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南方週末

這是一場複雜的倫理悲劇。但在法律層面,罪與非罪的界限明確無誤。

2023年12月22日, 山東高院作出維持孫樂姝死刑的二審判決。

3年前,2020年4月26日晚,孫樂姝和丈夫孫振濤帶着兩個8歲的雙胞胎女兒一起服藥自殺。兩天後,一家4口被人發現,最終只有孫樂姝活了下來。

面對公安機關的訊問,孫樂姝試圖解釋:她和丈夫婚後漸生嫌隙,爲爭夫家幾畝荒地而姑嫂失和,最後不堪經濟壓力,又怕兩個孩子在世受人冷眼,因此夫妻相約攜子自殺。

案發近一年時,孫振濤的母親自殺身亡。

舊恨未了,又添新仇。兩家人在村裏和法庭上開啓了拉鋸戰。孫樂姝的家人嘗試花錢留命,而孫振濤的家人出於種種原因沒有出具諒解書。

這對夫妻的親人互相指責,都認爲另一方要爲這起悲劇負責。

最後的晚餐

2020年6月11日,在濰坊市人民醫院重症監護室搶救近兩個月的孫樂姝醒來,接受警方第一次詢問。

按她的口供,悲劇要追溯到2019年11月的一個晚上。

丈夫孫振濤從濰坊市寒亭區的明陽無紡布工廠下班,出廠門左拐步行回家。他家在前朱裏村308國道南側不到一百米的地方,院裏能聽到重型卡車碾過路面的轟隆聲。

像往常一樣,孫振濤回家後向她抱怨,在廠裏不順心、和工友關係差。

聽了太多遍,孫樂姝早已心煩。

8年前,21歲的孫樂姝和23歲的孫振濤結婚。隨着一對雙胞胎女兒的出生和經濟狀況的日漸窘迫,生活很快變得愈發艱難。

村支書、僱主和工友都知道,這對年輕的夫妻頻繁爭吵,甚至分居。孫樂姝不止一次向朋友訴苦,婚姻不如人意,爲了養育女兒,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忍耐。

但2019年11月的那個晚上,孫樂姝對孫振濤說了句:“真的活夠了,一塊死了算了。”

“行啊。”孫振濤給出意料之外的回答。

對於還在上小學二年級的雙胞胎女兒,他們商量好要“帶着一塊”。

起初,他們嘗試燒炭。2019年12月17日,孫樂姝在網上搜索“燒炭自殺怎樣百分之百成功”。

2020年春節後的一個晚上,孫振濤備好煤炭,孫樂姝點燃炭爐,搬進臥室。她關好門窗,和兩個女兒一起在牀上躺下。

不知出於何種原因,夜深時,孫振濤悄悄把炭爐搬了出去。

孫樂姝也考慮過喫頭孢再喝酒,但酒和藥的攝入比例不好計算。她想起,上一年春節,她的母親王秀琴曾吞服藥品A自殺過。

她把藥名記成N,卻陰差陽錯找到合適的替代品。二者都用於治療精神分裂症。

她自稱,在孫振濤的默許下,她陸續買了20瓶藥。但他們一直沒有付諸行動。

自從2019年末從紡織廠辭職後,孫樂姝就爲照顧在家上網課的孩子,沒再工作。

2020年2月底,她宣佈在網上開了家買手店,接着緊鑼密鼓地在家裏開闢一角,放上衣架和圓形試衣臺,頻繁地發視頻宣傳。3 月底,她還邀請3位朋友到家裏試穿她選的百元內平價衣服。

4月,孫樂姝報名了經營網店的課程。有女裝供應商加她,指出她的淘寶店鋪狀況糟糕。孫樂姝在微信上解釋,“(網店)好幾年前開的了,最近又剛開起來,也不會打理”。

4月12日,她的拼多多店鋪開張,陸續有人下單。第二天,她抱着7件衣服去發貨。

2020年4月26日晚上6點20分,孫振濤去村裏的小飯店買了他們最後的晚餐食物——和樂,這是濰坊當地用雞湯燉煮,佐以香椿、肉丸的一種麪食,麪條勁道,肉香湯醇。在後來的屍檢中,孫振濤和兩個女兒的腸胃裏還有尚未消化完的和樂。

