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湖南吉首已經到了初夏，其他同學在學校裏上課打鬧的時候，12歲的心怡卻已經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月，每天打針、喫藥。

她正在接受抑鬱症治療。住院前的一個多月，她被“校霸”羞辱、毆打、勒索，在班級裏被孤立，失去朋友。如今在病房裏，心怡會控制不住地哭泣，或者發呆。因爲欺凌者裏有人戴眼鏡，她見到戴眼鏡的人就會有應激反應，以至於難以迴歸學校。

幾乎同時，四川省成都未成年犯管教所（以下簡稱“成都未管所”）內，周昭正規矩地坐在桌前接受教育。來到這裏前，他是學校裏的“名人”，張揚、暴戾。看到不順眼的同學，輕則嘲弄、羞辱，重則把對方打到跪地求饒。直到參與了對一名女生長達4個小時的凌辱、猥褻後，他被法院判刑送入未管所。

心怡和周昭的故事不是孤例。在放學回家的必經之路上，在監控拍不到的校園廁所，在午後空曠的田地，或者某扇緊閉的門後，欺凌可能正在發生。一份2018年-2021年對全國1.3萬多名中小學生的調查研究顯示，19.9%的學生會捲入校園欺凌事件，其中受欺凌者佔16.2%，欺凌者佔0.9%，既是欺凌者又是受欺凌者的佔2.8%。

“沒有人是贏家。”四川省成都未成年犯管教所四監區副監區長潘雷長期接觸未成年犯，其中不乏曾經的欺凌者。令他意外的是，少數被欺凌者最終也因爲盜竊等非暴力犯罪服刑，人生被徹底改變。

“在他們面前哭，會被打得更慘”

王磊一直沒有勇氣點開手機裏女兒被欺凌的視頻，直到在派出所陪心怡做完筆錄。他記憶裏，那幾分鐘無比漫長，等到視頻進度條走完，他發現自己的手在顫抖。

視頻中，心怡身穿校服，在校園的角落裏被欺凌者逼迫下跪。傍晚天色逐漸變暗，不少同學舉着手機、打閃光燈錄視頻，把欺凌現場圍得水泄不通。

耳光落下前，欺凌者會把心怡額前的頭髮別到耳後，然後開始“遊戲”：比誰扇耳光速度快、扇得響、連續扇得多。要不是用手背快速擦眼的動作，很難看出被打者在流淚。“我不能在他們面前哭，不然會被打得更慘。”心怡說。

欺凌始於2024年初一寒假過後的一句傳言，心怡回憶，“打我的人說我在背後講了她壞話，但是我沒有講過。”

類似的欺凌理由，潘雷聽過很多次。在成都未管所，他和同事一起做過調研，發現校園欺凌的開始往往是“以瑣事施暴的荒誕藉口”。

在潘雷看來，“欺凌者一般敏感多疑、自尊心脆弱，會對被欺凌者一個‘微妙’的眼神、一句不經意的‘冒犯’糾纏不放，如果對方不肯低頭，那就要動用自己的‘權力’。”

潘雷管區的一個未成年未成年犯周昭就有過欺凌他人的經歷。在學校裏，他和朋友常常與別人發生衝突，一件小事就能成爲他們去挑釁欺負別人的藉口。有次在食堂喫飯，只是因爲他的“兄弟”認爲一個學生插了隊，周昭一夥就把對方拉到寢室打得頭破血流。

欺凌給受害人帶來的不僅有身體傷害，他們的精神世界、社交關係也會受到不同程度影響。心怡捱打的視頻被欺凌者發到了微信羣裏，最終在社交平臺上傳播。她因此成爲了學校裏的“異類”，本來就不多的朋友也紛紛和她保持距離。甚至一些她之前的“朋友”，也慢慢加入了施暴者的行列中。心怡說，她不恨這些人，“他們也很難，如果不打我，他們就會像我一樣被打”。

心怡的遭遇，心理諮詢師尹己秀並不陌生，來找她做諮詢的抑鬱青少年中，很多人的噩夢都是從被欺凌開始。

尹己秀說，青春期的孩子正處於對同伴強烈渴望的階段，被欺凌的時候，會在人際關係感到無助，覺得告訴父母沒有用後，又沒有人幫助，他（她）就會不斷退縮，開始對身邊的事情喪失興趣，不願意去上學，不願意跟人溝通，很多孩子開始出現自閉的狀態，嚴重的甚至會自殘。

