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中國當下值得關注的年輕製片人，徐佳含是個無法被忽略的名字。

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她，在短短几年內，便積累了令人驚豔的履歷。她曾參與了《漫遊》（2019）《福岡》（2019）《漫長的告白》（2021）《白塔之光》（2022）等藝術電影佳作，新片也已經開機。她多次帶着自己的影片入圍國際頂級影展，將中國電影展現給世界觀衆。

2016年，徐佳含參加了美國大學的交換項目，來到法國巴黎學習一年。在這裏，她遇到了兩位志同道合的夥伴，共同創立了媒體品牌深焦DeepFocus。隨後，她休學一年，回國專心經營公司，並將之發展爲一家集媒體、國際發行、電影製作爲一體的公司。在她研究生畢業前，這家已經初具規模，在國際電影節上頻頻展露頭角。一路走來，徐佳含輕描淡寫地用“幸運”形容自己的，但是我相信在這二字背後，是眼界、天賦、努力在默默支撐。

徐佳含說：“我總是提醒自己，要往前走，要前進”。

新片開機前夕，我有幸採訪了製片人徐佳含，聽她分享了自己從媒體負責人到製片人這一角色轉變的心路歷程，和對中國藝術電影生態敏銳而富有洞見的深刻觀察。

疫情之後 國際市場上創作的活力回來了

筆者：《白塔之光》剛剛在紐約電影節完成了北美首映，再次回到美國你有什麼感受？

徐佳含：當我還在美國上學的時候，我就曾作爲影迷、作爲媒體多次參加紐約電影節。我記得2017年，我在林肯中心的影院看了盧奎西亞·馬特爾導演的新片《扎馬》，映後她和主持人有一個很長的對談，她一直是我的偶像，那次觀衆對話對我啓發很大。沒想到幾年後再次回到紐約電影節，竟然是以製片人的身份。這次真的算是圓夢之旅了。

筆者：看到什麼自己比較喜歡的作品了嗎？

徐佳含：我看了託德·海因斯導演的新作《五月十二月》，個人非常喜歡。他又回到了自由、先鋒的創作狀態，用非常犀利的目光審視着婚姻與父權社會，非常大膽。而且整個片子只拍攝了23天，簡直不可思議。最讓我感動的還是開幕之夜，在放映了這部電影后，託德·海因斯邀請了幾乎所有主創上臺和觀衆打招呼並回答主持人的提問，有造型指導、有作曲、有美術……我能感受到他們都非常熱愛這部影片，是真真切切的通過電影產生的連結。

筆者：回顧去年的三大電影節，只有《白塔之光》和劉健導演的動畫片這兩部華語片備選入主競賽單元，您覺得這是爲什麼？

徐佳含：去年確實算是中國電影在世界電影節亮相的“小年”。一方面，我絕不提倡迷戀、討好電影節，甚至主張電影人應該對電影節的偏好保持警惕。但另一方面，我也認爲我們應該關注世界電影界在發生什麼。他們在討論哪些議題？他們在關心什麼？電影節不應該是一種虛榮的榮譽，而是真正讓市場、讓文化發生交流與碰撞的地方。

去年的電影節上還是誕生了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比如《墜樓死亡的剖析》，我個人也非常喜歡。對於中產階級婚姻能夠進行如此深刻的反省，實在非常難得。總體而言，今年三大電影節上亮相的國際影片還是非常令人驚喜的，充滿活力和多樣性。三大電影節的市場部分也明顯熱鬧了起來。

筆者：您覺得華語好作品匱乏的情況，是源於哪一個環節的問題？ 是投資的時候，大家都不知道怎麼去鑑別好的作品，還是說我們的環境或市場接受度也還沒到那個階段？

徐佳含：我覺得各個層面的原因都有。從末端來說，電影市場——或者說觀衆的品味——還不夠成熟、不夠細分，藝術電影或者作者電影還沒有足夠堅實的觀衆基礎。在售票和影院這個環節，由於藝術電影和商業片混在一起，影院經理必然會優先那些他認爲更易懂、更“好看”的作品，而高昂的宣發費用也令作者電影缺乏在市場競爭的信心。從融資角度來說，投資人只能根據現有市場的表現判斷，而缺乏遠瞻性，這導致了一些“劍走偏鋒”的獨特電影難以融資。

最後，從創作者的角度講，國內的電影教育完善程度不高，或者比較片面，導致從學校畢業後，創作者們確實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堅持職業選擇 從上游介入製作

筆者：在成爲電影製片人之前，您已經作爲聯合創始人運營了一家非常知名的電影媒體，就是深焦。想問一下您爲什麼選擇放棄了這家媒體？

徐佳含：其實也不能說是放棄，只是從職業選擇上來說，我更喜歡製片人做的事情，我也認爲自己的性格比較適合做這件事。媒體需要你時刻關注這個行業發生的一切，但是從個人性格上來說，我確實不是很關心……我有比較強的個人偏好，也擅長專注於自己做的事情，所以當時對我來說並沒有在這兩個選擇之間糾結。