就在那個夜晚。孫樂姝向他發出了邀請:“差不多了吧,早就都準備好了。”

孫振濤回應,“行啊,一塊走了算了。”

“從一開始就錯了”

後來,這對夫妻的親人覆盤這樁婚姻,試圖找到悲劇發生的徵兆。他們都說,從一開始就錯了。

不過,在2011年剛結婚時,這也是一對讓人羨慕的愛侶。

2010 年,22歲的孫振濤在親戚的婚禮上遇到了20歲的孫樂姝。她高挑勻稱,皮膚白皙,面容姣好,低頭時的神態像極了一位港星。在自己拍攝的帶貨視頻裏,她杏仁狀的眼明亮有神,鼻樑直挺,說話含蓄,音色柔和。

被村民評價“內向靦腆”“長相平平”,平日盯着腳尖走路的老實人孫振濤,對她展開猛烈的追求。

他們和村裏大部分“90後”有相同的成長經歷,初中沒畢業就離開學校,輾轉於村子附近的工廠。

“風箏之都”的聲名往往讓人忽視濰坊製造業的發達。僅在孫樂姝、孫振濤長大的前朱裏村,就有66家紡織廠、22家機械加工廠,招工廣告隨處可見。

巧合的是,兩家就隔着一條308國道,孫振濤家在國道南邊,她家在北邊,步行距離 2 分鐘。他們也算門當戶對,經濟狀況相仿,兩家的房子差不多大,就連房間數也差不多。

這個少言寡語的男人天天開車接送孫樂姝上下班,給她送飯。那是一段難得的幸福時光,連王秀琴都說:“我做丈母孃的都羨慕。”

至少在當時,孫樂姝和父母相信,難得木訥是良人。

就像到了時節,地裏的作物會發芽一樣,戀愛談了一年,該結婚了。

婚禮定在2011年7月。當天,身穿短袖白襯衫、胸口彆着紅色襟花的孫振濤爬上一棵開玫紅色花的樹。他眉眼板正,國字臉上幾乎看不出表情。

他後來私下告訴小舅子孫明軒,能娶到漂亮又能幹的媳婦,他很滿意。

孫明軒起初覺得,這個姐夫窩囊,因爲姐姐被幾個半大小子欺負時,孫振濤不但不去打,還想拉着姐姐走。後來孫明軒才知道,孫振濤也會發脾氣,而且有時候會打孫樂姝。

他們的經濟壓力越來越大。一罐奶粉三四百元,兩個孩子的奶粉得按箱買。到了讀書年齡,孫樂姝又讓孩子去私立雙語學校,兩人一年學費1.6萬元。

孫樂姝只能找孃家接濟。王秀琴給孫樂姝錢,被孫明軒撞見過兩次。孫明軒家進門處有面大鏡子,側對着裏屋。他一開門,裏面的孫樂姝聽見聲響,趕緊把錢揣進口袋裏。

這些年來,除了幫女兒交社保,到案發前,王秀琴陸陸續續給了孫樂姝近10萬元。孫振濤也找孫明軒借過錢,最近的兩筆分別是5000元和1000元。

雙方親人都認爲,這樁失敗的婚姻應由另一方負責。

孫樂姝的親屬曾幾次撞見孫振濤翹班上網,認爲他不務正業、掙不到錢。而孫振濤的家人說,是孫樂姝花錢大手大腳,不會過日子,“自從她嫁進來,家不再像家”。

孫樂姝一度想要帶着兩個孩子離婚。但身邊人勸她,一旦離婚,她難以承受撫養兩個孩子的經濟壓力,還要面對村裏的流言蜚語。王秀琴對女兒說過,“你離了會累死的,他再不好,多少拉拔拉拔你也行。”

