盒马收一元“环保包装费”:爱环保的人,不一定爱强制丨见识

一元钱。这是“环保包装”的价格,它不根据购物的品种和多少而浮动,几乎不可讨价还价,只要点击“结算”,加收的费用就自动出现在清单里——这是购物平台“盒马”2024年新年之后的新规。

关于一元钱,盒马在这一栏的“附注”中解释,我们使用环保包材,“根据国家‘限塑令’等相关政策要求,我们将对包装材料适当收费”。

自从2008年,我国出台第一版全国范围的“限塑令”之后,全国及各地的政策不时修订,总结起来是:一些一次性制品不让用,一些要收费,借此让消费者少用几回。

既然如此,那些尺寸不一、据称是环保包材的半透明盒马包装袋,是否全都可以降解?如果可以,算“干垃圾”还是“湿垃圾”?我对此非常好奇。

不过,我想先省察一番我自己支付这一元钱时的不愉快。2018年左右,我写过一批谈论减少生活垃圾产量的报道,后来,日常丢个什么进干垃圾桶,包括刚还捧在手心的奶茶杯、装咖啡的纸杯——都会想到它们一两天之内,要被反复压缩,然后投入将近一千摄氏度的焚烧炉,我有轻微的痛感;购买两元钱的矿泉水,想到明明可以带个保温杯,也是“不必要的痛感”;我还存着当垃圾分类志愿者时发的那顶遮阳用的鸭舌帽,写着我住的街道名字——我看似如此热衷环保,支付一元钱时,却为什么感到不舒服?

社交平台上,网友表达对一元包装费的不满。

我最近读到一篇广告营销相关的论文,先引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希金斯1997年第一次提出的“调节焦点理论(regulatory fit theory)”。

理论把人分成了两种,大意是,有的人是进步取向,做事的导向是获得一些什么、怎样变得更好、怎样为善,有的人是防守取向,导向是如何不变更坏、如何履行已落下的义务、如何“不作恶”。不过,在不同的环境中,人是可以在这两种状态里切换的。

论文写道,现在环保主题的营销,所谓“green marketing(绿色营销)”越来越重要,研究者靠着派问卷做了几组试验,发现进步取向的人更容易被“住环保酒店,敬重土地,珍爱自然”这种热情洋溢的广告词吸引,反之,防守取向的人更喜欢“敬重土地,珍爱自然,勿失良机”这样有微妙责罚口吻的语句。

文章接着说,根据一种广义的“挤出效应”,有的消费者看见商家给一些环保项目提供优惠、折扣,并不会领情,不会对这品牌产生更多好感。因为,他们更乐于出于自己的意志去参与环保,主动给折扣是打扰了这部分人为善的“雅兴”——研究者接着试验,发现总体而言,进步取向的人更愿意购买环保产品,而单论买环保产品附加折扣的吸引力,是对那些个性保守的、防守取向的人更大。

写到这里,我突然从理论层面理解了家里的父母为何如此抠门。可是,抬头一看,我们所习惯的那种环保行为附加的“小甜头”到哪儿去了?

六七年前,议论垃圾减量,有专家对我说,无法赞同有些地方为了推行新的分类办法,给叔叔阿姨发鸡蛋、发肥皂。他认为,应当明确居民自行对垃圾分类,是一种义务。当时,这还是新锐观点。

作为一个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我的切身感觉是,我们生活中能践行的环保主义,有些变得更像外国一些地方中产阶级小区流行的“环保”,要支付不菲的价格。

我曾听过一个美国脱口秀演员讲的段子,说看见美国主打有机食品的“全食超市”,宣传肉鸡都是散养的:“比我住得还好!”而一磅这样的鸡肉,卖八美元:“在麦当劳炸几小时鸡块,还买不起一个有机的鸡腿!”

这是他创作的一个笑话,又不完全是。无论是减价,还是加价,普通人的环保远不如从前那么单纯可爱。有的西方人还真的认为环保是一种“阴谋”。

而在国内,就算我们有的人,仍保持进步取向,为了环保掏出腰包,好像也找不到一家宣传中透露出满满意义感的类似商家——“盒马”应当被认为是有一定生活水平的人才能消费的超市,但是,它强制收环保包装费,可以说,它打扰了我身体力行追求环保的“雅兴”。

有时候,我看一些外国明星的社会“表演”:他们时不时制造出一些过于夸张、反而被全网嘲讽的桥段,比如,常有的“名人坐着私人飞机去参加环保活动”,电影明星娜塔莉·波特曼还说:“喝牛奶是剥削母牛的身体。”无论在哪儿,说出这话,都要导致众人哗然。但这种有一点虚伪的文化,是不是也能给环保这样的社会议题增加一些乐趣?

为了环境本身着想,我们还是重新考虑一下,如何尽量让环保作为一件美好的事,而不是一个迂腐的麻烦事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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