

“說實話，跟人交往，我真不喜歡提博士後，這頂帽子一扣，就有距離感。”記者剛說到“博士後”幾個字，張雷就不自覺皺眉，“當然，我理解媒體宣傳，要有新鮮感和反差性嘛。”

張雷說，博士後出站，他選擇去交管局，非議特別多：“爲了戶口？爲了鐵飯碗？還是在科研圈混不下去了？估計沒有門子吧？”

張雷在清華做博士後時，就和交管局有了交集。

妻子孫濤至今記得，在清華博士公寓7號樓前的小廣場，兩人坐在法國梧桐樹下，激烈討論了好幾次。“當時的博士後遠沒有現在這麼多，選擇餘地很大。附近幾棟樓的博士後家屬們，都會互相打聽出站後的去向。有人爲了孩子教育選擇高校，有人爲了賺錢進了外企，還有爲解決配偶工作問題去事業單位的。”

張雷和孫濤的兒子當時2歲。孫濤作爲女人，首先考慮到孩子的教育問題。“如果他能留在高校，幼兒園、附小、附中，起碼孩子15歲之前的教育不需要太操心。”

“不止一個人勸，包括他的導師都覺得，他是做科研的好料子。”孫濤現在跟環球人物記者說起這事，依舊情緒複雜，“但沒辦法，我們家這位就是一個字，軸。”

說起來，張雷和交管工作緣分不淺。從吉林工業大學博士，到清華大學博士後，他的專業一直圍繞汽車工程。2005年起的3年多時間裏，他和導師一起作爲專家，參與了北京公安交管局多起重大交通事故的現場勘查、責任認定工作。

誰知道，參加工作時，張雷就認準了交管局。

別人建議他去高校，他有顧慮。“我就算拿了個大課題，也獲了大獎，研究成果可能就鎖在櫃子裏，轉化不了。”去外企，他也不太順心。當時汽車工業大部分是合資，核心技術由國外公司控制。他覺得就算自己做出一些成績和突破，人家不見得采納，即使採納了，知識產權可能也給了外國人。

張雷跟交管局接觸比較多，瞭解到當時局裏剛成立全國首個省級公安交通鑑定司法中心。“我更想做一些實事，哪怕這份工作看起來很小，可一旦有突破，可能推動整個行業進步。這個領域大有可爲。”

張雷的父母心裏打鼓，問他：“你上那麼多學，跑那去行嗎？”

“沒問題，是我喜歡的，而且學的東西不會浪費，肯定能幹出些成績。”

張雷的父親當年從軍校畢業，響應號召遠赴新疆。百萬大裁軍時，他主動提出轉業，到石家莊一所大學任教。後來華北油田開發，他再次應召支援油田建設。在張雷心中，父親就是一個“哪裏需要就去哪裏”的人，肯定會支持兒子的選擇。

說服妻子孫濤，張雷最終用了一句掏心窩子的話：“人生就這麼幾十年，我出站都32歲了，如果60歲退休的話，能幹多少年？爲什麼不能幹我喜歡的事？”

讀書時的張雷。

博士後“根本不夠用”

“落差，剛參加工作時多少會有些吧？”記者試探着問。

“你指什麼落差呢？”張雷滿臉認真。

“就是學的知識可能用不上？”

“不是用不上，是根本不夠用。”

在張雷看來，交警，尤其是事故鑑定科交警，被誤解太深。“比起（處理）刑事案，很多人覺得交通事故很low，很簡單。其實刑事案往往有前因後果，可以推理，但交通案都是偶發的。且刑事案案發現場可以保留供反覆偵查，交通事故不一樣，你說北京五環路上發生一起交通事故，爲了鑑定，封路一個月，可能嗎？！”

交管局在有些人眼裏“廟很小”，但做事故鑑定的門檻可不低。

張雷舉例。比如，一輛貨車正常行駛，旁邊一輛人力三輪車突然斜插着撞了上來，人死了，什麼原因？經過檢查，三輪車的後軸斷了。“到底是車軸先斷了然後引發事故？還是先發生了事故然後導致車軸斷裂？順序不同直接導致事故責任完全不同。誒，這裏就需要用到斷裂力學的知識。”

再比如，一輛汽車出了事故，車裏4人無一倖存，而且被全部甩出車外後以“疊羅漢”的形狀倒地。“究竟誰是司機？需要通過血跡形態進行分析，就要用到流體力學知識。”