可是,婚姻的裂痕越來越大,似乎再無彌補的可能。他們開始分居,懷疑彼此的忠誠。孫樂姝的緋聞讓孫振濤窩火,而孫樂姝也在孫振濤口袋裏發現過避孕套。

根據孫樂姝在法庭上的最後陳述,案發前兩天晚上,孫振濤給她看了一個視頻,是一個人中毒口吐白沫,渾身抽搐的視頻。孫振濤笑着對她說,“快看,你馬上就是這個德行了”。

“我們仨要死在一塊”

2020年4月26日19點,濰坊夜空多雲,颳着三級南風,氣溫略低,平均只有6.5攝氏度。

在客廳裏,孫樂姝撕開爲自己準備的5瓶N藥盒,扔掉外包裝。每一瓶裏裝着100片淡黃色小圓片,無臭無味,每片劑量是25毫克。

這是治療精神分裂症最常用的處方藥之一,憑執業醫師的處方纔能購買。她在網上找人開了一張互聯網醫院的處方,分三次在網上買了20瓶。

2020年2月29日,她第一次買了10瓶藥,拍照發給了孫振濤,他讓再買一些。3月19日,她又下單買了5瓶。藥到手後,她擔心孩子太小,吞服藥片困難,就用蒜臼子把10瓶藥片磨成粉末。

但她說,孫振濤再次讓她買藥。

4月18日,孫樂姝又買了5瓶N。拿到快遞後,她把藥給孫振濤,說“藥買來了”。孫振濤什麼也沒說,拿着藥走了。

孫振濤找到工廠老闆,稱家裏有事,要請三個月假。

老闆說,他覺得蹊蹺,因爲孫振濤以前經常請假,一般兩天左右。這次時間長,連理由也說不清楚,所以他最後只給批了20天。

4月26日19點47分,孫振濤出了家門往北走,在明陽無紡布工廠附近扔了一次垃圾。

回家後,他去母親劉蘭香屋中。平日裏,兩個孩子和奶奶一同喫住。他跟劉蘭香說,他們次日要去泰山玩,要把兩個女兒接過去睡。

劉蘭香還問他,“你們剛從泰山回來,怎麼又要出去玩?”這之前,她問過孫振濤,爲啥還不去上班,他只是搪塞,“要去了”。

孫樂姝把提前準備好的兩瓶香芋味奶茶和N藥粉從梳妝櫃裏拿出來。她把奶茶打開,每杯倒入兩瓶N粉末,衝上熱水,端給兩個女兒。

她說“喝了吧”。兩個女兒很聽話,什麼也沒問,端起來就喝。孫振濤就在一旁看着,什麼也沒說。

孩子們沒有喝完。她說,“到牀上去睡覺吧”。接着,孫樂姝也走進西側的臥室,就着一罐水蜜桃啤酒吞完了5瓶N藥片。

她躺在兩個孩子中間,一手摟一個,心裏只想“我們仨要死在一塊”。

沒有人知道孫振濤是什麼時候喫的藥,怎麼喫的藥。記錄他生前的最後一段錄像顯示,案發當晚20點08分,他走出西門,拎着垃圾再次前往院子北邊的垃圾桶。2分鐘後,他往回走。後來,警方在垃圾袋中發現了4個N藥瓶和2個青島啤酒空易拉罐。

一審法院審理認爲,現場無打鬥痕跡,對於一個成年健康男子來說,5瓶藥,非自願服下難以實現。

案發時段,孫明軒曾到過這家門口。

當晚19點左右,他把車停在孫振濤家東門。他想讓孫樂姝給他做個肉火燒喫。大門的燈亮着,聽不見院內的動靜。他正要推開大門,突然接到電話,有人找他,他就走了。

夜幕籠罩華北平原。

N開始發揮藥效。它們順着食管進入胃腸道,在胃酸和其他消化液中逐漸溶解,接着被血液運送到人體各個部位,在中樞神經、消化、呼吸和心血管系統裏掀起狂風暴雨。

就醫學角度而言,N最大日劑量爲 900毫克 ,孫樂姝一家幾乎每人的攝入量都是它的10倍以上。

過量攝入N,人會出現意識障礙,甚至昏迷。它還會不斷刺激唾液和呼吸道腺體的分泌,分泌液在口腔中匯聚,陷入昏迷的人可能會無意識地吸入,進而導致肺部受損,甚至引起呼吸衰竭。

