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沒了,人也沒了。

文丨華商韜略 陳斯文

2009年,十八年沒拍過片子的中影集團董事長韓三平,準備再當一次導演。

他拿到了一個好劇本:《建國大業》。

在《建國大業》的投資方里,不乏中影、英皇、寰亞等巨頭,一家名叫DMG的公司,儘管名不見經傳,也位列其中。

打動韓三平的,是DMG老闆肖文革的一句話:

“我不是來分錢的,而是來幫着賺錢的。”

在所有的公開資料裏,肖文革的出身都是一個謎。

他出生在1967年,因此起名“文革”,多年後,感覺時代烙印太強的他,還曾把名字改成了“肖文閣”。

他自稱出身軍人家庭,曾經在政府和部隊工作,而這種經歷往往會被當成是“有關係、有能量”的。

1993年,肖文革創立了DMG娛樂傳媒公司,兩個合夥人,一個叫丹·密茨,對外官宣是來自美國好萊塢的導演;另一個叫吳冰,是八十年代的全國體操冠軍,退役後沉浮香港,從武打替身開始,拍了一連串動作電影。


▲從左至右爲肖文革、吳冰、丹·密茨

據肖文革自述,三人能走到一起,是因爲“都是電影的狂熱愛好者”。

但DMG的起家業務,卻和電影沒什麼關係。

關於要不要乾電影,他們討論了好一陣子,結論是90年代的中國電影剛起步,院線少、觀衆少、市場有限,最重要的是:審查制度太嚴。

《紅高粱》被批缺乏崇高、歌頌土匪;《大紅燈籠高高掛》被批醜化民族、迎合洋人;《活着》差點給槍斃了;《陽光燦爛的日子》送審時,姜文渾身緊張,整天拎着一把斧子在院裏轉悠。

人都快神經了。

所以三個人達成了一個約定:寧可不做中國電影的先鋒,也堅決不做中國電影的先烈。

但不拍電影的DMG仍然拿起了攝影機——給企業拍廣告片。

這個業務,DMG乾得很真誠。用吳冰的話說:

“再小的廣告片,也當成好萊塢大片拍,再小的客戶,也當成大客戶維護。”

靠這份真誠,DMG開始在廣告公關行業嶄露頭角。根據官方宣傳,十幾年裏,美國Summit廣告獎、戛納廣告金獎、倫敦國際廣告獎提名,DMG把圈子裏的大獎拿了個遍。

它的客戶,也從最早的嘉陵摩托,一路擴展到寶馬、奧迪、耐克、NBA、一汽大衆、中國移動等國際大品牌。

但肖文革他們,仍然一直在暗中觀察中國電影,等待一個入場的好時機。

多年後,當媒體問到“好時機究竟是什麼”時,肖文革和吳冰同時伸出一隻手,對着鏡頭張開了五指。

張開五指的手,代表的是5000塊銀幕。

2009年,中國電影院線的銀幕總數突破了5000塊。對於行業,這裏面藏着兩個機會。

一方面,如同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一樣,5000塊銀幕,意味着中國電影的市場規模衝破了臨界點,消費者觀影需求上去了,中國電影終於可以靠市場養活自己了。

另一方面,作爲國內廣告業的資深機構,DMG曾經爲許多客戶做過電影廣告植入,肖文革他們很清楚其中的商業價值——5000塊銀幕,就是5000塊廣告牌。

喜上加喜的是,根據肖文革打探來的“內幕消息”,國務院正在制訂《文化產業振興規劃》,影視製作行業被列爲重點發展行業,過去的審查制度將會鬆動。

大幹一場的時候,到了!

爲了進軍中國電影行業,DMG做了很多準備工作,包括在美國成立分公司,收購好萊塢的劇本公司,也包括找一個“打響第一炮”的機會。

那一年的春天,肖文革他們發現了一個絕佳的良機:18年沒拍電影的中影集團董事長韓三平,居然要重新拍片了。

打動韓三平的劇本,叫作《建國大業》,反映了抗戰勝利到新中國建立的歷史,是一部向建國60週年的獻禮片。

在那之前的主旋律影片,其實不太能吸引觀衆。但在電影籌備會上,名導陳凱歌出了個主意:想讓更多人進電影院,就要搞全明星陣容。

於是劇組開始到處拉人,一開始大家都不太情願,但隨着姜文、張國立、葛優、陳凱歌、馮小剛等人的加入,影視圈紛紛行動,主動表態要來參演,不少經紀人甚至託人表態:

就是不說話,露個臉也行。

《建國大業》的明星越聚越多,等到周星馳想要參演,另一位導演黃建新回覆說:

“抱歉,您連跑龍套的機會都沒了。”

最後,《建國大業》劇組集合了172位專業演員,其中明星、名導83位。爲了電影拍攝,多部門一路開綠燈,連南京的“總統府”景點都破例讓劇組進入。



讓片子更有商業價值的是,這些明星都是義演,省掉了巨大的片酬。基本上播了就能火,火了就能賺。

肖文革找到韓三平時,《建國大業》其實不缺投資方。雖然彼此早就認識,但韓三平並沒有太強意願讓DMG分一杯羹。

可肖文革只說了一句話,就打動了韓三平:“DMG不是來分錢的,是來幫着賺錢的。”