記者以“霸凌”“校園欺凌”爲關鍵詞進行檢索，在200多份相關裁判文書中，有些被欺凌者身體受到傷害，有些患了抑鬱症，甚至有人發生衝突致死……

沉默的被欺凌者

心怡被欺凌的一個多月裏，王磊也不是沒有發現異常，“從今年寒假後返校，女兒就開始變得沉默”，他原本以爲是女孩子長大了，開始有心事了，沒再多問。

不僅如此，王磊發現，女兒身上還時不時出現傷痕。有次放學回家，女兒嘴角帶血，他詢問緣由，女兒說“放學時同學都着急出門，不小心撞到的”。但王磊不相信這一說辭，要去學校找老師弄清情況，卻被女兒阻止。

直到出事后王磊才明白，女兒擔心就算他找到學校，老師一般只會對欺凌者批評教育，或者讓他們寫檢討，這些沒有太多實際作用，“我女兒擔心他們加倍報復。”

心怡的沉默和不反抗，招來了更多無理的要求。其中一個欺凌者開始要求心怡每天上交5塊錢的“早飯錢”，一個“老大”吩咐“小弟”跟心怡要煙，一週時間內拿不出來就會被圍毆。

飯錢被要走後，每天早晨心怡要做“二選一”的決定，餓肚子，或者捱打。她大多選擇前者，這樣她可以少挨一頓打，放學後也可以早點回家。餓得不行時，她就和周圍的同學要一點喫的，看不過去的同學會分一點麪包給她。

王磊一直想找到答案，受害者爲什麼是自己的女兒？但他發現，心怡跟欺凌者之前幾乎沒有交集，更沒有發生過沖突。他能想到的，是女兒內向、膽小，“一個弱者形象。”

後來女兒告訴他，之前自己臉上起過紅疹子，留了疤，再加上皮膚有些黑，班上的同學就嘲笑她，叫她“黑妹”。女兒因此被孤立，唯二的兩個朋友也是外班的。

別人眼中的“弱”和“怪”，讓女兒成爲了欺凌者們的獵物。

在另一名被欺凌者的講述裏，也是因爲自己的“不同”，讓他成爲了集體中的“另類”。這名男生因爲聲音細，性格內向，又不擅長體育運動，同學就給他取了個綽號“娘炮”。逐漸地，言語嘲笑變成了身體欺凌，有人曾扒掉他的褲子檢查他“是男生還是女生”。

一次課間，他站在窗邊望遠，這位曾扒他褲子的同學突然上前拉着他一條腿，讓他像青蛙一樣單腿蹦跳，任他求饒也沒有被放過，三四分鐘後同學才停下。

在尹己秀的從業經歷裏，坐在對面的孩子講述過很多次類似的故事。在她看來，霸凌的實質是一種權力爭奪，很多孩子會想“你跟我不一樣那你就是異類，那我就要去欺負你”。

青少年時期的欺凌，可能會讓整個人生蒙上陰影。尹己秀回憶，在給一些成年人做諮詢時，很多時候會追溯到那段充滿昏暗、得不到支持、覺得自己被全世界拋棄的時光。

在成都未管所，一些被欺凌者的悲劇最終走向了另一種極端——犯罪。在遭受欺凌的過程中，很多受害者的人格被破壞，有些選擇沉默、忍受，但也有人通過別的方式發泄。在成都未管所，有過被欺凌經歷的未成年犯，最常見的罪名是盜竊，以及其他既隱蔽又非暴力的犯罪。

潘雷發現，這部分未成年犯大多性格內向，不願主動與他人交流，在日常改造中也表現得膽小、懦弱，經常否定自己，遇到矛盾糾紛時常表現爲哭泣、自閉。

從被欺凌者變成施暴者

“爲什麼要欺凌別人？”面對曾是欺凌者的未成年犯，潘雷總會提出這個問題。

“跟人打架的時候，我的腦子像充血了一樣，整個人十分亢奮，似乎感覺不到拳頭的痛。”周昭這樣回答。當然，他也感覺不到對方的恐懼和痛苦。直到對方遍體鱗傷，向他跪地求饒時，他才感到一種由內而外的滿足，“這個人被我打服了。”