當過量的N抵達心臟時,指揮心臟收縮和放鬆的節拍也混亂了,就像樂隊突然停止演奏一樣,心臟也突然停止了跳動。

“以上特徵符合中毒徵象改變。”法醫在孫振濤和兩個女兒的屍檢報告中指出。

兩天後的上午七八點,孫樂姝父親接到學校的電話:兩個外孫女接連兩日缺席網課,家長失聯。

他走進孫振濤家的院子,一邊嘟囔着“幾點了還不起來”,一邊進入客廳,推開臥室門,看見兩個大人趴在地上,兩個孩子躺在牀上。

經搶救,只有孫樂姝一個人活了下來。

屋檐下,院裏斜拉着的鐵絲上,還晾着孩子春天穿的衣裳。

死仇

四年間,王秀琴肉眼可見地衰老。

她的眼窩內凹,眼瞼因過度悲傷造成的失眠而發黑,頭髮斑白。她不再往孫振濤家的方向走,也不敢造訪常給外孫女買零食的超市。她常同身邊人說,當初他們鬧離婚時,讓女兒離了就行了。

孫樂姝出嫁後,原先屬於她的臥室被重新佈置成了父母的房間,門廳處新栽種了兩盆菊花,一白一黃。

現在,家裏再也沒有她的一絲痕跡。連手機上的聊天記錄,王秀琴也一併抹掉了。她不敢再看。

孫樂姝的父親也不再酗酒、打牌,他開始去廠裏打工,維持家庭開銷。

爲孫樂姝的案子奔忙的重任壓在了1997年出生的孫明軒身上。他換了份更忙、更掙錢的工作。與他相戀多年的女友,也在這期間選擇了分手。

另一起悲劇發生在案發近一年後。2021年3月25日,孫振濤的母親劉蘭香在自家院裏服毒自殺。

孫振濤一家,只剩下他姐姐孫紅。

一審庭審中,公訴人在法庭辯論環節要求嚴懲時,也將孫振濤母親之死納入考量,“本案的發生造成了孫振濤母親不堪精神壓力,引起連環自殺的嚴重後果。”

孫振濤家大門的鎖孔已被焊死,門口雜草叢生。幾年前張貼的春聯掉得只剩一半,紅紙褪成白色,院內的枯草亦有一人高。

2022年1月28日,在春節前4天,案發近兩年後,濰坊市中院作出一審判決。

孫明軒對結果難以置信。他聘請的本地律師告訴他“一般判個七八年”,但法院的判決是死刑立即執行。

被害人近親屬孫紅也聘請了訴訟代理人,告知法庭她放棄民事賠償,只求嚴懲孫樂姝。

濰坊市中院認爲,孫樂姝因悲觀厭世購買致死藥物,給兩名未成年女兒服用致死藥物,與其丈夫孫振濤相約自殺,非法剝奪他人生命,致三人死亡,構成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孫明軒坐立不安。春節前一天的凌晨3點,他在網上找到北京一家專職公益法律援助的律所,按照網上的郵箱地址發了封郵件,正文言辭混亂,語氣近乎哀求。他很快收到回信,對方建議他先找律師上訴,並未表態願意接案。

2022年2月21日,他帶着一堆材料開車去北京,找律師簽了委託合同。

2023年10月24月,二審在山東高院開庭。庭審結束一個月後,二審律師再次來到前朱裏村孫樂姝三叔家。三叔是孫樂姝家族的話事人,經營着一家小工廠。前期,孫樂姝住院費和醫藥費都是他支付的。

孫明軒也在場,四五個人圍坐在茶臺邊上。這一次,他們希望能通過獲得孫紅的諒解,爲孫樂姝爭取生的機會。

案發後,兩個家族的人成了仇家,幾乎沒了來往,村支書上門斡旋,孫紅也不給面子。

按孫樂姝所述,她和孫紅的仇是在2015 年結下的。

孫振濤家南側有五六畝荒地。孫樂姝認爲,孫紅早已出嫁生子,那塊地理當歸孫振濤和她的兩個孩子。但孫紅和婆婆並不這樣認爲。爲了這塊地,孫樂姝與孫紅決裂。此後,孫家院子中央砌起一堵牆,將公婆和孫振濤一家隔開,各自從東西側門進出。直到2017年5月,孫振濤父親去世後,這堵牆才被推倒。

