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市場上一桶石油的售價在80美元左右。可以思考一下油價的力量：它激發出了人類的廣泛努力，投入數萬億美元，實現技術突破，並創建了一些全世界最大的公司——所有這些都是爲了從地球上可以找到它們的地方開採化石燃料。

2024年，這些燃料和其他物質的燃燒，將向大氣層排放約360億噸二氧化碳。政策制定者們希望將這個數字降至零。但要實現目標，需要強有力的激勵措施——這就是政府必須儘快給碳排放標價的原因。

碳稅是最有效的辦法。它能把投資引向綠色項目，並使政府可以削減其他的扭曲性稅收。然而，迄今爲止，政治因素已被證明無法逾越。富裕國家擔心能源成本上升和競爭力下降。經濟呈現碳密集型的發展中國家則擔心，他們所付出的代價會超過自己理應分擔的份額。截至2023年，全球徵收充分碳稅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佔比只有不到5%。

另一個選項是碳交易，由政府規定排放限額再由市場定價。有能力增加減排數量的參與者可以向無法減排的參與者出售碳信用。歐盟的碳交易系統是36個同類計劃中最大的一個，涵蓋了全球近五分之一的排放量，設定的每噸碳排放成本最高可達110美元（目前已有所降低，部分原因是清潔能源得到大力發展）。在另外的、未受監管的碳補償市場上，一些具有環保意識的公司可以爲丹麥的碳捕集技術，以及津巴布韋的森林保護提供資金。

然而，將這些市場統一起來，達成某種類似全球統一價格的東西，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碳減排不像實物商品那樣可以互換：監管薄弱國家減少一噸碳排放可能耗費不了多大成本；靠森林實現的碳補償可能化爲烏有，甚至變成徹頭徹尾的欺詐。最粗製濫造碳補償的價格最低可以做到每噸1美元，但只能用於毫無章法可言的“漂綠”行爲。對碳補償採取質量控制雖值得稱道，但依然是任重道遠。除非碳補償措施設計得完美，志在長遠，否則與實際排放量相抵後的結果將使世界進一步遠離淨零。

可行方案已呼之欲出。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專家提出了制定碳價下限的方案，各國政府可以藉助稅收、碳交易或同等措施來制定價格下限。如果將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國家的最低碳價分別設定爲35美元和145美元，再結合足夠高遠的排放目標，那麼這種方法應該足以讓全世界回到將升溫幅度控制在不超過2攝氏度的軌道上來。

現在需要的是達成一項能讓一定數量的大國共同行動起來的協議。例如，歐盟新的邊境調節機制對不符合歐盟環境標準的某些進口商品徵收碳關稅，爲該地區貿易伙伴之間的合作提供了動力。有了得力的激勵措施，人和企業纔會尋求最優和最快的減排方式，進而纔有可能實現巨大的經濟效益。拖延的時間越長，任務就會越艱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