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僅從德國政府這兩年公佈的舉措來說，內容不少、目標定雄偉，措施都是重大轉型，觸發了外界非常高的期望，但效果有些“雷聲大雨點小”。

兩年前的12月8日，德國總理朔爾茨與德國前總理默克爾正式交接，領導由社民黨、綠黨和自民黨聯合組成的“交通燈”政府，開啓“後默克爾時代”。兩年過去了，如今迎接朔爾茨的是經濟通脹、能源危機以及一份又一份差強人意的民調。

12月7日，也就是聯合政府執政2週年的前一天，民調機構YouGov新鮮出爐的民調顯示，約74%的受訪者認爲朔爾茨表現不佳，只有20%的受訪者認可他的表現。對於整個聯合政府，73%的受訪者表示不滿，而只有22%的受訪者表示滿意。這是自2021年12月8日聯合政府正式上臺以來最糟糕的統計。此次調查於12月1日至6日進行，2119名受訪者參與。

其實，這已不是第一份對朔爾茨領導下的聯合政府拉響預警的民調。今年以來，Forsa民調、INSA輿情研究所等爲德國媒體進行的民調結果均顯示德國民衆對聯合政府的執政不滿，甚至將2025年大選提前的呼聲也不絕於耳。

在“後默克爾時代”，德國究竟發生了何種變革？

雷聲大雨點小的“時代轉折”應對

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主任鄭春榮還記得，2年前上臺伊始的朔爾茨政府一度雄心勃勃，希望在“後默克爾時代”大施手腳，但是幾個月後（2022年2月底）猝不及防的俄烏衝突打亂了德國政府的議程，“正如朔爾茨本人在俄烏衝突爆發3天后發表的‘時代轉折’演說中所提及的，後續德國政府開啓了一系列圍繞‘時代轉折’的應對”。

在鄭春榮看來，朔爾茨所謂的“時代轉折”有兩層含義，首先是德國外部環境發生變化，其次是德國政府應對當前時代變化採取的措施，“我們現在強調更多的是第二種意義的‘時代轉折’，即政府如何採取措施應對內外環境的變化。”鄭春榮說道，“如果僅從德國政府這兩年公佈的舉措來說，內容的確不少，目標定得非常雄偉，措施都是重大轉型，觸發了外界非常高的期望，但效果差強人意，所以有些‘雷聲大雨點小’。”

回溯過去兩年，同濟大學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佈的《德國藍皮書：德國發展報告（2023）》顯示，“交通燈”聯合政府面臨多重危機和內外矛盾，聯合政府施政第一年的複雜性和艱鉅性是罕見的，這迫使聯邦政府將運作轉入危機模式。

在一系列“時代轉折”中，最受關注的便是德國在國防領域的調整。俄烏衝突爆發後不久，朔爾茨便作出重大承諾——“即日起”把國防預算提高到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這一承諾也被寫入了今年6月德國政府首次發佈的《國家安全戰略》，即“未來五年內實現平均每年國防開支佔GDP 2%”。

讓鄭春榮印象比較深的還有德國政府在氣候、產業政策方面等的大調整，“其實德國的‘時代轉折政策’已覆蓋至各個領域。最明顯的就是新近出臺的德國時代轉折下的產業政策。在時代轉折大背景下，全球的產業競爭已不再是單純的經濟本身，而是帶有更多地緣政治意味。德國政府得出的結論是，德國必須保持其工業區位的優勢，這是德國立國之本。”

在能源方面，鄭春榮認爲，德國已從去年最艱難的“缺氣時刻”挺過來了，當然代價是成本激增。“德國民衆期望政府能更好地應對沒有俄羅斯天然氣的當前，比如能源價格更低，企業生產成本保持在低位等。但目前看來德國政府在這方面做得還不夠。這不能僅怪罪於朔爾茨，一方面德國政府內部也有矛盾，另一方面也是國際形勢導致，很多國家都在爭奪俄羅斯之外的天然氣。”