這些都是張雷經手的真實案例。

空氣動力學、材料力學、工程力學、汽車理論、汽車構造、可靠性理論……張雷的知識儲備不僅全能派上用場，有時還捉襟見肘。法醫相關的醫學知識，道路交通法相關的法律知識，人、車、路、環境、管理，方方面面都要涉獵。

他甚至冒出過重回學校攻讀法律專業的念頭，奈何時間不允許，“只能在實踐中通過案子惡補，哪不行，趕緊學”。

　張雷向記者展示出警時攜帶的工具箱。侯欣穎/攝

張雷和清華大學的專家們曾專門做過交通擁堵經濟損失評估。有一起車禍，五環路上三條車道佔了一條半，從早上7點案發，到下午6點才恢復通行。“造成多少社會經濟損失，你知道嗎？400萬元啊！”數字擺在面前，人們才能理解“事故快清快處”的重要性。

爲提高效率，張雷從測繪照相技術中獲得靈感，帶領團隊研發設計了可以摺疊、便於隨身攜帶的標尺。

尺子放到路面痕跡附近，相機按角度拍完照片，藉助他們開發的“道路交通事故快速處置系統”，就能自動生成痕跡數據和現場圖。之前要1小時的復勘工作，藉助這套系統，10分鐘就搞定了。2011年，該項科研成果榮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

此前復勘事故現場，張雷和同事要用捲尺測量、記錄每一處痕跡，耗時又耗力。

在另一起事故中，一輛英菲尼迪撞上前方等紅燈的菲亞特轎車後，又撞上了公交車，傷亡慘重。撞車瞬間，英菲尼迪的車速並不慢，可它究竟有多快？張雷根據監控錄像對車速進行鑑定，5個小時後得出鑑定結果：肇事車輛車速在110.6—121.7公里/小時，遠超70公里的限速。

沒有人知道，5個小時裏，張雷還用另外兩種方法佐證了結果，即車輛塑形變形法和輪胎印跡計算法。“算一遍很快，但是按照我的習慣，會至少重複做兩至三遍，且要有佐證。”

在此案的基礎上，張雷將鑑定方法進行固化，主持制定了公共安全行業標準《基於視頻圖像的車輛行駛速度技術鑑定》，並於2014年正式頒佈實施，成爲全國交通事故車速鑑定的主要方法。

就在這項“車速技術鑑定標準”頒佈當年，張雷確診肺癌。

“害怕他站到聚光燈下”

這一次得知丈夫突然“走紅”，妻子孫濤第一反應是心裏咯噔了一下，“那根弦突然繃緊了”。

張雷查出癌症後，就像一個工作狂突然踩了剎車，治病、休養，整個人節奏放緩了幾年。“我有點害怕他站到聚光燈下，我太瞭解他了，爲了對得起大家的關注，他又要把自己的發條擰得死死的。”孫濤說。

那幾年的張雷，把一腔熱血和全部時間都用在了工作上。

張雷的同事回憶：“雷哥經常在單位忙到半夜，最長一個多月都沒有回過家，白天出現場、檢驗鑑定，晚上起草行業標準、申報科研課題，忙得腳不沾地。”

張雷有多拼，孫濤的感知度更高。

爲了方便孩子上學，那些年，他們搬了大大小小6次家。有一次，張雷在單位連着加班幾天，走的時候在原來的房子，回來時家已經搬走了。孫濤給他發了新家位置，他到了沒鑰匙，還得孫濤下樓幫他開樓門。

張雷39歲就得了癌症，孫濤心裏一直內疚。“我作爲妻子沒有提醒他呀！該回家得回家，該睡覺得睡覺，該休息得休息，對吧？你不能工作狂到那種地步。但我那時一門心思覺得，他到交管局就是想幹出些成績的。我既然選擇支持他去，他加班我就從沒攔過。”

不僅是妻子孫濤，那幾年，整個家都在“挺”張雷。

張雷的岳父岳母在北京幫忙帶孩子。有一次，張雷連着3個星期沒回家，老爺子着急了，發話：“孫濤，你帶着孩子去單位看看張雷，省得他擔心。”聽到這話，孫濤哭笑不得，“不挑女婿的理，倒還幫他考慮”。

