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管濤

近年來，在全球供應鏈重塑、地緣政治風險加劇及綠色能源轉型等背景下，美國政府接連推出三大法案，財政大幅擴張旨在重振美國製造業。這既符合帶動社會投資、創造更多就業的經濟訴求，也符合當前大國博弈背景下追求供應鏈安全自主的政治訴求。

看似一舉多得的美國再工業化計劃獲得美國國內衆多擁護和追捧，也成爲“拜登經濟學”的重要主張之一。美國製造業迴流現狀如何，對美國經濟的影響是否已經顯現，本文擬通過分析三組數據對此進行探討。

三大法案推動下美國製造業建造支出快速增長

2021年以來，美國政府通過了多個財政刺激法案。從2021年3月的《美國救助計劃法案》（1.9萬億美元）、同年11月的《基礎設施投資和就業法案》（1.2萬億美元），再到2022年8月的《芯片和科學法案》（2800億美元）以及《通貨膨脹削減法案》（7830億美元），四大法案的合計預算規模超過4.2萬億美元，佔到2022年美國名義GDP的16.2%。

如果說《美國救助計劃法案》更側重於疫情之下的臨時救助，後三大法案則更加着眼於在中長期吸引美國製造業迴流，並且帶有濃厚的產業政策色彩。拜登政府希望利用政府投資實現帶動民間投資、製造就業機會，提升能源和半導體等關鍵產業的安全自主性，同時加快推進能源轉型。

受此推動，2022年以來美國建造支出迅速增長。據美國商務部普查局統計，2023年9月，美國建造支出季調折年數19965億美元，同比增長8.7%。分部門來看，私人部門建造支出15559億美元，增長6.9%；政府部門建造支出4406億美元，增長15.5%。分行業來看，製造業支出大幅增加爲主要貢獻項，製造業支出1989億美元，增長61.9%，貢獻了同期建造業支出增長的48%，自2023年初以來月度同比增速持續高於60%。

此外，基建相關的多個行業建造支出均實現兩位數的同比增速。9月份，能源、公路和街道及供水相關行業分別增長15.6%、10.4%和20.0%，三者合計貢獻了建造業增長的22.9%。值得指出的是，該數據口徑統計的是名義支出。據美國財政部研究測算，即便剔除了通脹影響，2023年美國實際製造業建造支出仍較2021年末翻了一倍還多。

進一步拆解制造業細分行業來看，計算機、電子及電氣行業是製造業建造支出大幅增加的主要貢獻。9月份，該行業建造支出爲1126億美元，同比增長1.4倍，佔到製造業建造支出同比增加額的79.4%。這可能與美國《芯片和科學法案》的實行有關。該法案規定，未來十年美國將支出2800億美元，其中2000億美元將用於科學研發和商業化，527億美元用於半導體制造、研發和人才培養，另外還有240億美元用於芯片生產稅收抵免，30億美元用於針對尖端技術和無線供應鏈的項目。據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介紹，自《芯片和科學法案》通過以來，美國已有68個半導體生態系統項目宣佈開始建設，22個州宣佈將投資2190億美元以提高國內芯片製造能力。

不過，儘管製造業建造支出呈現井噴式增長，工業產能有所增加，但目前尚未轉化爲產值。根據美聯儲編制的工業產能（最大產出）和工業生產（實際產出）指數，2023年10月，美國工業產能總指數同比增長1.5%，其中製造業產能同比增長1.3%，爲連續17個月同比正增長。從具體行業來看，計算機和電子產品、電力和燃氣公用事業分別增長5.2%和3.5%，採礦業下降0.2%。

與之相對，同期工業生產總指數下降0.7%，連續兩個月同比下降。其中，製造業下降1.7%，爲連續八個月同比負增長。從具體行業來看，計算機和電子產品、採礦業、電力和燃氣公用事業分別增長5.5%、2.2%和2.9%。

工業產能小幅擴張，實際產出小幅下降，可能部分解釋了爲何美國建造支出快速增加，但美國製造業PMI指數一年多來持續位於收縮區間，11月份美國供應管理協會（ISM）製造業PMI爲46.7%，與上月持平。一方面，從建造支出擴張、投資增加到建成投產、批量生產存在時間差；另一方面，工業產能擴張主要反映政府投資增加對供給端的影響，而工業產出則更加反映需求端。由於美聯儲大幅加息，美國利率快速升高，同時薪資增速處於高位，新增產能的企業短期借款和人工等營運成本較高，擴產意願不強。

美國製造業支出增加對新增就業拉動有限

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等發達國家將傳統制造業轉移至成本更加低廉的發展中國家，去工業化進程推進，發達國家的製造業佔經濟比重逐漸下降。1970年~2022年，美國製造業增加值佔GDP比重由22.7%降至10.3%，製造業就業佔總非農就業人數之比由24.5%降至8.4%。服務業逐漸成爲美國經濟和就業的主要支柱，其增加值佔GDP比重由66.3%升至80.9%，就業人數佔比69.4%升至86.1%。

