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那人可不是省油的灯。”人们经常用这句话来比喻一个人比较难搞，不是好对付的人。在近现代电灯出现并普及之前，人们多使用以油为燃料的灯具。古代有专属命名为“省油灯”的灯具吗？省油灯又是怎样的呢？又是谁在使用省油灯呢？要探寻省油灯的踪迹，一方面可以从浩瀚的古代文献中寻觅点滴的记录，一方面可以对考古出土的文物进行辨别查证，二者相互印证，为我们揭开省油灯的秘密。

一、文献记载中的省油灯

关于省油灯的文献主要见于南宋大诗人陆游的两段记载。其一，《陆放翁全集·斋居纪事》中载：“书灯勿用铜盏，惟瓷盏最省油。蜀有夹瓷盏，注水于盏唇窍中，可省油之半。灯檠法，高七寸，盘阔六寸，受盏圈径二寸半。择与圈称者。”其二，《老学庵笔记》中载：“《宋文安公集》中有省油灯盏诗，今汉嘉有之，盖夹灯盏也。一端作小窍，注清冷水于其中，每夕一易之。寻常盏为火所灼而燥，故速干，此独不然，其省油几半。邵公济牧汉嘉时，数以遗中朝士大夫，按文安亦尝为玉津令，则汉嘉出此物几三百年矣。”从这两段记载可知：在宋代，看书时不用铜灯，而是用更为省油的瓷灯，尤其蜀地（宋代指“川峡四路”）有一种省油灯（又叫“夹瓷盏”或“夹灯盏”）更为省油。省油灯的灯具结构与普通灯具不一样，灯体内部多一夹层，从而将灯体分为两层，一层放油，一层放水。通过将水注入灯体内部的夹层，以蓄水降温达到降低油耗的目的。根据陆游的记载，省油效果可达到“省油几半”或“省油之半”。省油灯使用时还配有灯檠，即灯架，陆游称灯檠高七寸，20多厘米高，盘宽不到20厘米，中间有个直径7厘米左右的圆圈，省油灯的灯底与圆圈相配，从而起到固定的作用。除了陆游的这两段记载，其他关于省油灯的文献都是摘录这两段记载的内容。

二、考古出土的省油灯

从文献记载来看，省油灯主要在蜀地发现，尤其是汉嘉地区。在宋代，四川称为“川峡四路”或“四川路”，包括成都府路、潼川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和夔州路。汉嘉地区是指汉州和嘉州。北宋时，汉州和嘉州属于成都府路十二州；南宋时，嘉州升为嘉定府，仍属于成都府路。

那在四川有宋代的省油灯出土吗？答案是有。经考古发现，并与陆游的记载相对比，在四川有一种造型小巧别致的瓷灯符合省油灯的描述。乍一看灯形似碗或杯，实则它内有乾坤。仔细观察，这种灯是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下部为一深腹的杯或碗，腹侧有一个小孔或管状的嘴；上部为一口径与下部口径同样大小的腹较浅的盘或碗，盘（碗）内有的有柄系。上下两部分之间有一个夹层。夹层用来蓄水，下层腹侧的孔或嘴用于注水；而上层的盘或碗内盛油。制作时，上下两部分分开制作，趁着两者胎泥未干之际将两者叠合、粘接，形成夹层，然后粘接嘴或柄系，最后上釉，入窑烧成。这种省油灯为四川著名窑厂邛窑所烧造，唐代晚期开始生产，到宋代流行。从目前考古发现情况来看，在宋代四川人们生活的场所（遗址）及邛窑遗址里面都有大量出土。

由此可见，省油灯的确存在，那陆游为什么说省油灯是最合适的书灯呢？而宋代的四川需要省油灯这一书灯吗？省油灯是四川独有的吗？让我们一起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宋代邛窑省油灯

三、宋代的书灯

宋代，人们所用灯具主要有油灯和烛灯。烛灯使用的燃料是蜡烛，因蜡烛价高，所以即使烛灯比较明亮且油烟少，也只是富贵人家使用，不为普通老百姓所用，老百姓多使用油灯。油灯所盛的燃料是油脂。宋代油灯所用油脂种类多，且多为可食用油脂，庄绰在《鸡肋编》中总结了胡麻油、大麻油、杏仁油、红花子油、鱼油等十二种油脂，真正可用的油脂还远不止此。因此使用油灯成本较低，是普通人家日用首选。油灯的材质有瓷、铜和铁质，由于瓷灯较铜、铁质油灯价格低廉，且省油效果更佳，所以宋人大都使用瓷质灯具。宋代是瓷器大发展时期，有五大名窑和六大窑系，各大窑厂都生产油灯。而省油灯以其科学的设计成为书灯的首选。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高度评价省油灯的设计，认为省油灯是“巧妙的改进”，是“蒸馏过程中化学冷凝器使用水套，以及一切现代技术中蒸气和水的循环系统的有趣的先驱”。由此可见，省油灯小巧精致的设计、低廉的价格和科学合理的省油原则使其成为宋代读书人的书房伴读之物。

