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承德日报

难忘编修地方志的岁月

□ 张东伟

1987年9月1日，本来是我所在中学新学期开学的日子，学校领导却通知我到市教育局报到，说另有工作安排。

当时全国兴起了编修地方志的热潮，考虑到我是历史专业毕业，曾写过一些文史方面的文章，因此有关领导研究决定，调我到市教育局新组建的教育史志办公室工作，和陆续调来的几位老师一起编写《承德市教育志》。

那时恰是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同龄人都勇敢投身于改革大潮下海经商，在火热青春中放飞人生梦想。而23岁的我却一头扎进故纸堆里，每天在浩如烟海的陈年档案、图书和旧报刊中，搜集史料，抄写卡片，编辑志书。史志办公室被大家公认为“清苦、辛苦、艰苦”的“三苦”单位，然而我仍坚守着内心的那份热爱与执着，孜孜矻矻，不怕寂寞，与文字为伴，乐在其中。

地方志要求高，史实记述必须横不缺项、竖不断线，由于年代久远，档案资料所存甚少，所以工作难度和强度很大。我经常出差去北京、南京、沈阳、长春、石家庄等地，到各大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那时候交通不便，往往需要辗转多次换车。有时外出连续很多天，为了给单位节省点差旅费，住宿都是找最便宜的旅店，吃饭也多在路边小摊解决，吃不好睡不好。平日经常钻到图书馆、档案馆里翻阅一张张发黄的旧报刊、老档案，有时候多少天也搜不到些许有价值的资料。一次又一次地找那些老教育工作者回忆经历过的往事，支离破碎的记忆都要逐一甄别。记得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位年近九旬曾任伪满时期教育局督学的老人，他耳聋眼花，说话含混不清，我整整和他聊了大半天时间，边采访边整理核实，最终总算理清了一段史实。那时还没有电脑，全靠手写，再一遍遍修改抄写誊清。就这样将近十年时间，工作的枯燥、生活的清苦始终没能改变我的初心。一位大学时最要好的同学很早就下海经商，当时曾极力说服我一起去创业，但我痴迷于志书编写，忙得不可开交，心里根本无意其他。

最难忘的是1994年。那时，修志已经七年，年初《承德市教育志》已经完成初稿，省地方志办公室通知将在年底进行第一届地方志编修成果评奖，时间非常紧迫，可是多年辛苦编纂，我们特别想借此机会得到肯定。于是，我们史志办的同志征得市教育局领导的同意和支持，立即投入教育志出版印刷工作。那段时间，我一次次往返于承德、赤峰、北京、石家庄四个地方，办理书稿出版印刷事宜，虽然辛苦，但是毫无怨言。承德距离省会石家庄600多公里，乘坐夕发朝至的火车需要十多个小时，卧铺票紧张，我经常坐硬座。有时连硬座票也买不到，就带上几张报纸，铺在座位底下，把行李当枕头，将就着睡一宿。

有一次，我背着书稿去出版社审稿归来，从北京乘火车回承德。因为连续下大暴雨，火车夜间11点多行驶到兴隆，突然广播说前方大山里的铁路桥被冲毁，火车要停驶待命，等待桥梁抢修。等到半夜两点左右，广播又说铁路桥暂时不能修复，火车要开回北京。因为着急将审过的书稿送印刷厂，我不能再回北京耽误时间，于是在兴隆站下车，第二天又坐长途客车赶回了承德。一路上，我找了一个大塑料袋套住公文包，紧紧抱着这包书稿，唯恐被雨淋湿或者遗失，尽管困得不行，仍然硬撑着，丝毫不敢合眼。

那年，全国多地发生大范围洪水灾害，很多城市连日暴雨。我为了赶时间，冒雨赶去赤峰市。一路上，看到洪水冲毁了道路，汽车在风雨颠簸中前行，因为火车停运，大量旅客滞留，赤峰到北京的班车已经连续七天没有停驶，两个司机轮换着开车跑，有时看到司机开着车竟然打起了瞌睡。这段多次往返坐车的经历使我落下了心病，每次出门都很紧张，坐车从来不敢睡觉，一直到达目的地，才会长舒一口气。

当时印刷厂能力有限，像我们这部志书60多万字，印刷周期原来预计要一年半时间。因为史志类书籍出版要求更高，需要六次校对。那时，印刷厂刚刚启用激光照排，打字机数量有限，工人力量薄弱，我找印刷厂厂长表示，校对环节会以最快速度完成，希望印刷厂积极配合，最后厂长被我的拼命精神所感动，集中全厂精兵强将支持配合我们。为了校对好这部志书，我提议把一个大学历史系的同学借调过来，和我一起住在赤峰三个多月。我们两人除了吃饭时间，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其余时间全部在校对书稿。校对一遍后，马上送到印刷厂，印刷厂立即组织打字员修改，然后再出一稿，我们再进行新一轮校对。这样拼着劲赶，结果不到半年就完成了志书的出版印刷，这创下了这个印刷厂印刷周期最短的纪录。

当年年底，我们将带着墨香的《承德市教育志》送到省地方志办公室，参加全省第一届地方志编修成果评奖，被评为一等奖。当我手捧着志书和获奖证书激动得泪流满面时，史志办公室其他三位老师看着我的样子，竟都笑出声来。

这段编修地方志的岁月，令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