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从德国政府这两年公布的举措来说，内容不少、目标定雄伟，措施都是重大转型，触发了外界非常高的期望，但效果有些“雷声大雨点小”。

两年前的12月8日，德国总理朔尔茨与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正式交接，领导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联合组成的“交通灯”政府，开启“后默克尔时代”。两年过去了，如今迎接朔尔茨的是经济通胀、能源危机以及一份又一份差强人意的民调。

12月7日，也就是联合政府执政2周年的前一天，民调机构YouGov新鲜出炉的民调显示，约74%的受访者认为朔尔茨表现不佳，只有20%的受访者认可他的表现。对于整个联合政府，73%的受访者表示不满，而只有22%的受访者表示满意。这是自2021年12月8日联合政府正式上台以来最糟糕的统计。此次调查于12月1日至6日进行，2119名受访者参与。

其实，这已不是第一份对朔尔茨领导下的联合政府拉响预警的民调。今年以来，Forsa民调、INSA舆情研究所等为德国媒体进行的民调结果均显示德国民众对联合政府的执政不满，甚至将2025年大选提前的呼声也不绝于耳。

在“后默克尔时代”，德国究竟发生了何种变革？

雷声大雨点小的“时代转折”应对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还记得，2年前上台伊始的朔尔茨政府一度雄心勃勃，希望在“后默克尔时代”大施手脚，但是几个月后（2022年2月底）猝不及防的俄乌冲突打乱了德国政府的议程，“正如朔尔茨本人在俄乌冲突爆发3天后发表的‘时代转折’演说中所提及的，后续德国政府开启了一系列围绕‘时代转折’的应对”。

在郑春荣看来，朔尔茨所谓的“时代转折”有两层含义，首先是德国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其次是德国政府应对当前时代变化采取的措施，“我们现在强调更多的是第二种意义的‘时代转折’，即政府如何采取措施应对内外环境的变化。”郑春荣说道，“如果仅从德国政府这两年公布的举措来说，内容的确不少，目标定得非常雄伟，措施都是重大转型，触发了外界非常高的期望，但效果差强人意，所以有些‘雷声大雨点小’。”

回溯过去两年，同济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德国蓝皮书：德国发展报告（2023）》显示，“交通灯”联合政府面临多重危机和内外矛盾，联合政府施政第一年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是罕见的，这迫使联邦政府将运作转入危机模式。

在一系列“时代转折”中，最受关注的便是德国在国防领域的调整。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久，朔尔茨便作出重大承诺——“即日起”把国防预算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这一承诺也被写入了今年6月德国政府首次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即“未来五年内实现平均每年国防开支占GDP 2%”。

让郑春荣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德国政府在气候、产业政策方面等的大调整，“其实德国的‘时代转折政策’已覆盖至各个领域。最明显的就是新近出台的德国时代转折下的产业政策。在时代转折大背景下，全球的产业竞争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本身，而是带有更多地缘政治意味。德国政府得出的结论是，德国必须保持其工业区位的优势，这是德国立国之本。”

在能源方面，郑春荣认为，德国已从去年最艰难的“缺气时刻”挺过来了，当然代价是成本激增。“德国民众期望政府能更好地应对没有俄罗斯天然气的当前，比如能源价格更低，企业生产成本保持在低位等。但目前看来德国政府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这不能仅怪罪于朔尔茨，一方面德国政府内部也有矛盾，另一方面也是国际形势导致，很多国家都在争夺俄罗斯之外的天然气。”

蓝皮书认为，2022年，德国朔尔茨政府对能源与气候政策的调整整体上呈现出以危机措施、中短期紧急应对政策为主导的特点。调整初具成效，德国暂时克服了能源价格飙升带来的能源危机，但是，对俄罗斯制裁的反噬效应已经折射出德国社会矛盾丛生、民众不满情绪高涨的现状，这也让德国面临越来越大的社会动荡风险，并对德国政治产生深层影响；在政党政治层面，右翼民粹主义出现回潮；在政策层面，社会动荡助推德国政府加速社会纾困计划的制定。德国社会动荡的未来走势取决于乌克兰危机局势和能源危机的发展，以及政府救助计划能否真正满足底层民众的需求。

能源问题致欧洲经济领头羊失速

今年以来不断出炉的数据显示，昔日“欧洲火车头”之称的德国经济有些黯然失色。德国联邦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比第二季度下降0.1%，比去年则下降0.8%。11月20日，德国央行发布的月度经济报告预测，德国经济第四季度可能再次萎缩。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此前的预测，德国将是今年唯一一个经济衰退的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

对此，郑春荣告诉第一财经，能源问题依旧是德国经济疲软的罪魁祸首，此外还有由此引发的德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的问题，他分析：“德国比较迟滞的结构转型，尤其是数字化转型落后，使得德国在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领域落后。同时，德国与欧洲历来的产业优势惯性，使得它们固守优势集聚的传统行业，未能更多投资于新兴领域。其实德国政界也在批评企业过于守旧，没有更多的革新。”

此外，郑春荣认为，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德国整个经济发展与全球宏观经济环境息息相关，“尽管现在德国也意识到要加大内需，但很难实现。因此出口还是非常重要。”他说，不过当前全球碎片化的趋势还在涌动，使得整个产业链、供应链变得越来越小，德国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可能会选择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使得德国与海外市场的贸易萎缩。

根据慕尼黑Ifo研究所的分析，实施“回岸外包”将导致德国GDP下降9.68%，实施“近岸外包”将使德国GDP下降4.17%。

有远虑也有近忧。对于德国政府而言，当前最棘手的挑战便是一笔600亿欧元防疫基金的去向。德国财政部在11月20日冻结了未来几乎全部的财政支出计划，使得朔尔茨政府在年末陷入了意想不到的财政危机。

郑春荣告诉第一财经，对于德国政府这算是一次挺严重的事件。“新冠疫情基金是之前就设立好的，可以授权做紧急的贷款。现在疫情过去后，联合政府就在动脑筋，想把其中剩下的授权贷款投入到气候转型的基金中，主要投资绿色转型相关的领域。德国政府本来已经做了相应的预算，一些投资已经启动。还有一部分没有启动，但也做了规划。”他分析道，“现在突然间，这笔转移资金被联邦宪法法院判决违宪，导致德国联合政府的预算一下子出现了600亿的资金缺口。而三党联合政府对于如何填补缺口产生了矛盾。一旦找不到开源的方式，可能会对德国原来计划中的，尤其是绿色转型的项目产生影响，导致整个德国的绿色转型可能不及预期。”目前，这笔基金引发的争议还在德国政府内继续发酵。

德国电视一台（ARD）最新公布民调还显示，假设当前就举行联邦议院选举，朔尔茨所在社民党将获得14%的选票，联合执政中的绿党将获得15%的支持率，自民党甚至无法达到进入联邦议院门槛所需的5%；而此前默克尔隶属的联盟党将以32%得票率强势回归，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仍将以21%的优势位居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