省油灯虽小巧，但与灯檠配合使用，简单、方便、实用。灯檠即灯架，用灯架将灯抬高之后，灯源高度增加，灯源亮度范围增大，正好符合宋人坐立读书的需要。这也正是省油灯被读书人选择，陆游记载的原因。

四、宋代四川科举

省油灯从唐代开始出现，到宋代流行，成为书灯的最好选择，还被著名大诗人陆游记载。那为什么宋代的四川需要省油灯这样的书灯呢？这可能与宋代四川的科举有关。宋代四川的科举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北宋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应考者少，登科者少。第二阶段为北宋中后期，应考人数增多，登科者也多，科举考试的录取率在合理的范围。第三阶段为南宋时期，应考人数激增，虽登科者多，但解额少，录取率低。这反映出宋代四川科举考试的形势由宽松走向紧张，造成这样的局面与宋代的科举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北宋初年，蜀人虽多读书好学，但是大都不求仕途，只为修身守道。一方面，朝廷对四川采取掠夺式的管理方式，忽略了团结；另一方面北宋朝廷委派官吏对蜀兵及社会各阶层的暴政，激发了社会矛盾，宋代四川境内先后爆发了全师雄领导的蜀兵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和王均兵变。在这样一个社会动荡的环境下，蜀地士子更无心科考。因此，北宋初年的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蜀人登科者较少。粟品孝、俞佳根据龚延明等编纂的《宋登科记考》中记载统计分析后得出：宋太祖一朝，四川有3人登科，占全国总登科人数的0.59％；太宗一朝，四川有53人登科，占全国总登科人数的0.87％；真宗一朝，四川有55人登科，占全国总登科人数的0.63％。

古代的科举考试

在王均兵变之后，北宋朝廷开始反思自己对蜀的统治策略，其对四川的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态度从最初的排斥和歧视到联合和启用，并鼓励蜀人参加科举，入仕为官。比如，在考试时间的设置方面尽量方便于四川举子。宋代科举实行解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制度。解试即发解试，是科举考试的起点，各州县根据解额数量（录取人数）选拔人才。谓之“依额取人，荐名于朝廷，谓之乡贡”。而省试就是各州县将解试合格的举子，送往京师参加由尚书省礼部主持的考试，也叫礼部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对礼部省试奏名进士进行考核，是宋代三级考试中最高一级的考试。这三级考试从解试开始，都有其相对固定的时间，并对后面考试的时间产生影响。宋“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故解试又被称为“秋赋”“秋贡”或“秋闱”等。北宋时期，解试时间多有变化，最后定于八月五日，而对距离京师较远的川、广地区提前到六月。这就为四川举子进京参加省试提供了充裕的时间。省试之前，礼部要对解试合格的举子进行一系列的资格审查，比如缴纳解状和家状等文卷等。经礼部审查合格的举子才能参加礼部省试。朝廷最初要求超出期限投纳的家状不得接受，但在庆历二年（1042年）正月初七，诏：“川、广合该解发及诸处免解举人，虑地远到阙稽迟，令贡院，如未引试日前续次到者，并收试。”可见，在引试（正式考试）日前都可以缴纳解状，这是对川籍等偏远地区举子的照顾。

除此以外，朝廷还为四川举子提供应考资费。两宋时期，四川举子到京师应考可谓是路程遥远、路途艰辛。徐积曾在《节孝集》中描述：“西川举人多是徒步，或自提契，或十数人共雇一仆役。其甚者破产业而未及至半路，或滞霖潦，或不幸而有疾病，故有不得应举而归者。虽应得一举亦受尽艰险。”因此朝廷为赴京赶考的四川举子提供资费。王栐《燕翼诒谋录》载：“开宝二年十月丁亥，诏，西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荐举人，并给来往公券。令枢密院定例施行。盖自初起程以至还乡，费皆给于公家。”自此，整个两宋时期，朝廷都给四川举子发放馆券，由官府供给沿途食宿费用。

由于朝廷的鼓励政策，蜀地士子踊跃应考，掀起了科举入仕的大潮。据《宋登科记考》、嘉庆《四川通志》等记载，从仁宗朝开始，四川登科人数猛增。《北宋四川科举人才地域分布及原因探析》一文中统计，到北宋末年的徽宗时期，登科人数570人，占全国总登科人数的8.59％，达到了朝廷笼络蜀人的目的。同时，为了鼓励蜀中士人参加科举考试，朝廷分别在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天禧四年（1020年）、天圣七年（1029年）、嘉祐五年（1060年）下诏增加四川解额数量，以提高录取率。解额数量的增加无疑有利于应考的举子，因此，这一时期的应考人数和解额数量还能达到平衡，蜀人参加科举考试的录取率还算合理。

