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張銳

來源： 國際金融報

繼今年首季交出了2.7%的增長成績單，第二季度日本經濟繼續發力，GDP增速達到4.8%。然而，正當“日本已經走出‘失去的30年’”的聲音逐漸泛起時，三季度日本GDP斷崖下跌2.1%猶如當頭棒喝，日本內閣府隨後調降GDP增速預期，並警告第四季度經濟還會再次萎縮。從高光時段的狂熱到至暗乍起的憂慮，從熱熱鬧鬧的年初開局到漸行漸弱的年終結局，2023年的日本經濟在大起大落的跌宕行情中留下了一段刻度匪淺的印記，導致增長失去穩定性與連續性的諸多矛盾也逐漸顯現出來。

內需表現沉悶與外需相對活躍

不同於GDP在2023年第二與第三兩個季度表現爲前升後降的反差格局，作爲日本經濟微觀層面的家庭消費需求卻在第二季度提前轉負，緊接着，第三季度再度環比下降0.04%， 拉低經濟增幅0.4個百分點。消費萎縮的同時，企業投資也是連續下滑，二三兩個季度的企業資本支出分別遞減1%與0.6%，這一結果與日本央行所做的2023財年所有規模產業的資本投資計劃將同比增長13.3%的預測形成天壤之別。

的確，日本勞動者的工資在去年普增之後今年又創出了30年來最高漲薪水平，可薪水的上漲幅度怎麼也趕不上日元貶值與物價上漲的速度，至今實際工資水平超20個月的連續下滑不能不令居民消費偏好嚴重受損。企業投資方面，日元的疲軟不斷推高企業進口成本，且通脹水平的連續走高主要由進口產品價格的上漲所推動，而不是來自於國內消費需求的拉昇，企業不僅不能分享到物價帶來的利潤增升紅利，反而不得不承受成本增升的痛苦，最終只能作出削減投資的相機抉擇。

但是，作爲外需核心動能的日本出口表現卻較爲活躍。統計數據顯示，除了7月和8月兩個月出口小幅回調外，今年截至目前，日本出口均是連月飄紅，且至2023財年上半年結束時，日本還錄得624億日元的貿易順差，逆差規模也是連續5個季度遞減，同比下降75.1%。正是如此，日本2023年前兩個季度的經濟增長主要由出口貢獻，即便三季度出口有所收斂，但對GDP的下拉力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然而，畢竟內需對經濟增長的支撐力度超過六成比重，出口的貢獻能量最多也只兩成左右，更重要的是，日本出口的增長主要是由日元貶值以及國際大宗商商品價格回落等階段性因素引起，同時出口額提升也是在進口額不斷減少的非良性狀態中實現的，可全球經濟的復甦進程並不十分穩定，尤其是與日本出口緊密相關的美國與歐洲經濟前景更是充滿許多不確定性，外需之力顯然不可以支撐日本經濟行穩致遠。

製造業萎靡與服務業景氣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與服務業PMI是衡量經濟擴張程度的兩大核心指標。數據顯示，至11月份，日本製造業PMI已經在榮枯線50之下掙扎了半年之久，受到影響，編制PMI指數的標普全球市場情報公司強調，日本私營企業的活動在2023年第四季度將繼續停滯不前。不過，與製造業PMI持續低迷完全不同，日本服務業PMI卻較爲活躍。在今年3月份創下55.0這一超9年來的最快升速後，服務業PMI一直保持在枯榮線的上方，其中11月的讀數爲51.7，顯示行業仍處溫和擴張狀態。

除了前述的日元貶值導致的進口成本增升從而令製造業承壓之外，勞動力成本的上漲也是日本製造業未能釋放出高位景氣度的重要原因。目前，企業員工拿到手的工資的確多了不少，但其實能夠痛快漲薪的金主基本上都是大企業，爲數衆多的日本中小企業因實力不濟只能被無奈地裹進漲薪節奏中。目前日本各行業面臨着十年來最嚴重的人手短缺，對於中小製造企業來說，薪資上漲幅過小，不僅招不到所需的員工，還面臨着人才流失的壓力，倒逼之下只能硬着頭皮加薪，勞動力成本因此顯著增加，同時對設備投資形成“擠出效應”。 從外部因素看，目前日本製造業遭到了美國、中國與德國等國家的強勁競爭，尤其是在當前的數字化、智能化時代，日本製造業更是因爲創新不足而落人之後，全球獨角獸企業的恢弘陣營里美國和中國獨佔鰲頭，而日本企業乏善可陳。