肖文革拿來參與《建國大業》的資格,是中國電影產業一直想學,卻始終沒有學到手的盈利模式——在電影中不動聲色,恰到好處的廣告植入。

在肖文革的操盤下,中國交通銀行成爲了植入品牌。

在影片裏,蔣經國在上海的辦公地點,巧妙地設在中國交通銀行的舊址。“交通銀行”的標識,在電影中清晰可見。

而在影片之外,從電影院到戶外廣告牌,再到交通銀行營業網點的宣傳公告欄,都貼滿了《建國大業》——中國交通銀行鼎力支持的電影海報。

《建國大業》總投資3000萬元,最終的票房達到了4.3億元。隨着影片大火,電影本身和品牌都成了贏家。

最大的贏家,則是在圈內一炮而紅的DMG。

《建國大業》,只是DMG的牛刀小試。

在肖文革看來,和好萊塢相比,中國電影的商業模式始終沒能“正”過來。

好萊塢最成功的商業影片,票房只佔總收入的30%,票房外的價值鏈佔到70%,這種模式,被稱爲“三七結構”。

而多年來,中國電影的票房收入,卻一直佔電影收入的90%。

在借《建國大業》的大船成功登陸後,肖文革決心按照好萊塢的模式,從劇本設計、前期推廣、話題營銷、首映禮直到後續開發,把中國電影的商業模式“正”過來。而他所依仗的,是DMG在廣告業內長期積累的雄厚資源。

DMG選擇的變現試驗場,是根據熱銷小說《杜拉拉昇職記》改編的同名電影。

這部電影最終拿下了超1.3億元的票房收入,但早在上映之前,DMG出品方就通過廣告植入收回了成本。

在影片裏,角色開馬自達轎車、用聯想電腦、用諾基亞手機,去泰國旅遊,解壓的時候喫德芙巧克力,每份簡歷上都有招聘平臺的LOGO……20多個品牌的植入,讓網友評論道:

“《杜拉拉昇職記》不是電影,是像電影的廣告。”

但肖文革卻不以爲意,面對批評,他只回應了一句:“票房是廣告植入是否成功的試金石。”

憑藉公司合夥人丹·密茨在好萊塢的活動,DMG代理了《神祕代碼》《暮光之城》《生化危機:戰神再生》等一系列好萊塢大片。但由於行業監管對於進口影片的數量限制,肖文革很清楚,代理業務根本做不大。

在出品了中美合拍電影《環形使者》後,DMG決定玩一票更大的:拍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好萊塢大片。

2013年5月1日,由DMG中國區業務整合而來的印紀傳媒,與漫威合作拍攝的《鋼鐵俠3》在國內正式上映。僅5月1日凌晨零點整的首場公映,就收穫了2400多個午夜場,一舉斬獲1250萬元票房。

最終,《鋼鐵俠3》收穫了7.54億元國內票房,位列當年國內票房榜亞軍。

作爲影片策劃、劇本、投資、拍攝、宣發全環節的參與者,印紀傳媒打了更響的一炮。

身爲DMG的“鐵三角”,吳冰在國內被塑造成“中國好萊塢首位製片人”的形象,丹·密茨則在海外成了推動好萊塢與中國電影結合的“好萊塢先生”,本就出身成謎的肖文革經此一戰,則儼然成爲最神祕的“中國電影新教父”。

《鋼鐵俠3》的成功,直接推動印紀傳媒2013年的淨利潤飆升到2.76億元,相較於2012年的1022萬元,翻了超過25倍。

這也成爲了肖文革跳出影視行業,到更大的市場大撈一票的底氣。

2014年,已經停牌半年的四川高金食品,披露了重組方案:將以資產置換的方式,引入印紀傳媒。

2015年1月8日,印紀傳媒以借殼上市的方式,正式登陸深交所。

藉着各種耀眼的光環,以及牛市的到來,印紀傳媒成爲了資本市場上的佼佼者。

在5個月的時間裏,印紀傳媒的股價從上市當天9.8元/股的收盤價,一度高漲至44.6元,總市值接近500億元。

因爲一度持有70%以上的股權,肖文革所持股份價值高達349億元,首次入選當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並被不少媒體封爲“四川首富”。

