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句婦孺皆知的名言，最先出自《岳陽樓記》一文。該文章在捧紅了一座吳楚小樓的同時，也令一位極富家國情懷的名臣得以彪炳青史。

岳陽樓

范仲淹出生於公元989年的北宋王朝，一生斬獲的“頭銜”也不少——是當時著名的“改革家、政治家、軍事家、教育家、文學家、思想家”，一個名副其實的“斜杆青年”。

范仲淹出身貧寒，苦讀及第後本想報效國家，卻屢次因剛正不阿的性格與作風，像所有鬱郁不得志的悲劇性忠臣一樣，處處都遭到小人的排擠。

後來終於慢慢在朝堂上站穩了腳跟，便竭力推行“屯田久守”方針、主持了“慶曆新政”，做到了“爲官一方，造福一方”。

《岳陽樓記》

這位大賢六十四歲時，在赴任途中逝世，諡號“文正”，所以他也被尊稱爲“范文正公”。歷史長河淘盡真金，一朝時勢造就一代英雄：單單從“有宋三百年來第一完人”這一評價，大家就可清晰地看出范仲淹在後世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宋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當時的范仲淹正在浙西一帶做官，卻碰巧遇上了當地百年一遇的大饑荒。

此時的北宋王朝，雖說倉廩實、餘糧足，到底還是受限於封建制度的弊端，一旦不幸地撞上荒年，那些種種只增不減的苛捐雜稅，對於普通百姓來說仍是喫不消的。

據宋史記載，范仲淹初步採取的救災措施是：“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由今日的我們看來，這隻能說是“中規中矩”的賑災政策，在當朝歷史上已經是毫無新奇可言了。

范仲淹像

然而翻過這一略顯平淡的“扶貧”之頁後，范文正公接下來的舉動便真正叫人大開了眼界。

宋史記載，吳地的百姓是“喜競渡，好爲佛事”的。

深察民情的范仲淹便乾脆順水推舟，以此作爲切入點，先是鼓勵杭州的大小廟宇修繕佛寺，又大力發展“旅遊業”——敲鑼打鼓地提前開始了“賽龍舟”活動。

而且，這一賽持續時間是相當久的——“從春至夏”。當地居民也十分捧場，紛紛“空巷出遊”。

此時的范仲淹似乎還嫌放鬆得不夠到位，又整天召集了幫文人雅士，一起悠哉遊哉地蕩起雙槳，泛舟五湖上，詩酒伴清茶。

《江上漁者•范仲淹》

范仲淹的這個行爲，和我們學到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完全不相符，范文正公也出現了作風問題了？

即使是相對較腐敗古代，當朝廷空虛、屬地饑荒的絕對危急時刻，自己卻絲毫不理那些堆積成山的案牘公文，反而去沒心沒肺地遊山玩水，甚至鼓勵大家一起去“娛樂至死”——這像什麼樣子？

更何況做出這種糊塗事兒來的，竟然還是盛名鼎鼎的范仲淹名士？

須知在當時的朝堂上，范仲淹樹立的那些政敵可不在少數，此時難得抓到了彼此的把柄，自然要來“義憤填膺”地站出來發聲、行使“爲國除害”的職責了。

於是，雪花片一樣的奏摺都飛過去“彈劾杭州不卹荒政，遊宴興作，傷財勞民。”

范仲淹此時卻不慌不忙地上書一道：“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致轉徙溝壑耳。”

其大概意思就是：此乃我獨一無二的“扶貧”政策，無論是鼓勵大家“居危尋安”，還是從政府方面去支持修建廟宇，用意正是給窮苦百姓提供的更多的“工作崗位”，使他們得以安定生活，一心一意地“致富創業”、“早奔小康”。

反對派至此都被駁得啞口無言，范仲淹也帶領着諸個下轄地順利度過荒年，百姓們對他卻非常感激，不僅順利渡過了災荒，還有了工作，賺了錢。

杭州天平山范仲淹紀念館

這支在宋史上被輕描淡寫的小插曲卻令我感慨良多，排在最前面的，當然是對主人公的敬佩之意。

有時小雨也會禁不住地去想，若是自己處在他當時的位置，大概就只會開開倉、賑賑糧，然後當個“甩手掌櫃”，看着生民奔波勞苦而無良計可施。但偏偏是范仲淹能擔當起這天降大任，偏偏是范仲淹能救黎民於水火，這實在是范文正公治國理政才能的出衆，亦是浙西一方黎民之幸。

其次，便是處理一些棘手事務時的考慮方向。無非是要跳出僵化、固化和形式化的思維圈，想他人所不敢想，另闢蹊徑而已。說白了，就是現如今被各行各業相當看重的創新能力。

所有成功人士的講座上，幾乎都會出現類似意思的箴言：一個人的思維方式決定了一個人的格局，進而決定了一個人最終可以達到怎樣的高度。所以，在凡事處理過程中，都該像范仲淹那樣，適時融入獨特的思考，多嘗試、多反思，這樣做遠比一味的循規蹈矩、停滯不前更寶貴。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淮南子》有訓：“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范仲淹不是一味地開倉庫救濟災民，而是鼓勵他們或去參與賽船的打雜工作，或去寺廟尋工崗，“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從北宋范仲淹起，便不再是一句空頭口號了。

二則是要充分調動一切可調動的資源，爲己服務。范仲淹正是本着“靠山開發山、靠水利用水”的理念，更兼對當地民情的細心體察，見百姓喜歡賽舟、拜佛，便多多在其上做文章。“順其勢，施其事”，自然事半功倍。

果然是范仲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