潘雷發現，欺凌者的一個典型心理特徵就是以他人痛苦爲樂，很多欺凌者施暴前甚至沒有明確的計劃，只享受欺凌別人的過程，“他們肆意發揮人性中的惡，讓被欺凌者痛苦不堪，而這種痛苦恰恰能讓他們獲得成就感和滿足感。”

在成都未管所的另一個管區，羅威也因爲故意傷害罪正在服刑。在學校時，他常常欺凌同學。但實際上，他也曾是個被欺凌者，小學時高年級學生經常向他索要零花錢，拿不出來就會捱打。最重的一次，他的衣服都被撕壞了，還把他扔進了廁所旁邊的垃圾房裏。

後來，他通過同學的哥哥介紹，找到了一幫“社會人”幫他報復。動手那天，羅威就站在旁邊看着，從欺凌的受害者成爲了旁觀者。一開始，他還感到害怕，後來跟着這幫人再圍觀幾次，就慢慢“適應”了。

那些高年級壞孩子沒有再欺負羅威，這讓他覺得，暴力可以解決很多問題，可以讓別人怕他。最關鍵的，打人似乎也沒什麼後果，最多也就是請家長或者寫檢討。他開始跟那羣社會上的朋友混在一起，經常請他們喫飯、上網、打遊戲，也跟着他們去打架。

他從這些“朋友”那裏學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徹底擺脫父母的控制。

“那幫人教我，多氣一下父母，他們就不管我了。”羅威更放縱自己，在父母面前也更加肆無忌憚，過去那些作用在他身上的約束、規則開始逐漸失效，他也變得暴戾、喜怒無常。

對於欺凌，他最終成爲了一個參與者，而不僅僅滿足於旁觀。在學校，如果有人在背後說他壞話，或者只是看誰不順眼，他就直接用暴力解決，去欺負比自己弱小的人。

直到2022年11月的一個晚上，羅威和同伴在回家路上遇到之前有過節的人。“我們衝上去就打他們，對方越反抗，我就打得越兇。”被暴力快感衝昏頭的羅威掏出隨身帶的刀子，捅向對方。

面前的人倒下，打架現場瞬間安靜下來，羅威被嚇住，然後逃跑，再也沒有了之前的膽量。

如今，在成都未管所，脫離了小團體，他又變回了原來的樣子，封閉、懦弱。潘雷記得，有次羅威和組員發生了肢體抓扯，民警通過調取監控視頻和詢問在場人員還原了事件的經過，發現主要過錯在對方，羅威是被欺負的一方，但他並未向民警反映真實情況。

家庭和學校教育失靈

在周昭的記憶裏，自己和父母的關係從小學時起就已經開始緊張。他轉過學，因爲難以適應新環境，成績下滑，開始厭學。逐漸地，他變得貪玩，常常逃學、打架。

周昭的父母經商，平時和自己交流很少。他回憶，父母一開口就是自己的各種不是，跟他強調學習。周昭完全聽不進去，爲了避免跟父母發生爭執，他在家儘量少說話。這樣一來，家裏的氛圍變得更壓抑緊張。周昭逐漸感到難以忍受，“一分鐘也不想在家裏待着。”

不回家換來的是更加嚴格的約束。首先是經濟控制，想買東西，就需要讓父母滿意的考試成績。他做不到，開始到處向朋友借錢。借了又還不上，就只能向父母撒謊。親子關係越來越疏離，父母也越來越不信任他，即便他講的是事實。

其次是時間控制。羅威的父親覺得時間就應該花在學習上，玩就是浪費生命。羅威喜歡打籃球，有次他去小區裏打球，但父親只給他20分鐘時間。20分鐘後，父親真的出現在籃球場邊，讓他回家。羅威覺得很丟面子，拒絕了父親的要求。他沒想到，父親當着朋友的面給了他兩耳光，黑着臉喊他“爬回去！”

