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中國新聞網

中新社北京4月26日電 題：如何從國際視角透視“新質生產力”？

——專訪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學術副院長兼國內智庫部主任王勇

中新社記者 劉亮

“新質生產力”已成爲中國經濟的一大熱詞。從國內視角看，各界已展開較爲深入的探討和豐富的解讀。從國際視角出發，我們又該如何更好讀懂新質生產力？近日，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學術副院長兼國內智庫部主任王勇，從國際視角來解讀新質生產力。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理解“新質生產力”概念的現實背景？“新質生產力”的提出有何不一樣的時代內涵？

王勇：並不否認，外部壓力使中國不得不加快轉型發展，但從學術視角看，地緣政治變化只是外因，發揮主導作用的還是內因，也就是中國自身經濟轉型升級的內在要求。中央在幾年前就已經提出高質量發展，新質生產力本質上是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着力點。

從供給側看，舊模式、舊生產力所生產的大多是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技術門檻比較低的產品，在國際競爭中已逐漸失去比較優勢。中國人口也已出現負增長，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帶來的低成本優勢不再。

從需求側看，當前國內需求已從數量轉向質量，人們無法容忍嚴重環境污染，全球對過度碳排放的容忍度降低，中國面臨更大國際減排壓力，不能再走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

因此，與其等到國際上倒逼中國轉型，不如自己主動轉型，這也能更好地體現中央在戰略上的主動性、前瞻性。中國向高質量發展和新質生產力轉型，關鍵還是在於發展的內在要求、底層邏輯。

中新社記者：當前，官方對於“新質生產力”的概念內涵有了進一步闡釋。您如何看待其內涵蘊含的關鍵信息？從全球範圍看，是否有其他經濟體提出過類似概念？中國發展新質生產力必要性何在？

王勇：概念上，首先，新質生產力必須由“三高”(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的創新打底。其次，新質生產力要有明確的產業支撐，包括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等。再次，要適應新質生產力，就必須改善和提升相應的生產關係。這就對如何深化各種體制機制的改革，提出了更加明確的要求，涵蓋教育、科技、人才的體制政策等等。

2024年4月4日，天津，小米SU7吸引購車者關注。仲雁銘 攝

從全球發展視角看，新質生產力的提出具有重大意義。經過幾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底部壓力大增，在成本上優勢已不明顯；頂部也有壓力，相對於美國等發達國家，中國很大一部分產品與服務的附加值尚不足，還處於“微笑曲線”的底部，在國際競爭中缺乏獨特優勢。

因此，中國經濟像“三明治”一樣，底部和頂部都有壓力，需要雙線作戰，謀求突圍。

一方面，在底部戰線——即已有的傳統產業上，通過提高效能與質量，以科技進步儘量繼續保持競爭優勢，避免過早的產業外移；與此同時，在頂部戰線必須尋求突破，通過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進入戰略性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等全新產業賽道。這兩條戰線中，底部戰線是守成，而頂部戰線是開拓，且頂部戰線會變得越來越占主導地位。

考慮到地緣政治形勢趨緊，尤其是面對頂部戰線的“斷供”與技術遏制，加大科技創新力度、加快速度發展新質生產力就顯得更爲迫切與必要。同時必須看到，新質生產力除了能提升國際競爭力，還能提升經濟安全與國防安全水平，這與“以進促穩”的內在邏輯是高度一致的。

放眼全球，美國雖未明確使用“新質生產力”一詞，但實踐上一直重視其發展。美國通過有力的產業政策支持新質生產力，尤其在國防部推動下進行技術研發和規模化應用探索，並與商業資本合作推動軍民兩用技術轉化。使其戰略性新興產業如通信、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術等均受益於國防部的支持。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看待“新質生產力”與“舊質生產力”的關係？

王勇：應該看到，從“舊質生產力”轉化到“新質生產力”需要一個過程。如果在政策上“一刀切”，反而“欲速則不達”。

“舊質生產力”既可能體現在傳統產業上，譬如反映爲全要素生產率低，或不符合新發展理念；也可能體現在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上，譬如低質量與低效能，都需要轉向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轉向高質量發展。