就服務業而言，年度表現持續亮眼首先應當歸結於日本股市的繁榮帶動了整個金融服務活動的井噴，但對服務業做出最大貢獻的則是旅遊業。據日本觀光廳的統計數據，2023年前10月，旅日海外遊客總數達到1989萬人，同比增長10倍之多。受到影響，東京迪斯尼樂園年度純利潤創下開園40年來的最高額度，同期JR東日本、JR東海等三大鐵路公司的純利潤勁翻2倍，全日航空公司的純利潤更是猛增4.8倍，許多百貨公司的業績改善程度均超3倍以上。

服務業在日本GDP中佔比近六成，其強勁之勢無疑捍衛了日本經濟的正增長狀態，只是行業擴張目前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階段性或者外部性力量，自然存在着許多不確定性。雖然製造業對日本經濟的貢獻值只有20%，但若長期衰弱，勢必拉低綜合PMI水平，同時更應看到，受到製造業疲弱的影響，日本GDP的潛在增速已經從20年前的4.5%下降到目前的0.03%，降幅居G7國家之首，這種態勢如果持續下去，日本經濟很難脫離低速徘徊的軌道。

短期刺激與長期約束

爲應對持續低迷的國內需求並進一步激發消費，岸田文雄政府近日推出了規模爲17 萬億日元的經濟刺激計劃，該計劃首先在今年內向低收入家庭發放7萬日元的補助金，總支出額度達到1.1萬億日元，其次是自明年6月開始以納稅者本人和撫養家屬爲對象，每人減免3萬日元所得稅和1萬日元居民稅，整體減稅規模約3.6萬億日元。與此同時，日本政府另投入8000億日元，用於延長髮放補貼至2024年4月底，來抑制油價和水電費支出。爲確保以上費用落到實處，日本政府已在2023財年中追加了13.1萬億日元的預算。

按照日本內閣府的估計，新刺激計劃將在未來三年內每年推動經濟增長1.2%，但值得注意的是，泡沫經濟破滅以後日本政府其實一直沒有放棄對經濟增長的刺激，僅寬鬆貨幣政策就持續了長達22年，期間日本財政部不僅發行了巨量國債，日本央行也不斷增發流動性並將自己購買成國債的最大持有人，然後政府拿着“財政貨幣化”資金去擴大公共投資範圍與規模，也包括不少次的結構性減稅，可遺憾的是日本經濟始終沒有跳出低速增長的頻道，如果不是疫情之後美聯儲11次加息以及地緣政治力量聯手推高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估計日本可能還要在通貨緊縮的困境中苦苦掙扎。

顯然，短期刺激政策並不能破除長期瓶頸因素的約束。日本是目前全球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65歲以上的老人佔比接近30%，新生人口跌破80萬，總人口連續12年負增長。人口老年化與少子化主要通過勞動力減少、資本投入減少以及阻礙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三個渠道對經濟長遠發展構成制約。目前，日本的勞動年齡人口之比只有2∶1，企業資本支出年率降至3%左右，全要素生產率爲0.38%，低於過去十年的平均水平。另外，人口老齡化不可避免地會加大政府的社會保障支出，每年社保支出額度都要佔到日本政府財政總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與此同時，日本50歲以上的家庭平均儲蓄目前超過了1000萬日元，60歲以上的家庭平均儲蓄超過了2200萬日元，但30歲以下的家庭負債卻又是儲蓄的兩倍，這種私人儲蓄與債務的分配格局很難讓日本國內迸發出較爲龐大的新增消費能量。

（作者系中國市場學會理事、經濟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