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在《連環畫報》1982年3月號的《百合花》連環畫

每一次讀茹誌鵑的短篇小說《百合花》，我都能受到感動。我覺得，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十七年文學”中，能夠同時成爲文學經典與文學史經典的作品，《百合花》可算其中之一。

小說中的幾個細節，讓人印象深刻：與女文工團員同行去前線的小通訊員，因爲男女間的羞澀，在同行時總是與女文工團員保持一段距離。臨分手時，他不忘記放兩個饅頭在石頭上給女文工團員，而女文工團員在目睹小通訊員犧牲時，又觸碰到了這兩個饅頭。小通訊員在與女文工團員借到新媳婦的婚被後，慌慌張張出門時把肩膀處的衣服撕了個小口子，新媳婦找針線給他縫時，他已經跑掉了，而在小說結尾，當新媳婦明明知道小通訊員已經犧牲，別人勸她不用縫了，她卻“依然拿着針，細細地，密密地縫着那個破洞”。特別讓人感動的是，新媳婦一開始沒有把被子借給小通訊員，卻最後將這象徵着純潔與感情的婚被蓋在了小通訊員的臉上。

這篇小說爲什麼讓我感動？我翻看了對小說的各種解釋，有的說，表現了戰爭時期的軍民魚水情。何以《百合花》流傳久遠呢？而且，從表現軍民魚水情角度解釋，又怎麼理解作品用許多篇幅寫小通訊員與女文工團員的交往呢？還有人說，作品表現了超越愛情的異性美，表現在戰爭中，女性提升了自己的精神境界。但這仍然不能解開我心中的困惑：這樣說，又如何解釋作爲敘事者的女文工團員眼中的新媳婦呢？當女文工團員與小通訊員再一次來找新媳婦借被子時，新媳婦並沒有惱火，反而是“盡咬着嘴脣笑”。雖然女文工團員手中已經抱滿了被子，小通訊員空着手，但新媳婦卻把被子仍然放到女文工團員手中。而小通訊員事後也對女文工團員說，他對新媳婦說的話與女文工團員對新媳婦說的話是一樣的，但新媳婦卻借給了女文工團員而沒有借給他。我們只要想想，小說開篇所寫小通訊員在與自己的女戰友的交往中，都不肯同行，且說了幾句話，都會出一身大汗。那麼，他在向新媳婦借被子時，會是多麼尷尬的表情，而新媳婦看到小通訊員自然不免會感到可笑而調侃幾句，開個玩笑。但事後，新媳婦卻在包紮所裏，不停地東張西望尋找小通訊員，試圖向他道歉：“剛纔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氣了。”

我有點兒明白了，這篇小說反覆感動我的，是人與人之間最細微、敏感、豐富的感受與呵護、溝通，雖然因爲生存環境的嚴酷或殘酷有時難以得到：我們生存的環境，是爲歷史發展的規律、維護社會結構的社會法則所決定的，往往不是爲我們個體生命的生命需求所決定的。誤解、不公、競爭、相互的距離，甚至損害等不可避免；爲了歷史進步、社會發展所付出的個體生命的犧牲，更是需要張揚的。在這種狀態中，我們鮮活的血肉之心漸漸被社會法則所同化而變得像鋼鐵一樣堅硬，我們又把這種能夠承受社會法則的各種打擊的堅硬，視爲成熟、視爲剛強，反之則視爲脆弱，對心靈、情感的忽視由此而生。但《百合花》卻對此提出了鮮明有力的質詢，這正是作品反覆渲染那些細節，而沒有着重寫在一般人看來更能表現小通訊員精神境界的捨身救民工的情節的原因。作品是想以此呼喚我們對心靈與情感的關注。

有着注重現實生存傳統的我們，更多地強調了現實的力量，而忽視了作爲價值形態的力量。學者劉小楓在評價冰心時說過：“讓那些偉男子感到難堪，甚至因難堪而感憤怒的是，弱女子竟然有比他們更苦澀的信念，在任何悲慘和醜惡的處境中都不願拋棄的神聖情懷……”在我看來，這一評價，也是適合於《百合花》的。明乎此，我們也就會明白，這樣一篇短短的小說，是足以與那些書寫時代風雲歷史長河的鴻篇鉅製相併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