到南宋高宗时期，因重视川陕四路的重要战略地位，朝廷进一步笼络蜀地士子，在考试政策上颇多照顾。如在考试时间上，四川实行春季解试。南宋绍兴“二十四年，始定试期并用中秋日，四川则用季春，而仲秋类省”。还多次推迟殿试时间。宋代殿试的举行时间大部分都在三月，即省试发榜之后的一个月左右。但《宋史·选举二》载：“旧蜀士赴廷试不及者，皆赐同进士出身。帝（宋高宗）念其中有俊秀能取高第者，不宜例置下列，至是，遂谕都省宽展试期以待之。”到宋宁宗嘉定年间，因四川单独举行类省试，且距离行在较远的缘故，为等待四川举子，殿试引试时间再次向后推移，嘉定元年（1208年）、四年（1211年）、七年（1214年）的引试时间都在五月上旬。更在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由于宋金交战，皇帝驻地未定，遂下诏，“诸道提刑司选官，即漕司所在州类试”，即实行类省试。虽然类省试并非专门为四川举子而设，但对四川举子颇多照顾。建炎三年（1129年），因类省试舞弊现象严重，“罢诸道类省试”。但在建炎四年（1130年），“复川、陕试如故”。绍兴二年（1132年），因皇帝曾封蜀国公，“蜀州举人以帝登极恩，径赴类省试，自是为例”。从此，四川类省试成为定例。同时，四川类省试合格者受到朝廷的优待。根据《宋史·选举二》记载，期初，四川类省试第一名与殿试第三名相当，赐进士及第。后来因何耕对策得罪秦桧，就改为由礼部类试蜀地考生第一等人员，都赐进士出身，都来参加殿试。遇到皇帝不亲自策问时，则类省试第一人恩泽照旧，第二、三都附在第一甲，九名以上附在第二甲。类省试减少了四川举子长途跋涉进京赶考的舟车劳顿，因此四川举子较少到京参加殿试，同样也能得到好的名次，这大大提高了四川举子参加科举考试的热情。

随着蜀地士子对科举考试的热情与日俱增，应考的考生人数暴增。虽然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下诏增加四川解额数量，但与应考的考生数量相比远远不够。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六》记载，南宋孝宗淳熙年间，礼部奏言：“闻四川诸州赴试举人最多去处，至有四五千人，最少处亦不下千余人。”而“淳熙四年，简州解发就试终场一千二百二人，止取六名”，录取率仅有0.5%。虽成都、潼川两路登第人数较多，但到绍熙五年（1194年），为了平衡各州解额数量，下诏：“成都、潼川两路转运司解额，各与存留二十名，余额令四川制置司、成都潼川转运司取会诸州解额及终场人数，参酌多寡分拨，取令均平。”因此，新的矛盾产生，即解额数量和应考考生数量之间的差距。这一差距使得四川读书人之间形成了内卷。面对如此严峻的考试形势，为了通过解试，四川举子必须拼命读书，挑灯夜读肯定是家常便饭，而对书灯的要求也就大大增加了。因此，四川特有的省油灯就以其经济省油、设计合理的优势顺理成章地成为宋代四川举子的书斋伴读之物，在每一个熬夜苦读的晚上陪伴着四川举子，点亮赶考路上的奋斗之光。在南宋时期的陆游记录下了这个陪伴四川举子读书的工具——省油灯。

从省油灯的具体出土情况及川陕四路各府路的登科人数来看，省油灯的确是出现在最需要它的地方。从川峡四路登科人数来看，成都府路和潼川府路最多，而以成都府登科人数尤其多。又有记载“成都九邑，士来应有司之试者，数逾五千”，可见成都府内科举考试竞争异常激烈。就目前考古发现情况而言，邛窑省油灯在成都府所辖范围内大量出土，这正好说明了成都府举子对省油灯的强烈需求。据学者研究，邛窑瓷器的行销范围主要有两个区域，一是以成都、邛崃为中心的成都平原，另一个是三峡地区。而邛窑省油灯也多随着邛窑瓷器行销到川峡四路各地，为各地举子的读书求学增添光彩。远至重庆的省油灯的出土与南宋后期重庆府（恭州）进士数量出现较大幅度增长不无关系。

小小省油灯见证了宋代四川举子们科考的艰辛，常年焚膏继晷、夜以继日的苦读才换来了高中之后的锦绣前程。除了四川，福建闽北、闽南等地也有省油灯出土。在宋代的科举考试中，福建路一直都是科举登科人数最多的路。可以想见，省油灯与读书人的刻苦读书及科举登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省油灯正是宋代读书人重科举、求功名的一个侧面映照。　

（张琴，四川博物院副研究馆员。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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