這塊引起姑嫂失和的荒地,原來的權屬是孫家的還是村裏的集體土地,抑或無主地?南方週末記者多次嘗試聯繫孫紅,她一直拒絕溝通。前朱裏村村支書也拒絕回答這個問題。

要求情,首要任務是找到合適的中間人做說客。三叔坐在泡茶臺的主位上,拿着手機挨個翻找電話。

村子很小,大家都知道這兩家人的事。有的電話一直無法接通,有的接通了,還不等三叔說完,對面就拒絕了。

從中午到日落,三叔許諾了些好處,終於有人攬了這項活。

孫家願意花錢留孫樂姝一條命。

三叔表態,他可以資助一部分。孫明軒也說,可以把他的車賣了湊錢。王秀琴得知此事後,也同意拿錢換命,但家裏已經沒有存款,能變現的只有她的鋪子和車,“超過二三十萬”就不求了,因爲孫明軒還沒有結婚,還要爲他考慮。

2023年11月30日,二審辯護律師會見孫樂姝。律師告訴她,家裏在爲她積極籌款賠償,可能要100萬元。不想再給家裏增加負擔的孫樂姝在另一頭哭着說“不能給”。

沒過兩天,爭取諒解的嘗試就宣告失敗。

律師給王秀琴做工作,希望她能登門向孫紅道歉,爭取孫紅的諒解書,這可能會保住孫樂姝的命。

王秀琴同意了,但隔天又反悔:“一切都是她(孫紅)害的。”

孫紅的態度也一度鬆動。

律師曾登門拜訪過孫紅,孫紅的丈夫請律師落座。孫紅沒有明顯抗拒,打電話叫來孫家幾個旁系親屬徵求意見。但親屬一到,就對律師說,“我們不接受賠償,就要她(孫樂姝)死”,然後把律師轟了出去。

孫紅一方提交給山東高院的一份聲明中表示,孫樂姝的行爲造成“孫振濤一家孫氏族人家破人亡!”,他們拒絕接受任何賠償,堅決要求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孫樂姝的家人說,他們和孫紅算死仇。

翻供

2020年6月11日,孫樂姝躺在重症監護室,第一次接受警方詢問時,她承認了自己買藥、給孩子喂藥的所有事實。

此後的3次口供,均是在第一次詢問的基礎上補充細節。公安機關還根據她的供述找到了碾碎藥片的蒜臼子。

但在2020年10月12日,孫樂姝在接受檢察院詢問時,突然翻供。

例如,她說最初燒炭自殺是孫振濤搬的煤爐,最早提出服N自殺的也是孫振濤,案發那一晚也是孫振濤說的“準備的差不多了,喝藥吧”,就連兩個孩子的藥都是孫振濤喂的。

在詢問快結束時,檢察官問她,“你現在講的和之前對公安機關講的不一致,爲什麼?”孫樂姝回答:“當時我就想死,現在這麼長時間過去了,我還有父母,我就想把事實說出來。”

這導致,在一審的法庭辯論環節,公訴人向法庭提出,歸案後,孫樂姝的認罪態度起初比較好,但後期思想轉變,“直到今天對於作案的所有關鍵環節予以否認,企圖逃避責任,並沒有真誠的悔罪”。

公訴機關的量刑建議是,依法對孫樂妹判處死刑,從嚴處罰。

2022年1月28日,濰坊市中院繼續開庭,審判員宣讀一審判決書。審判員問她是否上訴,她當時的回答是“不上訴”。

但5天后,她在看守所裏還是手寫了一份上訴狀,表示無法接受孫紅成了被害人家屬,“沒有她就沒有一切的發生”。

在二審被告人最後陳述階段,孫樂姝爲自己的翻供做了解釋。

她說,在內心深處,她對所犯的罪是認賬的,“一直以來,我不敢承認、拒絕承認自己的錯誤,我自己不願相信也不敢面對因爲自己的過失造成女兒的死亡”。

“我一直用自己編造的謊言來麻痹自己,謊言說着說着自己都信以爲真,深信不疑了,以至於被拆穿之後惱羞成怒。”她覺得,“可笑的是,最該死的我最後竟然唯一活了下來。這已然是老天對我最重的懲罰了。”