　工作中的張雷。

確診之前，張雷不是沒有感知，“有時會突然揪心地疼一下”。“當時那種工作狀態，我自己也知道肯定會生病，但就覺得，過去這段就好了。”

2014年7月15日，孫濤一直記得那個日子。兩人拿着CT報告，坐電梯上樓看醫生。孫濤的腿一直抖，眼淚嘩嘩地往外流。張雷攙着她，“沒事，不一定是呢”。可孫濤心裏清楚，診斷結果上壓根沒寫“疑似”，直接斷定是惡性，“腫瘤挺大的，有3×4×5cm左右”。

好在癌細胞沒有轉移，手術切掉1/3的肺，加上化療，張雷沒有性命之憂。

張雷住院期間，孫濤每天從南五環下班後，開車回北五環家裏拿上母親做的飯，馬不停蹄再去東五環的醫院，陪牀一晚上，第二天一早繼續去上班。

孫濤比張雷小6歲。當初爲了不坐班方便照顧老人和孩子，她放棄了畢業留在大學任教的機會，去大興的一箇中專當了老師。張雷選工作時的軸勁兒，就跟選老婆時一樣。當初張雷的母親不同意他們的婚事，張雷硬是擰了一年多，“就認準了，誰也勸不了”。

“喜歡攝影？那就去做”

我們提出去張雷家裏坐坐。他搭上記者的車，後排落座，麻利地繫上安全帶。“你知道北京每天大大小小的交通事故有多少起嗎？多少人因爲沒系安全帶喪命？看到過數字，你肯定不會再忘系安全帶了。”

張雷的家在北五環的一個小區。他給記者展示剛上幼兒園大班的女兒的繪畫作品，“這可不是照着畫的，原創”。老父親的小傲嬌瀰漫整個屋子。

張雷向記者展示女兒的繪畫作品。侯欣穎/攝

張雷2014年確診癌症時，妻子孫濤剛懷上二胎幾個月，最後孩子沒能保住。等張雷病好了，孫濤提出再要一個孩子，於是有了小女兒。

現在，張雷把所有的休息時間幾乎都給了女兒。孫濤也明顯看出了變化：“反正老大的時候，他幾乎沒有參與。老大的幼兒園、小學、初中門朝哪開，他估計都不知道，壓根沒去過。”

張雷手機裏幾乎都是女兒的照片。侯欣穎/攝

每年進入7月，張雷複查前後，家裏氛圍就變了。所有人把焦慮揣在心裏，表面上雲淡風輕。孫濤去拿結果，“真的，就像開獎一樣”。“醫生每次都讓我轉告他，好好生活，然後纔是好好工作，但他還是容易弄反。”

單位領導照顧張雷，不是緊急案子，不會喊他加班。有一次，一個棘手的案子，他連續熬了幾天幾夜，孫濤坐不住了。“我琢磨了好幾天，知道跟張雷說也沒用，就聯繫了他們單位領導。話說得也很委婉：張雷剛化療結束，還在喫中藥調理，您看能不能稍微緩緩，這個案子多給一些期限。”

張雷知道了，回家衝着孫濤劈頭蓋臉一頓罵。“虧你還是黨員，怎麼一點覺悟都沒有？你生活上有什麼困難嗎？也沒有吧，怎麼能直接干涉我的工作！”

想讓張雷停下來有點難，因爲生病耽誤的工作，他都想補回來。

他們研發的尺子和“快處系統”亟待更新。尺子只能保證30米的區域，場景太大，就得分段拍照再拼接，但把尺寸加大，又不方便攜帶，“得想個辦法”。操作系統麻煩也不小。“我病好回來後，一問，負責系統的軟件公司經營不善，做不下去了。可全國好多地方還在問：電腦重裝了，系統卡頓了，給升級一下吧……”

還有他正在參與的自動駕駛相關的交規制定，都是等不了的事。

張雷說，等手上的基礎工作弄完了，團隊建起來後，這些活都得重新張羅起來，“時間不夠用，就一件一件來”。

　工作中的張雷。

張雷的兒子今年讀高三，可遇到物理難題，卻從來不請教他的博士後老爸，“別人家的爸爸都是教授呢”。這次張雷小火一把後，兒子也開始重新審視他這個交警爸爸。

父子倆促膝長談了一次。張雷說：“你考哪個大學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給自己定位一下，到底想幹什麼。喜歡攝影？那就去做，沒問題的。”

來源：環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