2024年4月15日，廣東廣州，第135屆廣交會新能源展區的“太陽能樹”吸引採購商。陳楚紅 攝

中國是一個大國，北上廣深和東部沿海很多地區具備在戰略性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上加速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條件。更廣大的中西部地區依然相對落後，傳統產業的比重依舊較高，因此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實施場景也會更多地出現在傳統產業上。

中國作爲大國，應充分發揮兩大優勢：一是人口衆多、人才資源豐富，可集中力量發展新質生產力；二是地區經濟發展階段差異，形成產業梯度承接，使產業隨技術成熟和標準化，由東部向中、西部轉移，保持產業不離中國。

其實，這也是中國的工業門類爲什麼能夠長期保持齊全的重要原因之一。新加坡、日本以及歐洲很多國家就不具備這個條件，對他們來說，一個產業在國內相對發達地區失去比較優勢之後，國內其他地區要麼規模太小、要麼要素成本差異不夠明顯，只能向海外轉移或被放棄。

中新社記者：新質生產力強調，創新起主導作用。從全球經濟發展歷程看，各國在推動創新發展時，是否有一些值得借鑑的模式或經驗？

王勇：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是創新，創新就意味着巨大的不確定性。比如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就需要大量的、持續的投資，產業何時可以興盛的趨勢還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而未來產業更是連技術方向與產業場景的實現路徑都不清楚，比不確定性還多了一層不可知性。

面對高度的不確定性、不可知性，最好的辦法就是讓市場充分發揮起主導作用，鼓勵企業去不停地試錯和創新。市場和企業家的創新，最關鍵就在於健康發達的金融市場，以及預期穩定和承諾可信的法治環境。

中國作爲一個發展中大國，創新還要遵循平衡原則，就是從0到1的原創新和從1到N的再創新都要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既有從0到1的突破性創新，也有從1到N的改進型創新。

從主要經濟體推動創新的經驗看，美國強於從0到1的創新，但對從1到N的改進型創新則相對不足，造成一定程度的產業空心化，硅谷與傳統工業轉移之後的“鏽帶”兩極分化。相較而言，日本與德國更擅長於從1到N的再創新，尤其是德國，高端製造業基本盤強大，但相對缺少從0到1的原創新，影響國家發展的“後勁兒”。

導致這種差異的原因可能是多重的。美國在人才招攬、高等教育與科研上領先，而德、日則以其一流的工程師和職業技術工人聞名。中國需結合美國與德、日的創新優勢，提升自身創新能力。

2024年4月7日，江蘇海安，在一電子有限公司生產車間內，工人趕製消費型鋰電池產品訂單。顧華夏 攝

中新社記者：當前，中央和地方在積極謀劃政策，支持新質生產力相關產業發展。在您看來，產業政策在推動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從國際上一些主要經濟體制定產業創新發展政策看，是否有需要關注的地方？

王勇：歐美國家都有產業政策，只是實施方式和力度不同。產業政策的關鍵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如何使之更爲有效的問題。對於處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體，對於不同類型的產業，最適宜的產業政策很可能是不同的。

以中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在推進新質生產力發展時，下面幾點值得特別注意：直接免稅或減稅優於先收稅再補貼，可減少行政環節和信息繁複，提高效率；補貼企業應明確客觀標準和退出時間表，避免騙補和延滯；產業政策應與時俱進，隨產業發展階段和瓶頸因素變化而動態調整。

同時，產業政策應保持連貫性和穩定性。對於限制性產業政策，政府應謹慎決策。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投入大、週期長、不確定性高，需要政府堅定決心和長期資本支持。

最後，產業政策要做好國際溝通。中國已經走進國際舞臺的中央。因此，提出發展新質生產力也好，出臺鼓勵性或限制性的產業政策也好，中國一定要事先做好國際溝通。(完)

受訪者簡介：

王勇，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曾任職於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與世界銀行。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博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碩士，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學士。主要研究興趣爲經濟增長、產業升級、宏觀發展、中國與印度經濟、新結構經濟學。論文發表於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等國際頂尖學術期刊以及《經濟學(季刊)》《世界經濟》《中國工業經濟》等國內期刊。

獲2018年首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青年學者獎、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Franklin最佳教學獎，曾主持承擔國家社科重點項目、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