在庭上旁聽的孫樂姝同事劉娜想起,2019年,她和孫樂姝一起在紡織廠上班時,曾聊起新聞中好幾起母親帶孩子跳樓或投河事件,孫樂姝當時流露出理解之意,“她說‘如果不走到那樣的絕路,誰願意帶自己的孩子走?’”

“忘了我”

山東高院在二審判決中認定,孫樂姝消極厭世,故意非法剝奪兩個親生女兒的生命,併爲丈夫提供自殺的藥物,致三人死亡,罪行極其嚴重。

孫樂姝到案後如實供述其故意殺人事實,但在一審階段翻供,在二審庭審時再予認罪悔罪,二審期間雖得到其父母的諒解,但未得到被害人其他近親屬的諒解,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均不能成立。

儘管判決在春節前就已作出,但直到2024年3月12日後,律師和孫樂姝家屬才陸續收到判決書。

之後,案卷材料將被運送到北京市東城區北花市大街9號,報請最高人民法院進行死刑複覈。

作爲死刑案件中最後一道把關程序,刑訴法沒有規定複覈時限,快則數月,慢則長達數年。律師摸索出的規律是,裁判文書下得越慢,改判的幾率就越高。

但有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的研究者統計過2018年到2020年期間最高法下達的死刑複覈裁定;258 名被告人中裁定覈准的共 257 人,未覈准並改判死刑緩期二年的,僅有 1 人 。

爲這場訴訟奔走到第四年時,孫樂姝的家人已經疲憊不堪。

即便她被改判爲死緩,她也要面臨漫長的牢獄生涯。最爲現實的問題是,等到她有朝一日走出監獄時,父母是否還在人世已成未知之數,誰又來爲她養老?

在二審宣判前的一個夜晚,孫明軒說,他想明白了一件事。雖然他想救姐姐,也特別希望她能出來,“甭管(等她)20年、30年。但不可能爲了一個不確定的結果,再去放棄父母、放棄我自己的家庭。咱就說句現實一點的東西,我們也要生活,對不對?”

2024年3月7日,在濰坊市看守所的孫樂姝比其他人更早得知二審的結果。她寫了一封信:

“ 爸爸、娘、磊(孫明軒小名)。見字如面,當你們拿到這個本子時,我可能已經去往執行的路上了。請你們不要悲傷,不要難過。因爲此刻的我,內心平靜又從容,甚至是迫不及待地想要馬上執行,因爲我馬上就要解脫了。

我一點都不害怕,真的,只是覺得愧對你們。長這麼大,沒爲咱家做一點貢獻,淨給你們丟臉了。我對不起你們,讓你們承受那麼大的壓力。

我在這裏待了四年,學了很多,其中一條就是萬事不強求。有時候不是自己想要什麼,就能得到什麼,我們盡到最大的努力,剩下的就是老天的安排了。

我們要學會順從天意。一切都是命,誰也賴不着。在最後的時光裏,我找了自己的價值、自己的人生,也找回了自信。我不比任何人差,甚至可以做到比別人優秀。這就已經夠了,我這短暫的一生並沒有白來。

我在這裏表現得很好,得到了所有人的尊重,信服,警官她們都說:孫樂姝是全監區最優秀的押員。所以聽我的,好好生活,好好過日子。千萬不要因爲沒有改判、沒有(取得)諒解而衝動行事。

不要因爲我的離世而不理智,不要因爲我攪得家宅不寧。

好好生活,忘了我!”

(孫紅、王秀琴、孫明軒爲化名,南方週末實習生代紫庭對本文亦有貢獻)

南方週末記者 陳怡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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