另外一方面，我覺得媒體的天花板太低了，缺少想象空間，也能看得到未來。從新聞的中立性考慮，我也不是很認同現在自媒體普遍的變現方式。

筆者：您是如何選擇自己合作的導演的？他們身上的什麼特質會吸引到您？

徐佳含：從合作導演的選擇上來說，我會試圖兼顧新導演和成熟導演，因爲他們各有各的優勢。成熟導演在劇本的創作上和拍攝上更有經驗，但新導演總有一些出人意料的想法——無論對錯——是會驚豔到我的。而這兩類導演所面對的苦難也是不一樣的，換句話說，他們需要製片人做的事情並不完全相同。對於成熟導演來說，很難做到每一部作品都超越前作，或者說每一部作品都讓你的合作者感到耳目一新，充滿動力，這實在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情。

筆者：您是否會從項目初期就考慮到市場因素？比如，考慮觀衆會不會喜歡這部電影併爲之買票？該如何營銷這部電影？

徐佳含：作爲導演，他可以完全忽略市場，這是完全沒有問題的。然而， 製片人不行。從融資的階段，我就必然要跟投資人討論到市場的問題。只是我的經驗是，票房並非回收的唯一途徑。我會在一開始就幫投資人算清這筆賬，有哪些渠道可以回收，大概的週期是什麼樣，我也因此才能維持許多良好健康的投資關係。

無關介質 保持敏銳最重要

筆者：作爲一名電影製片人，在過去三年有沒有感到行業生態的一些新變化？

徐佳含：最大的變化當然是所有公司現金流的萎縮，這是非常現實的。當大家都有錢的時候，很多公司還願意投入一些資金來支持藝術電影或者作者電影去獲得電影節的讚譽或者獎項、榮譽。但是在大家整體都比較資金緊張的情況下，確實這樣的機會會少很多。說白了，電影節的獎項對於大多數公司來說只是雪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這個行業的迭代本身就非常快，而疫情更是加速了這樣的迭代。但也許，這也是一件好事情，因爲留下的人我想就是真的非常熱愛這個行業的人，我們真的認爲只有通過電影這個媒介才能將所思所想傳達給更多的人，才如此堅定地選擇通過電影這個媒介來進行表達。

筆者：新的觀看模式也是時代快速變化一個體現，您排斥流媒體嗎？

徐佳含：我並不排斥流媒體。我在美國上學的時候，也算是 Netflix的資深用戶啦！我個人確實很少看電視劇和短視頻，但是我覺得對於電影來說，尤其是中國電影，流媒體不失爲一個好選擇。因爲中國地大物博，所以進入院線發行的成本本身就非常高，而流媒體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一方面流媒體平臺的現金流好，他們可以比較快速的進行採購和投資決策，另外一方面很多電影也許能夠在流媒體這種成本更低的發行方式上找到自己的未來之路。

筆者：我們看紐約、巴黎有那麼多藝術院線，也會有很多的觀衆想去看這類所謂比較小衆的作品。

徐佳含：是的，讓我非常印象深刻的還是在巴黎上學的時候，在拉丁區一條小街，街上有很多家藝術影院，策展人會在這些影院常年策劃各種各樣的電影放映節目，有圍繞國別的，也有圍繞導演的。而排隊在看這些電影的觀衆比我們國內在中國電影資料館或者法國文化中心排隊觀影的觀衆年紀要大很多。他們確實是有藝術電影的穩固發行渠道以及藝術院線穩固的觀衆羣的。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兒沒有什麼可可比較的，因爲每個國家都有特殊的國情，我也相信中國的電影市場會越來越細分。前幾年，我們有了全國藝術電影發行聯盟，從一定程度上爲觀衆提供了更多的選擇。最近也有更好的消息說，可能中國院線也會引入分線發行的方式。我認爲這些方式都會給藝術電影更多的空間。簡而言之，電影市場的多樣性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筆者：對藝術電影的接受度是不是也跟時代環境有關？是不是也因爲我們當下娛樂的選擇太多了？

徐佳含：我們確實被短的訊息、短的視頻佔據了很多時間，我們的時間似乎被分割成了無數個小碎片。我覺得電影和遊戲、VR的融合也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也許最理想的狀態就是百花齊放。有人選擇在一個黑暗的電影院，度過一段沒有手機的時光，感受光影的魅力，也有的人喜歡更沉浸式的遊戲體驗，我覺得這都無可厚非。關鍵是觀衆不能失去感知的能力，你被一個雕塑感動，被一部電影感動或者被一部遊戲感動都是可以的，但我們應該保持這種敏銳和感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