藍皮書認爲，2022年，德國朔爾茨政府對能源與氣候政策的調整整體上呈現出以危機措施、中短期緊急應對政策爲主導的特點。調整初具成效，德國暫時克服了能源價格飆升帶來的能源危機，但是，對俄羅斯制裁的反噬效應已經摺射出德國社會矛盾叢生、民衆不滿情緒高漲的現狀，這也讓德國面臨越來越大的社會動盪風險，並對德國政治產生深層影響；在政黨政治層面，右翼民粹主義出現回潮；在政策層面，社會動盪助推德國政府加速社會紓困計劃的制定。德國社會動盪的未來走勢取決於烏克蘭危機局勢和能源危機的發展，以及政府救助計劃能否真正滿足底層民衆的需求。

能源問題致歐洲經濟領頭羊失速

今年以來不斷出爐的數據顯示，昔日“歐洲火車頭”之稱的德國經濟有些黯然失色。德國聯邦統計局日前公佈的數據顯示，該國第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比第二季度下降0.1%，比去年則下降0.8%。11月20日，德國央行發佈的月度經濟報告預測，德國經濟第四季度可能再次萎縮。而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此前的預測，德國將是今年唯一一個經濟衰退的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

對此，鄭春榮告訴第一財經，能源問題依舊是德國經濟疲軟的罪魁禍首，此外還有由此引發的德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下降的問題，他分析：“德國比較遲滯的結構轉型，尤其是數字化轉型落後，使得德國在人工智能等高新技術領域落後。同時，德國與歐洲歷來的產業優勢慣性，使得它們固守優勢集聚的傳統行業，未能更多投資於新興領域。其實德國政界也在批評企業過於守舊，沒有更多的革新。”

此外，鄭春榮認爲，作爲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德國整個經濟發展與全球宏觀經濟環境息息相關，“儘管現在德國也意識到要加大內需，但很難實現。因此出口還是非常重要。”他說，不過當前全球碎片化的趨勢還在湧動，使得整個產業鏈、供應鏈變得越來越小，德國出於地緣政治的考量，可能會選擇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使得德國與海外市場的貿易萎縮。

根據慕尼黑Ifo研究所的分析，實施“回岸外包”將導致德國GDP下降9.68%，實施“近岸外包”將使德國GDP下降4.17%。

有遠慮也有近憂。對於德國政府而言，當前最棘手的挑戰便是一筆600億歐元防疫基金的去向。德國財政部在11月20日凍結了未來幾乎全部的財政支出計劃，使得朔爾茨政府在年末陷入了意想不到的財政危機。

鄭春榮告訴第一財經，對於德國政府這算是一次挺嚴重的事件。“新冠疫情基金是之前就設立好的，可以授權做緊急的貸款。現在疫情過去後，聯合政府就在動腦筋，想把其中剩下的授權貸款投入到氣候轉型的基金中，主要投資綠色轉型相關的領域。德國政府本來已經做了相應的預算，一些投資已經啓動。還有一部分沒有啓動，但也做了規劃。”他分析道，“現在突然間，這筆轉移資金被聯邦憲法法院判決違憲，導致德國聯合政府的預算一下子出現了600億的資金缺口。而三黨聯合政府對於如何填補缺口產生了矛盾。一旦找不到開源的方式，可能會對德國原來計劃中的，尤其是綠色轉型的項目產生影響，導致整個德國的綠色轉型可能不及預期。”目前，這筆基金引發的爭議還在德國政府內繼續發酵。

德國電視一臺（ARD）最新公佈民調還顯示，假設當前就舉行聯邦議院選舉，朔爾茨所在社民黨將獲得14%的選票，聯合執政中的綠黨將獲得15%的支持率，自民黨甚至無法達到進入聯邦議院門檻所需的5%；而此前默克爾隸屬的聯盟黨將以32%得票率強勢迴歸，右翼的德國選擇黨（AfD）仍將以21%的優勢位居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