這種打罵幾乎是家常便飯，父親喝醉酒之後的暴力行爲會進一步升級，有時會讓羅威心生恐懼，在家都不敢發出聲響。

爲了找到情緒出口，羅威把在家的壓抑發泄到了外面。他和一些興趣相投的同學，甚至是“社會上的朋友”混在一起。“和他們在一起，不管是打架還是喝酒，我都覺得開心。”

尤其是在欺凌同學時，拳頭落下，更能讓他感到釋放。

“通過對犯羣的調研，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隱藏在欺凌事件中的關鍵因素，就是家庭和學校教育的失靈。”針對近年收押的罪犯，潘雷和團隊通過對罪犯進行談心談話、向罪犯家屬瞭解成長軌跡、對案情進行復盤推導等方式，做了許多調研。

潘雷發現，這部分未成年犯和父母的關係大多比較緊張。很多是親子溝通較少，對孩子只是物質上的照顧，或者父母只關心孩子的成績。

另一方面，這些未成年犯很多從小沒有養成好的學習習慣，而且他們中留守兒童和寄宿學生的比例相對較高，這就容易形成小團體，由於缺乏正確的引導，經常用暴力解決問題；而校方更多地注重升學率，只關注成績優異的學生，疏於對學生在思想品德、法律法規、人際關係等方面的教導。

從2016年開始，一個名叫“同伴行動”的改善校園欺凌項目在山東濟南的多所中學發起。

項目採用了應用戲劇的形式，戲劇由招募的中學生創作，很多人的經驗來自日常看到或經歷過的事情。

令項目負責人趙菁印象深刻的是，在其中一個劇裏，一個“老師”說，當他發現學生之間有矛盾時，安慰過被欺凌的孩子後，說了一句“你也要反思你自己，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好像老師覺得他站在一個相對公平公正的角度，但對被欺凌者來說，這是受害者有罪論，一點公平公正的感覺也沒有，很多學生的求助會就此打住。”

陝西婦源匯性格發展中心的艾老師在一線做了五年社工。她認爲，現在改善校園欺凌實踐中存在的一個問題是，老師應該做什麼，家長應該做什麼，沒有人教。“很多時候，我們會建議被霸凌的孩子告訴家長、告訴老師，然後呢？

漫長的傷痛

從4月初開始，心怡就一直在醫院裏接受抑鬱症治療。

如今在病房裏，她還是會時不時想起被欺凌的那段日子裏，自己對學校的恐懼。那是種無法排解的痛苦，有一次她在班級裏撿到刀片，劃在手腕上。有幾次她甚至想過跳樓，她曾在學校的樓道口徘徊，“不如就此解脫。”但想到自己的父母，她又停下了腳步。

王磊從警方那裏得知，參與欺凌女兒的一共有15人。一份心怡的診斷書記錄了他們的欺凌後果：左耳膜穿孔，同時身體有多處挫傷，抑鬱自評量表測出她有中度抑鬱症狀。

“前兩天我看見心怡在牀上使勁地搖頭晃腦，嘴裏還一邊嘟囔着什麼。”看到這一幕，心怡的母親楊之華瞬間紅了眼眶。

與欺凌者有關的一切都會讓心怡感到害怕。楊之華透露，有一個戴眼鏡的女生，下手很重，所以她非常害怕戴眼鏡的同齡人。不僅如此，心怡看到學校老師出現在醫院，情緒就會忽然崩潰。“學校的領導都知道我被打了，但事情還是沒有解決。那些人一定還會再來打我的，我好害怕。”她對母親說。

一個月來，心怡的病反反覆覆，但總算有一點好轉。按照王磊夫婦的打算，心怡康復後，還要幫她辦理轉校。但她已經畏懼了學校，“我害怕上學，也不想交朋友，交朋友也沒什麼用。”

這幾天，心怡在手機上看到同學們出去研學的視頻，那裏有幾個霸凌者的身影。她還沒等到欺凌者的道歉，這讓她困惑。“爲什麼欺負我的人好像什麼都沒發生，而我還要遭受這些？”

（文中心怡、周昭、王磊、羅威、楊之華均爲化名）

新京報記者 秦冰 趙敏 實習生 郝哲琳 張新惠