儘管2022年初以來，美聯儲激進緊縮對抗通脹，但美國勞動力市場韌性十足，失業率創下50多年以來新低，非農就業連續超預期。有觀點將此歸功於美國製造業迴流創造了更多就業崗位。實際情況是，2022年初至2023年10月，美國非農新增就業累計718.1萬人，其中，私人部門服務業新增就業546.3萬人，佔同期非農新增就業的76.1%，製造業新增就業僅爲37.6萬人，佔同期非農新增就業的5.2%。從職位空缺數來看，同期美國職位空缺數月均爲1054.8萬人，其中，私人部門服務業月均空缺832.3萬人，佔到總空缺數的78.9%；製造業月均空缺76.2萬人，佔到總空缺數的7.2%。

從勞動力薪資來看，疫情後美國服務業薪資高於傳統制造業，製造業對於勞動力吸引程度下降。2019年初起，美國私人非農企業服務生產平均時薪已超過製造業，而疫情後服務業勞動力短缺伴隨着通脹上行，服務業與製造業薪資差距進一步拉大。製造業薪資相對較低對於生產方來說固然可以降低生產成本，但對就業者來說，服務業崗位空缺更多且薪資較高，有更高的議價權。更何況部分基礎性服務業對於工作技能的門檻較低，而部分製造業工作則需要更爲專業的訓練和經驗。

此外，美國的勞動力薪資遠高於全球平均水平，製造業迴流可能意味着美國消費者將承擔更高的成本。國際勞工組織（ILO）數據顯示，2022年全球153個國家或地區全部行業和製造業平均月薪爲1292和1095美元，而美國則分別爲4844和5458美元，爲全球平均水平的3.7倍和5倍。

美國的商品出口市場份額並未出現上升

從國際視角看，衡量美國製造業迴流的影響需要觀察是否提升了美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貿易數據，2020年~2022年美國商品出口市場份額平均爲8.1%，較2015~2019年均值下降0.7個百分點，其中10類商品子項中僅有燃料和採礦產品的出口市場份額上升1.8個百分點，其他9類商品出口份額均出現不同程度下降。

這與美國近年來採礦業和能源業產能擴張，從能源淨進口國變爲能源淨出口國有關。2022年美國出口前三位的產品分別爲精煉油、原油和天然氣，三者合計3595億美元，佔到當年美國出口總金額的12%。從最新的數據來看，2023年上半年，美國商品出口市場份額爲8.5%，雖然較2022年同期上升0.3個百分點，但較2015年~2019年同期水平低了0.4個百分點。

作爲熱議的近岸貿易、友岸外包目的地，東盟五國+印度+越南出口份額的確有所上升，2020年~2022年均值較疫情前五年趨勢值上升0.5個百分點。分產品來看，鋼鐵、辦公和電信設備出口份額上升較多，分別爲4.8個和2.6個百分點。相較而言，墨西哥的出口份額則略降0.03個百分點，分產品來看，農產品和運輸設備上升較多，分別爲0.3個和0.6個百分點。

同期，中國出口市場份額均值較2015年~2019年上升1.6個百分點，高於東南亞主要國家的升幅。分產品來看，紡織品出口份額上升較多，爲2.8個百分點，服裝出口份額下降較多，爲2.4個百分點。這或是因爲中國加大了中間品的生產，同時將最終商品生產轉移至部分東南亞國家。

綜上，結合建造業支出、就業和出口市場份額三組數據看，美國製造業迴流趨勢初現端倪，但後續的關鍵是能否轉化成有效產值，帶動相關就業並提升美國製造業競爭力。同時，2024年美國大選之後，拜登政府能否連任也將影響相關產業投資的連續性。如果相關製造業投資僅是政治主張推動下的“一廂情願”，並不能有效拉動就業、產生經濟效益，反倒是美國消費者需要承擔更高的成本，通脹面臨上行壓力使得利率維持高位，政府財政負擔將進一步加大。

此外，美國三大法案的推出意味着產業政策的使用更加頻繁，其他發達國家也有效仿之勢。經濟學界向來對於產業政策的好壞及有效性分歧較大：支持方認爲產業政策有助於扶持新興行業、加速培育行業龍頭；反對方認爲政府幹預手段增加會導致市場扭曲、產生負外部性和對其他行業產生擠出效應。不過，若產業政策披上了政治主張的外衣，可能不僅僅侷限於經濟層面的成本收益計算，供應鏈安全、國家競爭力等非經濟訴求才是產業政策推出與否的主要考量。

（作者系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