在最輝煌的時刻,印紀傳媒放出的大炮一個接着一個。

2015年,返回美國、擔任獨立公司美國DMG娛樂CEO的丹·密茨宣佈,以6億美元收購臺灣東森電視。

儘管強調收購主體爲美國DMG娛樂,屬於獨立行爲,但這個動作,還是被中國臺灣當局認爲是印紀傳媒的意向,收購因此在長達一年的調查後,以失敗告終。

2016年,印紀宣佈可能收購派拉蒙影業的部分股權;次年,印紀又宣佈已籌集2.56億美元的基金,準備收購美國福布斯傳媒100%股權。

這些接連放出的大炮,每一個都格外響亮,但結果基本都變成了空炮:對派拉蒙影業的收購再無後話,對福布斯傳媒的收購只拿到10%的股份。

而在這些空炮的背後,印紀傳媒本身的業績,卻很令人玩味。

在借殼上市時,印紀傳媒進行了業績承諾:2014到2016年,印紀傳媒三年歸母淨利潤分別不低於4.3億、5.58億、7.19億元。

而根據印紀傳媒年報,公司這三年的淨利潤分別是:4.36億、5.74億、7.31億元。

在雪球社區有條評論:印紀傳媒的業績,看起來特別像大學生的成績單,60分萬歲,多一分浪費。

把這些空炮和這些“勉強及格”的成績單聯繫起來,共同指向了一個外強中乾的印紀。

2014年,印紀傳媒的應收款項爲11.95億,佔總營收比例的48.56%,但壞賬計提卻只有1496萬元,僅佔應收賬款的1.21%,而餘下的11億,則通過會計記賬法則,增加了公司的淨利潤。

在接下來的兩年裏,仍然是同樣的手法——2015、2016年應收賬款分別爲12.58億、15.62億,僅分別計提4054萬、5740萬。

但這個手法,卻留下了一個漏洞——按照記賬法則,已滿三年的壞賬,必須要全部計提。

2017年,印紀傳媒的蓋子,終於蓋不住了。

這一年,公司的應收賬款狂飆到21.55億元,壞賬計提比也升至7.5%,達到1.75億元;到2018年,公司的壞賬準備金再翻一倍,達到3.6億元。公司在2018年僅錄得營收3.62億元,歸母淨利潤更是鉅虧17.86億元。

財報一出,印紀傳媒的股價隨之一路狂跌,到2018年4月30日,印紀傳媒變更爲*ST印紀,股價收盤於2.49元/股,市值僅剩44.07億元。

但從“電影教父”巔峯跌落的肖文革,卻隨着股份解禁期結束,瘋狂套現成了人生贏家。

2018年1月30日,肖文革將其持有的印紀傳媒1.07億股股份轉讓給了安信信託,股份轉讓單價12.75元,套現金額13.6億元;當年5月,肖文革又分別轉讓其持有的8142萬股,和印紀華城持有的708萬股,每股均價11.8元,再度套現10.44億元。

僅這兩次減持,肖文革便已套現24億元。

而這遠遠還不是肖文革的全部操作。根據網易清流工作室的報道,自印紀傳媒上市以來,肖文革及其一致行動人,頻繁質押股權34次,截止2018年6月,已將持有的印紀傳媒股票全部質押完畢,質押融資資金合計超過80億元。

2018年7月,這些質押股票紛紛到期,卻根本沒有等來肖文革的回購。

而昔日的“中國電影教父”,則在這一年的12月,被北京第三人民法院列爲失信被執行人和限制消費人員名單。肖文革及其一致行動人印紀華城、印紀時代涉訴事項累計涉訴金額高達78.85億元,其中肖文革涉及的訴訟金額爲57.35億元。

而此時的印紀傳媒,已是嚴重的資不抵債。根據印紀傳媒2018年年報,截至報告期,公司流動負債爲105.12億元,流動資產卻只有25.98億元。

2019年10月10日,印紀傳媒股票因連續二十個交易日的每日收盤價均低於股票面值(1元),深圳證券交易所決定公司股票終止上市。

2024年4月3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發佈公告,裁定宣告印紀娛樂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破產。在公司管理人向法院提交的報告中稱:

印紀傳媒公司銀行賬戶餘額,僅剩371.07元。



從“教父”到“老賴”,肖文革留下了一地雞毛,從2018年開始,便不知所終。“鐵三角”的另兩位成員,丹密茨在上市公司中早已難覓蹤影,吳冰則長期稱病,滯留美國。

這些錢,都去了哪裏?

2018年2月,在DMG娛樂工作了17年的美國員工克里斯·芬頓向DMG娛樂公司訴訟,在起訴書中他提到,吳冰和丹·密茨多次表示,“上市讓我們變得富有”,但最終卻只是老闆們變得富有了。

在起訴書中,他還爆料了更多關於“富有”的細節:

比如美國比弗利山莊的豪宅(價值5000萬美元),比如包括價值2500萬美元的龐巴迪挑戰者850,和價值3000萬美元的龐巴迪全球Global Express這些私人飛機,以及包括賓利、法拉利、勞斯萊斯在內的多輛豪車。

而肖文革還在2015年5月2日前後,也就是公司借殼上市不久,乘坐拉斯維加斯永利酒店的私人飛機前往賭場,並被永利酒店視爲座上賓。

也是在2015年,曾經有記者向肖文革和吳冰提問:到底想賺多少錢?

肖文革沒有回應,吳冰則回答說:

“我沒想過賺多少纔夠,反正賺多了就捐。”

還是網友說的好,這個賺字應該改成騙,捐字也應該改成:

跑。

【參考資料】

[1]《印紀傳媒400億覆滅內幕》 網易清流工作室

[2] 印紀傳媒歷年上市財務報告

[3]《主旋律電影中植入式廣告的冷思考》 中國論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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